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在湖北省博物館觀展

在紙張未普遍作為書寫材料以前，戰(zhàn)國、秦漢直至東晉時期，簡牘是書寫的主要載體，深度參與并記載了中華文明的鮮活故事。眼下，由湖北省博物館主辦、11家文博單位參展的“簡讀中國——中國出土簡牘展”正在湖北省博物館展出，呈現(xiàn)了戰(zhàn)國至東晉時期近千年的文明演進。

步入展廳，如同走入中華文明的檔案庫。一枚枚或長或短的簡牘，曾是律令、書信、賬目，如今它們從沉睡中醒來，無聲地訴說著“書于竹帛”的古老故事，等待今人的品讀與破譯。楚地出土的戰(zhàn)國竹簡，散發(fā)著飄逸的文化氣質(zhì)；秦代簡牘展現(xiàn)秦法的嚴苛與細致，以及普通吏民的生活實態(tài)；漢代簡牘構(gòu)筑的立體生活圖景，體現(xiàn)當時帝國腹地基層社會的運行……

湖北省博物館學術(shù)研究中心副主任羅恰介紹，本次展覽以“時代為經(jīng)、簡牘為緯”，精選近230件（組）簡牘文物，涵蓋湖北曾侯乙墓竹簡、云夢睡虎地秦簡、荊州張家山漢簡、湖南里耶秦簡、甘肅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懸泉漢簡、山東銀雀山漢簡等全國性珍品。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記載有數(shù)罪并罰、自首、立功等現(xiàn)代法律體系中的內(nèi)容。比如，普通盜竊超過百錢的，當以“刑為城旦”（一般指先施加肉刑然后服城旦役）論處；如果自首，處罰會輕一些。

里耶秦簡上的《九九表》，不僅證明秦人已熟練運用乘法，更出現(xiàn)了“二半而一”的分數(shù)記載，將中國分數(shù)概念的應(yīng)用史定格在兩千多年前。而在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二世詔書木牘上，那句“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不僅宣告了權(quán)力交替，其行文格式更開創(chuàng)了后世皇帝換行頂格書寫的體例先河。更令人會心一笑的是，甘肅居延漢簡中的一份《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清晰記錄了27名官吏平攤1470錢接待費，這或許是華夏大地最早的“公務(wù)AA制”憑證。此外，湖南沅陵虎溪山漢簡《美食方》記錄了詳細的烹飪方法，堪稱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國》。

本次展覽突破了傳統(tǒng)宏觀敘事，突出“人”的活動。“從基層官吏越人14年的工作日志，到西域戍卒日常生活，再到三國吳許迪案等，他們的姓名、租稅、病方、書信等，構(gòu)成了國家運行的真實細節(jié)，還原了‘歷史大多數(shù)’的呼吸與溫度?！绷_恰說。

“二月辛巳，黑夫、驚敢再拜問中、母毋恙也？黑夫、驚毋恙也……”在云夢睡虎地4號秦墓中出土的木牘家書，記載了“黑夫”和“驚”兩兄弟問候家人、向家人報告自己在軍隊里缺衣少食的情況等內(nèi)容。家書里面有一個高頻詞，那就是出現(xiàn)7次之多的“毋恙也”，意為“是否平安”。字里行間，反映了秦統(tǒng)一背景下戰(zhàn)爭的殘酷和艱難，也可以感受到民眾對安寧幸福生活的期許。

三國吳簡記載的許迪案，從案發(fā)到審結(jié)，前后達3年之久，案情復(fù)雜、參與官員眾多，是透視三國東吳長沙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軍事、社會情狀的絕佳案例。臨湘侯國吏員許迪于嘉禾四年（235年）被揭發(fā)盜割軍糧百余斛。初期審訊中，他認罪伏法，然而長沙督軍都尉復(fù)核時他卻突然翻供，聲稱未入庫糧米系預(yù)留作搬運報酬，并指使其弟篡改賬目混淆視聽。此案遂致一波三折，長沙郡府相關(guān)曹司、中部督郵乃至長沙太守、郡丞，皆介入審訊，對案件重新核查，最終真相大白，許迪伏法認罪，被判斬首于市，妻兒沒為奴，其母因年過八十，依法免于連坐。

撥開塵封的時光，古人的筆觸與心跳，在一枚枚簡牘上躍躍如生。“‘簡讀’二字語帶雙關(guān)，既是閱讀簡牘，更是通過簡牘讀懂中國。”湖北省博物館相關(guān)負責人說。

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郭濤看來，本次展覽將不同年代、不同出土地、不同題材的簡牘匯聚到一起，促使學界進一步從整體上思考簡牘的時代意義，并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斷增強文化自信。

2025年11月17日《中國文化報》

第8版刊發(fā)特別報道

《通過簡牘讀懂古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