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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重要的文學和歷史作品僅存于一兩份手稿之中。如果這些手稿遭遇不測，那么我們對于過去的認知可能會發(fā)生重大改變。

羅馬作家盧克萊修（Lucretius）于公元前50年左右創(chuàng)作的長詩提供了一個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從許多方面來看，它都不像是會被中世紀修道士抄錄的作品，因為它呈現(xiàn)了一種完全唯物主義的宇宙觀。

盧克萊修說，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虛空；原子數(shù)量無限，有大小和形狀，但沒有顏色、氣味等內(nèi)在屬性，它們的不同組合構(gòu)成了世間萬物。宇宙是無限的，包含許多世界。說神創(chuàng)造了我們的世界是“愚蠢的行為”。世界將會終結(jié)。

心靈或精神是終將消亡且具有物質(zhì)性的，因此無法脫離肉體存在。死亡就是終點。宗教儀式和典禮沒有效果。因此，不存在不朽或非物質(zhì)的靈魂，沒有來世，一切都可以通過物質(zhì)運動來解釋。

然而，盡管有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盧克萊修詩歌的存世完全依賴于加洛林時期抄寫的兩份手稿，其中一份可以確信曾在宮廷之中，并由愛爾蘭學者鄧加爾（Dungal）研讀和批注。我們無從知曉是誰委托抄寫了它們，或者抄寫員對此作品有何看法，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一古代唯物主義哲學最冗長、最雄辯的表達，其存續(xù)竟依賴于九世紀基督教抄寫員所制作的這兩份抄本所構(gòu)成的脆弱線索。

由于手稿傳承如此艱難，盧克萊修對中世紀思想家沒有產(chǎn)生直接影響。直到1417年，當藏書家波焦（Poggio）發(fā)現(xiàn)了盧克萊修作品的一份手稿（該手稿現(xiàn)已不存，但很可能是現(xiàn)存兩份加洛林手稿之一的抄本）并使其得以被傳抄，尤其是更決定性地在1473年，該詩的首個印刷版面世，歐洲文化的這一部分才真正被重新發(fā)現(xiàn)。

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佐西姆斯（Zosimus）的歷史著作，其創(chuàng)作時間大概在498至518年間。此時，佐西姆斯生活的東羅馬帝國已經(jīng)相當徹底地基督教化了，但佐西姆斯本人卻是一位敵視基督教的異教徒。他的《新歷史》（

New History

出人意料的是，佐西姆斯的歷史屬于佛提烏所列作品中留存至今的那36%，但也僅僅是勉強存世?，F(xiàn)存僅一份手稿，而且這份手稿有幾處內(nèi)容被移除，可能是一些對基督教敵意特別強烈的部分。

這份手稿似乎寫于君士坦丁堡，并在1475年之前已入藏梵蒂岡圖書館（至今仍在）。這引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現(xiàn)存史料是否具有代表性？以及佐西姆斯的觀點是否比現(xiàn)有證據(jù)所顯示的更為普遍？

手稿傳承的艱險以及支配著我們對過去認知的種種偶然和意外，在史詩《貝奧武甫》（Beowulf）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

《貝奧武甫》是古英語中最長的詩歌，占現(xiàn)存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詩歌總量的十分之一以上，也是最負盛名的一首。它講述了英雄貝奧武甫的傳奇故事：他搏斗并殺死了怪物格倫德爾（Grendel），隨后在格倫德爾的母親前來復仇后，深入其水底巢穴與之對決并將其斬殺。

五十年后，在很好地統(tǒng)治了他的人民之后，他不得不面對一條肆虐的巨龍，在一場激烈的戰(zhàn)斗后他殺死了龍，但自己也因傷重而死。詩歌以英雄的葬禮和追隨者的哀悼結(jié)束。它呈現(xiàn)了一個英雄式的、哀婉的且非常異質(zhì)的世界觀。

《貝奧武甫》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數(shù)十次，并激發(fā)了電影、電子游戲和圖像小說的創(chuàng)作。但這座宏偉大廈卻系于一線之間，對其傳承過程的研究揭示了多個這部作品本可能輕易永遠消失的時刻。它僅存于一份手稿中，根據(jù)其字體判斷，寫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英格蘭，但此后五百多年間，其歷史一片空白。1563年，它到了都鐸學者勞倫斯·諾埃爾（Laurence Nowell）手中，他在詩歌首頁頂端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但這并未表明他是如何獲得它的，或者它在中世紀曾身處何地，盡管人們推測它可能一直在某個修道院的圖書館中沉睡，直到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諾埃爾是研究古英語文本的先驅(qū)（他編纂了一部長達187對開頁的古英語詞匯表），所以這份手稿與他的主要學術(shù)興趣十分契合。

羅伯特·科頓爵士

不久之后，《貝奧武甫》手稿不知何故進入了著名藏書家羅伯特·科頓爵士（Sir Robert Cotton, 1571-1631）的圖書館，他的藏書最終構(gòu)成了大英博物館（以及1973年從博物館分離出去的大英圖書館）的核心部分。

科頓出身地主階級，受過法律教育，并多次擔任議會議員。 在那個最終導致國王與議會內(nèi)戰(zhàn)的戰(zhàn)線開始形成的時期， 他更是深陷政治漩渦。此外，他也以"古物研究者"（antiquary）聞名，并且確實是古物研究者協(xié)會（Society of Antiquaries）的早期成員，該協(xié)會是一群每周聚會討論法律和歷史事務(wù)的紳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科頓的個人手稿收藏達到了800卷。他慷慨地允許他人使用他的圖書館，正如一位同時代人所寫，他能贏得聲譽“不僅因為他耗費巨資收集了各類精選書籍和手稿，也因為他善待并愿意向研究優(yōu)秀文學和國家事務(wù)的學者們提供這些資源” 。

在他的孫子約翰·科頓（John Cotton）時期，出版了一份該收藏手稿的印刷目錄?？祁D圖書館有一個不尋常的編目系統(tǒng)。因為書架上裝飾著早期羅馬皇帝的半身像，所以單個卷冊通過其上方矗立的皇帝半身像來標識（尤利烏斯·凱撒被視為第一位皇帝，還包括兩位女性形象：克利奧帕特拉和福斯蒂娜皇后）。

因此，來自科頓收藏的手稿擁有諸如“Julius D X”或“Tiberius D III”這樣的架號，這類手稿列表不是按字母順序排列，而是遵循羅馬皇帝的序列。包含《貝奧武甫》的手稿架號為“Vitellius A XV”。

然而，在1696年出版的科頓手稿目錄中，甚至沒有注意到《貝奧武甫》存在于Vitellius A XV的內(nèi)容里，這提醒我們目錄并非總是全面的（該目錄條目似乎是基于科頓在手稿中自列的內(nèi)容清單，該清單同樣遺漏了《貝奧武甫》）。

首次提及這首詩是在幾年后，即1705年出版的漢弗萊·萬利（Humfrey Wanley）的英格蘭圖書館古英語手稿目錄中。它的存在如今成了共識。

更重要的是，在1696年目錄和1705年萬利著作出版之間的這段時間，整個宏偉的科頓手稿收藏已被約翰·科頓捐贈“供公共使用和受益”，并通過一項議會法案和設(shè)立一個托管機構(gòu)得以保障，這是文化寶藏“捐贈給國家”的一個非常早期的例子。

在捐贈之時，手稿保存在科頓宅邸，這是毗鄰威斯敏斯特宮的一處家族房產(chǎn)。這座建筑本身于1707年被王室購買，但已處于破敗狀態(tài)，1722年圖書館被搬遷至斯特蘭德的埃塞克斯府，然后又在1729年遷至威斯敏斯特的阿什伯納姆府，這里被認為“安全得多，不易失火”。很少有判斷像這個一樣錯誤。

1731年10月23日夜晚，阿什伯納姆府燃起大火。為調(diào)查這場災(zāi)難而設(shè)立的議會委員會報告稱，存放在那里的958份手稿中，114份被“完全毀壞”，98份“嚴重受損”。

一些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珍寶丟失了：一份《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版本（即被稱為"G"版，常與溫徹斯特相關(guān)聯(lián)）；阿塞爾（Asser）的《阿爾弗雷德大帝傳》（Life of King Alfred）唯一的中世紀抄本；以及古英語詩歌《馬爾頓之戰(zhàn)》（The Battle of Maldon）唯一的中世紀抄本，該詩描述了郡長布里特諾斯（Ealdorman Byrhtnoth）對抗維京人的最后一戰(zhàn)。

幸運的是，這些作品在都鐸時期及之后已被古物研究者和學者們制作了抄本，并且在大火之前已有印刷版出版。

《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的G版曾被勞倫斯·諾埃爾（即曾擁有《貝奧武甫》手稿的那位）抄錄過，并且該科頓手稿的文本已于1644年出版。阿塞爾的《阿爾弗雷德大帝傳》保存在幾份十六世紀的抄錄本和版本中（通常有增補），并曾由坎特伯雷大主教馬修·帕克（Matthew Parker）于1574年出版（他添加了阿爾弗雷德與蛋糕的故事）以及由弗朗西斯·懷斯（Francis Wise）于1722年出版。

懷斯的版本包含了《阿爾弗雷德大帝傳》首頁的摹真本，這使得對已失手稿的版式和筆跡進行有根據(jù)的評論成為可能。

《馬爾頓之戰(zhàn)》的一份抄錄本是在1731年大火發(fā)生前不到十年制作的，并于1726年印刷出版。所以，盡管書籍丟失了，但文本得以保存。

與這些其他盎格魯-撒克遜作品相比，《貝奧武甫》既更幸運，又不那么幸運——更幸運的是，手稿雖然受損，但并未被大火摧毀；不那么幸運的是，在1731年之前沒有制作任何抄錄本。

如果《貝奧武甫》手稿在那場大火中被毀，我們對它所知的一切將僅限于萬利在其1705年目錄中引用的四十行詩句以及他簡短且誤導性的摘要：“在這本書中，這是盎格魯-撒克遜詩歌的一個非凡范例，描述了貝奧武甫，某位來自斯基爾丁加斯（Scyldingas）王室血統(tǒng)的丹麥人，對瑞典一些小國王發(fā)動的戰(zhàn)爭。”

沒有格倫德爾，沒有格倫德爾的母親，沒有龍。

《貝奧武甫》手稿Vitellius A XV的損壞涉及書脊和裝訂的毀壞，因此只有散頁存世。因此，無法得知該手抄本的構(gòu)造證據(jù)，并且重新理清書頁的正確順序花費了一些時間。更嚴重的是，邊緣受損變脆，行首和行尾字母的消失在火災(zāi)發(fā)生很久之后仍在持續(xù)。

一些丟失的文字可以通過一個或許意想不到的來源來復原?！敦悐W武甫》的故事背景并非英格蘭，而是斯堪的納維亞，因此吸引了歐洲該地區(qū)學者的注意。

1787年，冰島學者格里穆爾·永松·索克林（Grímur Jónsson Thorkelín）訪問倫敦，并負責制作了兩份手稿的抄本，一份委托抄寫員制作，另一份由他親手抄寫。

帶著這些抄本，他回到了他所在的哥本哈根，并開始著手制作該詩的印刷版。他為此辛勤工作了二十年，到1807年，他已準備好付印的文本。在此期間，法國大革命爆發(fā)，拿破侖崛起并征服了一半西歐，法國的敵人們組成了各種聯(lián)盟來阻止他。

英國是法國最持久的對手，并決心控制海洋，尤其是面對拿破侖封鎖該國的努力。盡管丹麥保持中立，但雙方都試圖拉攏它，英國政府也擔心丹麥艦隊會被用來對抗英國，無論是由于丹麥與法國結(jié)盟，還是法國已奪取了該艦隊。

作為回應(yīng)，英國派遣了一支強大的海軍遠征隊進入丹麥水域，并于1807年9月2日至5日炮擊哥本哈根。尤其具有破壞性的是數(shù)百枚“火箭彈”（Rockets），它們點燃了整座城市，據(jù)報道摧毀了丹麥首都的一千棟房屋。附帶損害的一部分就是索克林的《貝奧武甫》編輯手稿（不過他的兩份抄本幸免于難）。英國海軍就這樣摧毀了印刷這部最重要的早期英語詩歌的首次嘗試。

或者至少索克林在他最終于1815年出版的版本序言中是這么說的（同時附有拉丁文翻譯）。有些人懷疑他，并想知道英國火箭是否只是他為花了二十年仍未出版一個版本而找的理想借口。而且，這個版本問世后，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約翰·M·肯布爾（John M. Kemble）在1833年出版了第二個版本，他在討論前一個版本時毫不留情：“在索克林的版本中，每五行必然有在抄錄或翻譯方面嚴重錯誤的地方，這暴露出編輯者對盎格魯-撒克遜語完全無知。”

然而，無論索克林在學術(shù)上有何不足，他至少負責制作了該詩的兩份抄本，并且，由于手稿本身持續(xù)惡化（主要是脆弱的邊緣剝落），這些抄本成為了原始手稿的寶貴記錄。這些抄本現(xiàn)存于哥本哈根的皇家圖書館，甚至已有摹真本復制出版。

肯布爾的版本之后又出現(xiàn)了許多其他版本，所有這些版本都不得不依賴于綜合以下幾方面：在Vitellius A XV中能讀到的內(nèi)容、索克林抄本所能提供的信息以及一位有學識的編輯可能做出的推測。在細節(jié)上仍存在許多分歧，但在主體核心上幾乎沒有任何爭議。

這部早期日耳曼英雄詩歌的重要記錄，如今已是歐洲文化史中穩(wěn)固的一部分。但其傳承可謂是驚險。

這份手稿在某個英格蘭修道院圖書館中未被閱讀、未被抄錄地沉睡了500年，經(jīng)歷了修道院解散及其書籍散佚的動蕩，沒有最終落入篝火，或被用作包裹黃油或魚的便利包裝，而是進入了都鐸時期古物研究者和書籍愛好者的手中，然而隨后又經(jīng)歷了1731年的火災(zāi)考驗，幸存下來，但也僅僅是勉強幸存。

直到1787年才有人制作了抄本，直到1815年它才印刷出版，直到1833年才有了可靠的版本。所以，《貝奧武甫》幸存了下來。

但是，還有哪些作品已經(jīng)失傳得如此徹底，以至于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已經(jīng)失傳了呢？

本文節(jié)選自羅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的《烈焰中的歷史：中世紀手稿的毀滅與生存》（History in Flames: The Destruction and Survival of Medieval Manuscripts）

編譯：蠻蠻

來源：文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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