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7日，蘭考縣界那條路被黑壓壓的人群所淹沒，靈車緩緩行駛，十萬人跪于路邊，有人捧著一碗清水與窩窩頭，他們送別蘭考第一任縣長張欽禮，此人1979年被判了十三年刑罰，至死都未被官方平反，仍是個“戴罪”之人

說起張欽禮，無法繞開1962年冬天在蘭考遇到的焦裕祿。彼時一個是能夠鼓舞士氣的縣委書記，一個是被稱作“活地圖”的實干縣長。他倆一同裹著棉襖在沙窩子里研究種植泡桐樹，長時間泡在泥水里治理澇情，致使“腿上的汗毛被泥沙扯凈”。焦裕祿離去后，張欽禮接過擔子，“剩下的活兒，我來扛”這句話，讓人內心感到揪緊。

但張欽禮的“活法”可不就到這兒。1968年其擔任開封地區(qū)革委會副主任時配備了一輛吉普車，沒乘坐幾天便覺得不妥當，本縣是災區(qū)，乘坐汽車與群眾之間隔著一層玻璃，于是將該車售賣；之后升任省革委會常委時配備了一輛更好的華沙轎車，結果同樣將其售賣，兩輛車總共賣得4.5萬，在當時這可是一筆數(shù)額較大的錢財，他將全部款項分給蘭考42個最為窮困的生產隊用于打機井、購買農具，按照其說法就是幫助窮困的生產隊實現(xiàn)脫貧致富，后來省委書記劉建勛知道此事后，感慨其不乘坐四個輪子的汽車，而是騎著兩個輪子的自行車，確實值得稱贊！

1979年有一干部站上被告席被判十三年，關于罪名，有的材料稱是某種“歷史問題”，也有回憶稱是工作程序上的“賬目問題”。其聽到判決便輕輕“嗯”了一聲，入獄后最為掛心的仍是蘭考，寫信總問很多樹生長狀況如何、鹽堿地改造情況如何。更令人動容的是東壩頭村四位老人背著燒餅油條行走了三天三夜前去探監(jiān)，因無介紹信在監(jiān)獄門口跪了一整天

2004年春天那十里長街的送別以及墓前自己立起的上百塊石碑都還存在著。碑文雖不相同但心思是相同的。歷史或許不發(fā)聲，但是民心有著自己記錄的方式。一個干部真正的“碑文”不在石頭之上，而在百姓代代相傳的口中和心里。

參考資料：

《“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張欽禮：活在民心便永生》（紅船融媒，2004年）

《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任彥芳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