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剛蒙蒙亮，1950年6月10日，臺北南郊馬場町那片濕地上，四聲槍響劃破寧靜，參謀次長吳石應聲倒下，血混著雨水，順著溝渠流進草叢里，同案的四個人一起伏法，判決書就那么三行字，通匪、泄密、立即執(zhí)行。那天《中央日報》頭版就是“肅清匪諜”的大標題，廣播里一遍遍放著“殺一儆百”，整個島上的空氣一下子就繃緊了。吳家宅子馬上被封，妻子王碧奎帶著三個還未成年的孩子，直接被趕到了騎樓下面，戶口本上蓋了個藍色的“匪屬”印章，銀行賬戶凍結，孩子被學校除名，配給也取消了，一夜之間，一個將官家庭就成了街上的黑戶。

按照那時候的規(guī)矩，“匪諜”家屬是跑不掉連坐的，警總那邊已經(jīng)擬好了一份“延伸偵查”的名單，準備把吳石的老部下都給一鍋端了，文件送到行政院，結果在副院長辦公室里壓了整整三天，陳誠的機要秘書趙桂森就用紅筆寫了八個字，“遺屬生活，酌予照顧”，沒有抬頭，沒有日期，但這八個字就夠了，保密局的跟蹤車立馬就撤了。那時候蔣經(jīng)國是總政治部主任，所有“附匪”的檔案都得從他手里過，吳家后來每個月都會收到來路不明的面粉和奶粉，偵查報告遞上去，他只批一個**“閱”**字，既不說停，也不讓查，等于給這條暗地里的水道留了個口子。

陳誠和吳石的交情，那得說到北伐的時候，1926年南昌被圍，陳誠得了傷寒，是吳石背著他穿過火線，從那以后，每次搞大演習，陳誠都得客氣地稱呼一聲“請教吳老師”，到了1938年武漢會戰(zhàn)，兩個人又一起定了“萬家?guī)X計劃”，那可是生死之交。1950年吳石案子一出，陳誠正好兼著行政院長，手里還管著美援的分配，他要是公開求情，那就是跟“反共抗俄”的國策對著干，只能轉到地下，他的副官化名“陳明德”，每個月送錢送罐頭，信封里夾著空白的收條，不讓吳家簽字，就是為了不留下證據(jù)，這匯款單從1950年7月一直持續(xù)到1965年3月陳誠病逝，整整十五年，賬本上只寫“急難慰問”，簽名用的是簡寫“C.C.”，審計局根本查不到源頭。

蔣經(jīng)國選擇“看不見”，這事兒不是感情用事，是算計，他那時候剛組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急著在軍中樹立威望，吳石的學生遍布陸大、裝甲兵、海軍司令部，要是再搞株連，肯定會激起“保定系”和“黃埔系”的矛盾，反而削弱了島內(nèi)政權的軍事根基，陳誠在暗地里撫恤，正好幫當局留了點“人情”的余地，也讓美援顧問團看到“臺灣仍有溫情”，對蔣經(jīng)國個人形象有好處，所以調查就停在了“資料存檔”這一步，不擴散，不上報，把“知情”變成了一把鈍刀，既不得罪陳誠，也沒違背“肅清”的大旗。

1952年王碧奎刑滿出獄，沒地方住，陳誠的副官就通過基督教救濟會，把臺中“信義新村”一棟日式宿舍登記在“中美合作署”名下，讓吳家免費住，保密局想去查房主，一看產(chǎn)權是“美方”的，馬上就停了步。吳健成考臺大電機系，成績單上缺了北平的轉學證明，注冊組不收，結果蔣經(jīng)國身邊的政工干校校長“正好”打來電話“關心僑生事務”，學籍問題當天就解決了，事后蔣經(jīng)國在會上輕描淡寫地說，“青年有出路，才不會被共黨利用”，一句話就把私下的情面包裝成了“反共政策”。

1958年，吳健成拿到了美國的獎學金，出境證要蓋七個章，警總就拿“匪屬”的理由壓了四個月，陳誠那時候已經(jīng)是“副總統(tǒng)”，不兼行政院了，可他還是通過“美援運用委員會”發(fā)了封函，說“該生赴美研習電機，有助我國防科技”，警總只好蓋章放人，蔣經(jīng)國在文件上照舊只批一個“閱”字，卻把“吳健成”的名字列進了“海外聯(lián)系名冊”，定期掌握他的動向，既是向陳誠示好，也是防著吳健成真的“投共”，一張船票，同時辦了兩件事，這是冷戰(zhàn)里典型的“兩手策略”。

1965年陳誠病逝，蔣經(jīng)國親自去靈堂，獻的挽聯(lián)上寫著“痛失老成”，外面都說這是“接班人的氣度”，同一年，“陳明德”的賬戶停了匯款，吳家的生活就由教會和同學會接了過去，蔣經(jīng)國升任“行政院長”以后，在立法院回答質詢，公開說“過去種種已在檔案里”，沒再追究吳石的舊案，也沒給他平反，他把界線劃在了“不株連”上，讓時間自己去沖淡那些仇恨，1975年蔣介石去世，蔣經(jīng)國當上國民黨主席，才批準“國防部”對吳石案進行“檔案整理”，允許家屬影印判決書，這等于默認了歷史可以討論，但還沒到翻案的時候。

1983年，王碧奎帶著子女移民美國，走之前通過《聯(lián)合報》發(fā)了篇簡短的感謝信，“二十多年前有人雪中送炭，我們永志不忘”，信里沒點陳誠的名字，也沒提蔣經(jīng)國，卻第一次讓外面的人知道“吳家并沒有被趕盡殺絕”，當年負責押送吳石去刑場的憲兵隊長，后來在回憶錄里說，行刑前一晚，陳副總統(tǒng)親自打來電話，就說了一句，“不要為難他”，蔣經(jīng)國有沒有監(jiān)聽到這通電話，檔案里沒寫，但那個隊長說自己“事后未受任何懲處”，可見高層早就有默契了。

直到2000年，臺灣檔案局公布了“吳石案”的副卷，里面出現(xiàn)了“陳明德”的匯款單影印本和“越島專案”的收支表，學界這才確認陳誠暗中幫助是真的，蔣經(jīng)國的日記節(jié)選也一起開放了，提到吳石家的部分只寫了“辭修先生重舊情”，沒記錄任何指示，留下了很大的模糊空間，有研究的人說，這是蔣經(jīng)國故意“讓功”給陳誠，換取黨內(nèi)團結，也有人覺得，蔣經(jīng)國深知“敵人未必要斬草除根”，留一點余地，才能在白色恐怖里維持一個“開明”的形象，不管動機是什么，吳家的三個孩子最終都讀完了大學，在海外成家立業(yè)，成了冷戰(zhàn)史里少數(shù)“被槍決卻未滅門”的特例。

今天，臺北馬場町紀念公園里立著一塊“吳石將軍殉難處”的石碑，碑文上沒用“匪諜”兩個字，只刻著**“1950年6月10日于此就義”**，不遠處，陳誠的故居改成了“近代史檔案館”，展柜里放著一個空白的信封，上面寫著“陳明德”，而蔣經(jīng)國當年留下的批示，就收藏在“國史館”，薄薄一張紙，只有一個鉛筆寫的“閱”字，三樣東西隔著一條馬路，卻一起拼出了當年那場最沉默的交易，有人開槍，有人在暗處遞火，有人假裝沒看見，子彈穿過了胸膛，火光卻在暗處被保存了下來，讓后來的人能看到，權力最冷，也最能留下一絲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