文/邢鐵

《一路走來四十年》系列共四篇，曾發(fā)于2021年3月，現(xiàn)應廣大讀者要求重發(fā)。

作者簡介：1957年出生在冀南平原的新河小鎮(zhèn)，中學畢業(yè)后做過臨時工和代課教師。1978年開始陸續(xù)在河北師范學院、云南大學和南開大學讀書，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畢生以史為業(yè)，讀書教書寫書?，F(xiàn)為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作者上大學時期

從1978年秋天開始，除去在云南大學讀研究生的三年，我一直在河北師范學院歷史系（今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讀書教書，對學校的改革發(fā)展歷程有著切身的感觸，覺得有些東西應該寫下來，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學、也為我們這些人留下一些記錄。前幾年，承蒙省政協(xié)文史委員會約稿，我寫了兩篇回憶文章，前一篇寫的是在這里讀書的情景，是為紀念我們“七八級”畢業(yè)30周年寫的，刊登在《文史精華》2012年第3期；后一篇寫的是在這里教書的經(jīng)歷，是為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寫的，刊登在《文史精華》2017年第2期。2018年秋，我們年級籌備入學40周年紀念活動，我就把兩篇文章整合在了一起，與同學們共同追憶過去的時光，并匯報一下這些年我們歷史專業(yè)的情況。

一 、我們“七八級”的大學生活(上）

我們年級的全稱是“河北師范學院歷史系七八級”，1978年秋天入學，1982年暑假畢業(yè)。那是一個能靜下心來讀書的年頭，國家雖然很窮，上大學也不收取任何費用，畢業(yè)后全都分配工作；條件雖然艱苦，風清氣正，大家的心情都很舒暢，覺得有希望有奔頭。

1.洋河灘上的大學

我們入學的時候，學校還在宣化城西南十幾公里的洋河灘上。我們在這里讀了三年，大四的時候才搬到了石家莊。

這所普通的地方師范院校曾經(jīng)有過高貴的身世：最早可以攀上1902年北京的“順天府學堂”和1906年天津的“北洋女子師范學堂”，但那都是中學的規(guī)模；可靠的譜系從大學算起的話，應該是1949年8月始建于天津的“河北天津師范學院”。1958年歷史、中文等專業(yè)從天津搬到北京，參與組建了“河北北京師范學院”；1969年年底以戰(zhàn)備的名義被趕了出來，搬到了北京西北150公里、隸屬河北省張家口地區(qū)的宣化，稱為“河北師范學院”了。

宣化地處游牧交界地帶，曾經(jīng)是塞外的軍事重鎮(zhèn)，唐代稱為武州，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幽云十六州”，就包括這里；李自成進北京，也是從這里一路南下打過去的。我們入學的時候，宣化古城已經(jīng)風光不再，只有鼓樓牌匾上乾隆御書的“神亰屏翰”四個大字，訴說著自己往日的重要和輝煌。當時宣化的行政建制很特別，是張家口地區(qū)所屬張家口市下面的一個“區(qū)”，級別比市小，比縣大，算是對當年“京西第一府”的一種尊重。其實，這里距張家口市區(qū)還有將近30公里的路程。

原來學校在北京的時候，為了落實毛主席“教育必須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chǎn)勞動相結合”的指示，給師生提供勞動鍛煉的場所，就在宣化西郊6公里的洋河灘上建了一個大型農(nóng)場，并且有了整體搬遷到這里的動議，已經(jīng)蓋了一些房屋。冥冥之中為自己安排下了一個落腳點。

我們是在10月21日報到的，按農(nóng)歷是九月二十，霜降時節(jié)的塞外已經(jīng)有些寒意了。傍晚我在宣化火車站下車后，按照入學通知的說明，自己買票坐4路公交車，出城往西南走了半個多小時，到“師院”站下了車。沿著簡易的柏油路和小土路走了一陣子，過了一道溝，打問了幾次，才找到了我們報到的地方——文史村。

這是在一片丘陵荒灘上建成的校園，東西南北都有兩三公里，后來看到院史上說占地2455畝，加上東北角上的農(nóng)場，應該遠不止這個數(shù)。整體看上去，這真是一個“沒有圍墻的大學”，甚至與當?shù)氐拇迩f農(nóng)田沒有明顯的邊界，校園與農(nóng)田菜地相互交錯著。中心地帶標志性的建筑群，是辦公樓、體育館、一座醫(yī)院兼招待所的小樓和兩座連著階梯教室的三層教學樓。老師們住在東頭靠近4路車終點站的地方，都是一家一戶的獨門小院。

八個教學單位分成了三撥，入鄉(xiāng)隨俗，都叫做“村”，政教系、物理系、化學系和文體系在最南頭，剛來的時候沒有行政辦公樓，學校的各行政處室也在這里辦公，所以叫做“院部村”；數(shù)學系和外語系在西面，叫做“數(shù)外村”；中文系和歷史系在北面，叫做“文史村”。我們從“文史村”到教學樓有五六百米，到4路車站和“院部村”都有一公里多，離“數(shù)外村”有七八百米。

各個“村”與當?shù)氐挠诩彝?、江家屯一樣，也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唯一像個“單位”的地方，是一圈彎彎曲曲的紅磚圍墻，兩尺多高，矮得奇怪，我以為是為了省磚，后來才看明白，原來這圍墻有五六尺高，里面基本上還是原來的高度，外面已經(jīng)被大風卷來的沙土堆埋了大半截。圍墻的連接處，是一個沒人看守、晝夜都不用關閉的鐵柵欄門，朝南敞開著，如同村口一樣，指點著我們可以從這里進村。

學校的規(guī)模很小，才八個系，一千名學生。人少場地大，集體活動很方便，那時候經(jīng)常開全校師生大會，正規(guī)的大會在體育館，一般的會在院部村的露天操場，放張桌子就行了，連麥克風都用不著。除了體育館，教學樓的南面和西面還有兩個露天場地，稱為“風雨操場”，都有四五個足球場那么大，一個用來開全校運動會，有個坐西朝東的簡易的主席臺；一個用來放電影，中間豎著一個鐵架子。我們上體育課用不著這么大的操場，平坦的小場地有的是。冬天的體育課學滑冰，把小操場平整好，圍一圈土埝子，潑上水，凍一會兒就成了。

這個地區(qū)俗稱“壩上”，地勢向東南傾斜，是蒙古高原到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總是從西北卷來狂風，一連好多天刮個不停，有同學作詩謅詞，說“大風起兮，遍河北師院，非沙即石也?！碑?shù)厝送ㄋ椎恼f法，是“一年兩場風，從春刮到冬”，一場風可以刮半年?？耧L卷起漫天的黃沙，睜不開眼，房間里到處是沙土，白天打開熒光燈，燈管全是綠的。最可怕的是冬天，從西北高原傾瀉而來的風很硬，干冽清冷，再厚的棉衣也能一風吹透。

洋河灘本來是個辦農(nóng)場的地方，也是個駐軍練兵的場地（1981年秋天的全軍大演習就在這里，學校搬走以后這里成了51056部隊的營房），實在不具備辦大學的條件，在那個年代硬是辦起來了，而且辦了十多年。不過，當初這里像是一個避風港，離開了“文革”風暴的中心，倒是讓老師們喘了口氣。到“文革”后期，形勢稍微平靜，老師們又開始鉆研自己的學問了。王樹民先生回憶說，他在宣化的時候，宿舍里沒有桌子，就把切菜用的小木板翻過來寫字，修改好了《史部要籍解題》一書；胡如雷老師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是“文革”前夕在北京的時候寫成的初稿，在洋河灘上的小平房里最終修改完成的…… 這些都是后來聽說的。我們入學的時候，老師們來這里已經(jīng)10個年頭，已經(jīng)學會“村”里的生活了。

據(jù)說寫大學生活的文章有個規(guī)律，凡是在校生寫的，大都是批評意見；凡是老校友寫的，大都是美好記憶。我們的大學生活說不上美好，也同樣難忘。1992年我們年級畢業(yè)10周年聚會，我在紀念冊上寫道“我們的班級十年前就成了歷史，溫馨的記憶依然是那樣清晰：塞外的風沙、文史村的平房，還有那個時候的你”，宣化洋河灘已經(jīng)是我們永遠的記憶。2002年百年校慶來了很多老校友，我們歷史文化學院自己先搞了個聚會，我在簡短的致辭中特意提到了宣化：“在‘文革’那樣的時候，在宣化那樣的地方，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的隊伍沒有散，信念沒有變，學問沒有丟，帶著累累的傷痕頑強地走過來了。在我們的百年校史上，寫下了悲壯而難忘的一頁。在此我提議，讓我們向從洋河灘上走過來的老師們表示特殊的敬意！”在長時間的掌聲里，很多人的眼圈都紅了。

2.年齡懸殊的同學

高考制度改革，就是恢復“文革”以來中斷了的大學考試招生制度，是1977年8月初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決定的。我在偏僻的故鄉(xiāng)小縣城，一點兒消息都不知道，10月21日才從廣播里聽到，才著手準備。當年年底“七七級”第一次考試我參加了，初選后體檢、政審，然后就沒有了消息。接著又參加了第二年夏天“七八級”的考試，才考取了。第一年考試由各省組織命題，第二年開始全國統(tǒng)一命題，兩次考試的科目相同，文理科都考政治、語文和數(shù)學，都是100分滿分；文科加考歷史和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學，第一年加考科目各50分，總分400分；第二年各科都是100分，總分500分，比第一年考試規(guī)范了。

第一年除了報外語專業(yè)的不用考外語，第二年外語只是參考分，不計入總分，因為“文革”期間很多地方?jīng)]有開過外語課，從1979年開始，才逐漸按比例計分。我們讀中學的時候有英語課，第二年本來是應該考的，我們縣招辦的工作人員理解錯了，以為像第一年一樣，除了報考外語專業(yè)的都不用考，所以沒有給報上，都沒有考。

高考是1966年中斷的，12年了，積壓了好幾撥人，加上當時大學很少，每年全國只招三四十萬人，競爭特別殘酷，1977年河北省的錄取率僅為4.7%，1978年全國的平均錄取率為6.6%；文科考生多專業(yè)少，錄取率更小，據(jù)說1978年只有3%。河北省1977年的初選線是242分，1978年是300分，按百分制來說都是60分及格初選，因為招生少，所以分數(shù)線定的比較高。

“文革”以前中學畢業(yè)的考生年齡大了，歷史、地理復習起來相對容易些，大都選擇考文科。對于我們這些“文革”期間讀小學中學的來說，說是復習，其實是從頭學，因為我們哪門課都沒有正式學。我在高中學過幾節(jié)歷史課，批林批孔的時候講儒法斗爭故事，記住了幾個歷史人物，地理課從來沒有上過，但歷史地理總比物理化學容易，仗著年輕記性好，死記硬背，也只敢考文科。所以，跟后來正相反，我們那兩屆考文科的比理科多，我們縣總分前幾名的都是文科。

有一次孩子問我，你們那時候上大學讀書，真的是為了“振興中華”嗎？年輕一代不了解我們當時的處境，我們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只是想盡快從農(nóng)村逃出來，因為農(nóng)村太窮太苦了，我們村的工值不到兩毛錢。報志愿的時候，對學校和專業(yè)都不怎么在意，能上就行，上了大學戶口就能“農(nóng)轉非”，吃商品糧，就有“鐵飯碗”了。城里非農(nóng)業(yè)戶口的“干部子弟”上大學也很迫切，尤其是在農(nóng)村插隊的知青，我們一起復習的一位女同學，自身條件和家庭條件都很優(yōu)越，從知青點選到縣廣播站做播音員，相當于現(xiàn)在的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令人注目和羨慕；頭一年考取了邢臺師范學校代辦的中文大專班，用來培訓老民辦教師的，兩年制，很不正規(guī)，她竟然也去讀了。特殊年代的特殊處境和想法，導致了今天看來很難理解的怪現(xiàn)象：理工農(nóng)醫(yī)的考生扎堆兒報獸醫(yī)，農(nóng)林院校的生源空前絕后地好；我們縣總分前四名的考生，分數(shù)與錄取院校的檔次正好擰個：第一名賈錫元，“文革”前高中畢業(yè)，上的張家口師專中文系；我是第二名，沒敢報重點，第一志愿就是河北師院歷史系；第三名白庚民也是“文革”前畢業(yè)的，上的蘭州大學歷史系；第四名程懷靈最幸運，上了南開大學哲學系。

那時候我們對大學的了解非常少，甚至搞不清楚文科理科、?？票究剖窃趺磪^(qū)分的。入學以后發(fā)現(xiàn)大家的狀態(tài)都差不多。本來，河北師院是個排名靠后的普通本科院校，夠提檔線300分就可以錄取，我們班超過335分重點線的有一多半，我367分，比我高的還有好幾個，最高分是齊長虹的403分，因此得雅號“403”。她是北京知青，在承德山區(qū)插隊，憑這分數(shù)完全可以進入北京的好學校，也糊里糊涂跑到我們這兒來了。在歷史系的開學典禮上，副系主任閻躍斌老師介紹情況，說到我們的學制是四年的時候底下一片驚訝：很多人還以為三年呢，因為“文革”以來大學都改為三年制了。

我們這一屆歷史專業(yè)錄取了84個人，分成兩個班，上課、活動都在一起，還經(jīng)常與“七七級”合并上大課。同學們的平均年齡大，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也大，最大的三十五六歲，占了三分之一，“文革”前夕讀的中學，稱為“老三屆”，已經(jīng)在社會上混了幾年甚至十幾年，并且早已成家、家有兒女了；我入學時21歲，我們這個年齡段的最多，占半數(shù)以上，“文革”期間讀的小學和中學，已經(jīng)工作或勞動了四五年的時間；還有幾個應屆高中畢業(yè)考上來的“小崽兒”，只有十六七歲，比班里的老大哥小一半。真正稱的上流行歌曲里唱的“八十年代新一輩”的，主要是我們后兩撥。

同學中工農(nóng)商學兵各行各業(yè)都有，其中的“兵”有現(xiàn)役軍人，也有退伍兵，我們班長殷蘭庭、副班長李如慶都當過兵，老殷還立過三等功。我們宿舍8個人，沒有應屆畢業(yè)生，3位“老三屆”，楊愛民是石家莊三中的老師，高崇是邢臺醫(yī)療器械廠的車間主任，張錄平當過兵，退伍后在他們縣五金廠修自行車；另外5個人中，我在我們縣中學做刻寫員，王萬里是石家莊市的下鄉(xiāng)插隊知青，牛靖華是他們村的團支書，喬福錦在公社中學當民辦教師，韓慕愈只讀過小學，在他們縣當采購員。

當時有個口號叫做“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指的是“文革”耽誤的讀書時間，我們真是這樣想，這樣做的，時間抓的很緊，有的勤奮刻苦到了自虐的程度。不過，從后來全國“七七、七八級”的整體發(fā)展情況看，學文科的還可以彌補，尤其是學影視、美術的，出了很多超越性的作品，做人文社科研究的也有一些成就；學理工科尤其是理科的明顯不行，因為做原創(chuàng)性研究的年齡過去了，已經(jīng)“奪”不回來了，只能是授業(yè)教課。還有一些同學已經(jīng)被生活消磨的沒有了遠大志向，讀大學僅僅是為了轉戶口、找個正式工作而已。這是后話。

我們都是穿著舊衣服、扛著舊行李卷入學的，并不是刻意保持艱苦樸素的革命精神，確實是沒條件。那時候買衣服要用布票，每人每年只能消費1丈7尺3寸，想多買都不行，大家穿的都是藍色灰色的粗布和勞動布，寬袖肥襠，膝蓋、肘腕和肩膀上打著補丁。冬天不分男女，都是厚重肥大的棉衣棉褲，裹著臃腫的棉大氅。上體育課或開會的時候，拉出來站隊，老的老小的小，灰蒙蒙一片，像電影里的雜牌軍，有個順口溜說：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燒炭的，仔細一看，河北師院的?？墒牵臀覀冞@些行頭也有人惦記，圍墻低，大門是個擺設，小商販和撿煤核的可以隨便出入，有時候順便就把晾著的衣服拿走了。他們唯一欣賞的，可能是這些衣服比他們家的干凈。

生活最舒服的是幾個“調干生”，他們是工作5年以上的正式職工，上大學期間可以帶工資，雖然三四十元，在當時也算是“大財主”。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倒沒什么，不用交學費和書費，住宿費更沒有聽說過，而且每月發(fā)給生活費和助學金，自己吃飽全家不餓。最困難的是農(nóng)村來的年齡大的同學，沒有工資，老婆孩子還在農(nóng)村，他們不能從家里帶錢，還要把幾塊錢的助學金省下來，寄到家里補貼生活。我們班長老殷有兩個孩子，二女兒是入學報到的那幾天出生的。有一次他跟我講，當兵、當民辦教師十幾年了，家里什么都沒有，桌子舊的不能用了，也買不起新的，一條腿用鐵絲捆著。我不好意思說，其實，我們家好長時間連個舊桌子都沒有，用磚頭支著木頭箱子當桌子。

我們入學的第二年，農(nóng)村開始搞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各干各的了，給農(nóng)村來的年齡大的同學增加了很大負擔，他們家里的地只能靠老婆孩子和年邁的父母耕種，還不如生產(chǎn)隊的時候，能互相幫襯。一時間，在這些同學中引起了思想波動，請假回家的多了起來，有的同學甚至說，如果知道分地就不考大學了。看到這些同學的困境，我有些后怕，上大學之前我的戶口也在農(nóng)村，家里就我和姥姥兩個人，我在中學當刻寫員，算是代課教師，按規(guī)定把30元工資的35%交給生產(chǎn)隊，記全勤工分，不用下地勞動，就可以分到口糧。真應該感謝那個時候的集體生產(chǎn)方式，感謝我們那個“三街三隊”。我們學校農(nóng)村生源多，學校了解這些同學的情況，專門開了個大會，請剛從縣委書記任上調來的一位學校黨委副書記做報告，講分田到戶的意義和好處，讓這些同學打消顧慮，安心學習?；厮奚岬穆飞希覀儼嗟耐鯐髡f“這些道理我都知道，不解決實際問題。眼下我發(fā)愁的是，我們家的地誰來種呢？”畢業(yè)分配的時候，一些年齡大的同學本來有機會留在城市里，為了幫助家里種地，要求回了原籍的縣鄉(xiāng)中學。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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