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機發(fā)動了三天，天津機場的風刮得人臉直疼，飛行員一遍遍催著，杜建時卻鐵了心沒動。

他不是沒機會走，他手里拿著蔣介石親自下的調(diào)令，飛機油也加滿了，人也等著，但最后走的人里沒有他。

一個堂堂委員長侍從室中將參謀，天津市長，居然在最該逃命的時候，硬生生留在了即將易手的城里。

這樣的選擇，在當時就是不合常理的。

追溯到更早一點，1937年盧溝橋那一聲響，震得整個中國都跟著抖了。

當時杜建時正窩在美國加州大學啃書本，別人忙著搞學術，他心里只想著回國打鬼子。

他急急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字里行間全是想回來的迫切。

可蔣一回信，直接把他按住了，說國內(nèi)不缺人沖鋒陷陣，缺的是能在國際場合說得上話的人。

要他在美國死磕國際政治，啃書啃到吐也得忍著。

那時的美國，和平得像另一顆星球。

杜建時白天上課，晚上泡圖書館，硬生生熬出個碩士，再咬牙啃下博士學位。

別人逛街泡吧，他翻著厚得能砸死人的外交政策文獻，背著英美蘇的條約細則。

他明白，自己這條路走定了，哪怕心里有一百個不甘。

等他學成歸國，正趕上抗戰(zhàn)白熱化，蔣介石一把把他拉進中央軍校江西分校。

這不是普通的教書，這得把國際形勢、世界大戰(zhàn)進程硬塞進學員腦子里。

杜建時白天講課，晚上批改資料，連著熬了好幾個通宵。

后來又調(diào)到第九戰(zhàn)區(qū)當高級參謀，每天翻情報，看地圖，分析英美動態(tài)，忙得跟陀螺似的。

到了陸軍大學當教務長，他更是拼了命地推行國際視野的軍事教育，講美軍如何布局，講蘇聯(lián)怎么打戰(zhàn)略反攻。

國民政府那時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杜建時這一套，算是稀罕貨。

再后來，直接升到委員長侍從室，成了蔣介石跟前說話的人。

1943年，蔣帶著他去開羅會議，跟羅斯福、丘吉爾面對面談判。

杜建時負責準備材料，整理中方立場，甚至在會場外跟外國代表掰扯細節(jié)。

那是他真正站上國際舞臺的時候，英語跟母語似的順溜，國際政治那套彎彎繞繞也都摸得門清。

抗戰(zhàn)一結束，杜建時又被派去美國舊金山，參加聯(lián)合國制憲會議。

那時候的舊金山，街頭巷尾都是各國代表。

杜建時天天穿梭在會議室和酒店之間，起草文件，磋商條款。

關于殖民地問題、國際合作，他一條一條摳字眼，生怕吃了虧。

聯(lián)合國憲章里，有他的血汗在里頭。

忙完聯(lián)合國的事，杜建時本以為能喘口氣。

可1945年年底一回國，國共局勢已經(jīng)翻天了。

蔣介石急著找能干的人穩(wěn)局面，就把他派到天津，先是十一戰(zhàn)區(qū)駐津唐榆代表，后來直接給了他天津市市長的位置。

天津那時表面上繁華，其實早就暗流涌動。

東北戰(zhàn)場一崩，十幾萬潰兵拖家?guī)Э谟窟M來，城里的米價飛漲，搶糧事件一樁接一樁。

杜建時白天開會，晚上巡街，生怕哪個角落突然炸了鍋。

他一邊清查糧倉，一邊找工商界談話，死命穩(wěn)住市場。

可局勢根本不是他一個人能扛得住的。1948年冬天，東北全線崩盤，華北也岌岌可危。

蔣介石清楚，天津守不住了，特別點名派飛機來接杜建時去臺灣。

專機一停就停了三天，飛行員在機場吹著冷風等著，地面上的天津卻已經(jīng)亂成一鍋粥。

杜建時不是沒想走。

他在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手里攥著機票，心里翻江倒海。

走了，命是保住了，可天津呢？工商界的老板，銀行家的行長，大學的教授，統(tǒng)統(tǒng)跑來求他，說他一走，城里就沒有主心骨了。

天津是他的老家。

他從小在這片土地上跑大街、穿胡同，吃著狗不理，聽著相聲長大的。

現(xiàn)在讓他一走了之，他做不到。

飛機催了又催，連飛行員都急了，他還是沒去機場。

1949年1月15日，天津戰(zhàn)役打響。

杜建時命令市政府連夜清點所有公家資產(chǎn)，列好清單，準備交接。

解放軍進城時，他親自拿著賬冊，一項項交給接管官員。

工廠沒停工，銀行沒擠兌，學校沒關門，天津這座城，算是平平穩(wěn)穩(wěn)過渡了。

可是交完賬，杜建時的噩夢才剛開始。

因為國民黨高官的身份，他被列為戰(zhàn)犯，關進了監(jiān)獄。

這一關就是十四年。

出來那年，他頭發(fā)白了大半，人也瘦了一圈。

老朋友見了他，都咬著牙不敢多說一句話。

關于他是不是戰(zhàn)犯，外界一直有爭議。

他在抗戰(zhàn)中忙外交，沒打過紅軍一槍；在天津守城，也沒抵抗；解放軍一來，他還主動交接。

可法律程序就是那么走的，誰也逆不了。

1982年，國家重新審查他的檔案，正式給他摘掉了戰(zhàn)犯帽子。

那一年，他已經(jīng)年過七旬。

之后，他被選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連著干了三屆，后來還當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幫忙整理近現(xiàn)代史資料。

港澳臺事務交流，他也一把抓，忙得跟年輕人似的。

1989年11月7日，杜建時在北京去世，享年83歲。

那天，很多天津人都悄悄提起他，說這個市長，沒給天津丟人。

說到底，杜建時這一輩子，活得挺實在。

風頭最緊的時候，他沒走；最危險的關頭，他扛住了。

后來挨了牢獄之災，也沒怨天尤人。

平反以后，繼續(xù)干活，沒半點怨氣。

專機停了三天，天津沒丟人，杜建時也沒丟人。

這就是大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