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官宦大族，為質子不得志被忽必烈賞識，上書治國方略規(guī)劃設計元大都，殊榮加身位列三公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此舉標志著元朝的正式建立，元朝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shù)民族為主導建立的大一統(tǒng)王朝。

忽必烈在位期間，尤為重視漢文化，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傳承、發(fā)展。

而這一舉措的背后，有一個人功不可沒，他就是劉秉忠。

他伴隨忽必烈戎馬一生，是元朝的開國元勛之一，并在元朝政治體制與典章制度的構建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他還是元大都的總設計師，精心規(guī)劃并設計了北京最初的城市雛形，為后世的北京城市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下面，就讓我們走進劉秉忠波瀾起伏的一生，感受他是如何在改朝換代的動蕩年代，堅守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成為歷史的推動者。

公元1216年，劉秉忠出生于遼金的一個官宦家族。

4年后，金國的邢州被蒙古政權所統(tǒng)治，劉秉忠的父親隨之投靠蒙古，并被任命為副都統(tǒng)。

劉秉忠自小便展現(xiàn)出聰穎好問的特質，并通過長輩的教導，受到孝悌忠信和禮義廉恥等道德觀念的熏陶。

公元1224年，8歲的劉秉忠入學后，每日能誦讀文數(shù)百言，展現(xiàn)出過目不忘的記憶力。

在學校里，人們評價他風骨秀異、志氣英豪，在諸位學子中稱第一。

公元1229年，由于父親投靠蒙古并在邢州任職，劉秉忠作為嫡子，必須前往元帥府做人質。

元帥見到劉秉忠，認為他骨相非凡，必是可造之才，便命令下屬教其文藝，也沒有將劉秉忠列入質子行列，而是把他安排在幕司工作。

因此，劉秉忠得以接受天文歷法、詩詞歌賦、建筑圖畫等多方面的教育，并有機會接觸和參與元帥府的政務活動，為他日后成為元朝的開國功臣和重要政治家奠定了基礎。

公元1233年，17歲的劉秉忠憑借其出色的才能，被任命為邢臺節(jié)度使府令史。

這個職位是負責文書的刀筆小吏，劉秉忠一干就是數(shù)年。

這讓他深感自己生不逢時，家里世代為官，自己卻只做了一個小吏，于是有了隱退之意。

于是，他便辭官歸隱武安山，與全真教道士一同居住。

公元1238年，天寧寺虛照禪師賞識劉秉忠的才華，將他招入寺中剃度為僧，并讓其執(zhí)掌寺院書記一職。

寺院書記是佛寺的簿記案牘之官，掌文翰書寫事。

雖遁入空門，但劉秉忠壯志未酬，繼續(xù)潛心治學，尋求治國安邦之良計。

正值忽必烈為成就大業(yè)廣納中原人才，高僧海云禪師受邀前去拜見忽必烈。

途經(jīng)云中郡南堂寺時，海云禪師發(fā)現(xiàn)在此云游的劉秉忠談吐不俗、博學多才，于是力邀劉秉忠與他同行。

正是這次機緣巧合，使劉秉忠的人生軌跡發(fā)生了重大的轉折。

公元1242年，在海云禪師的引薦下，劉秉忠拜見忽必烈。

在會面中，忽必烈發(fā)現(xiàn)劉秉忠對《易經(jīng)》及《經(jīng)世書》研究頗深，且精通天文、地理、律歷、占卜之術，對于天下局勢更是了如指掌，因此對他十分賞識。

后來，海云禪師南歸，劉秉忠則在忽必烈的誠心挽留下，留在忽必烈的府邸。

從此，劉秉忠以僧人的身份成為忽必烈的重要謀士，兩人之間情誼日漸深厚，常常徹夜長談，彼此有了更多的信任和默契。

幾年后，劉秉忠因父親去世歸家，忽必烈特賜黃金百兩為治喪之用，并派遣使者送他到邢州，以表愛才之心。

劉秉忠服喪期滿后，再次被忽必烈召回身邊。

為報恩情，他從此竭盡全力輔佐忽必烈。

他上書治國條陳，字數(shù)多達數(shù)十萬，闡述了重要的政治、軍事策略。

他建議推行漢法，并以邢州為試點。

忽必烈采納了他的建議，在邢臺實行新政，從而使流民復業(yè)，社會安定，百姓生活得到改善。

這一舉措讓忽必烈更加堅信漢法的治世之功。

公元1253年冬，忽必烈?guī)ьI蒙古大軍包圍大理城，并派出三位使者進城勸降。

沒想到的是，這三名使者慘遭殺害。

忽必烈一怒之下，下令破城后屠城。

關鍵時刻，劉秉忠及時勸諫，指出違抗忽必烈的是大理國主而已，百姓無罪，并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的觀念進行規(guī)勸。

忽必烈采納了他的建議，轉而采取懷柔政策，張榜安民，廢除苛法，同時頒布嚴格的軍事紀律，嚴禁士兵濫殺和濫搶，穩(wěn)定了大理的社會秩序，保全了無數(shù)百姓的性命。

公元1259年，忽必烈進攻南宋時，依然遵從劉秉忠的建議，下令“毋肆殺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戰(zhàn)爭給社會帶來的破壞。

同年，蒙古大汗蒙哥戰(zhàn)死。

此時的忽必烈正攻打鄂州，為了趕回去搶奪汗位，他當即決定與南宋簽訂暫時停戰(zhàn)協(xié)議。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蒙古貴族和漢臣的擁戴下，即大汗位。

忽必烈即位后明確宣布，要更改蒙古舊制，推行漢法，建立中央集權制封建政權。

而這離不開劉秉忠一步一步的引導，最終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忽必烈即位不久，便與劉秉忠討論有關治天下和養(yǎng)民的良策。

劉秉忠提出了“采祖宗舊典，參歷代古制”的建議，并為元朝制定了機構、朝儀、俸祿、官制等重大制度。

公元1264年，在其他大臣建議下，一直無名無分的劉秉忠被任命為光祿大夫，位至太保。

此后，他參與處理中書省政事，凡國家大小事務，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劉秉忠雖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卻齋居素食，心如秋水。他深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既有儒家積極入世、濟世救民的情懷，又有道家順應自然、超然物外的灑脫，還有佛教修心養(yǎng)性、慈悲為懷的境界。

這使得他對名利財富毫無興趣。

忽必烈賜白金千兩，他都散給了親朋和父老鄉(xiāng)親。

后來，劉秉忠綜合考慮政治、軍事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建議忽必烈移都燕京，這一建議雖遭到蒙古守舊貴族的反對，但忽必烈權衡利弊后，最終還是接受了劉秉忠的建議，并授權他負責新都城的建設。

劉秉忠在多次實地勘察后，按照春秋戰(zhàn)國時南朝北市，左祖右社的理念，融合《周禮·考工紀》《易經(jīng)》的智慧，設計規(guī)劃新都城。

他事無巨細，為都城尋找水源，確定皇宮方位和建城的中軸線，以及城隍廟的具體位置等事宜皆妥帖處理。

最終在劉秉忠的努力下，規(guī)模宏偉的元大都建立了起來，而這也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雛形。

劉秉忠深知國家的發(fā)展離不開人才，于是他鼎力向朝廷推薦張之謙、郭守敬等人，后來他們都成為元朝一代名臣。

忽必烈能“得中土心”，贏得漢族士人、官僚的支持，與劉秉忠不斷舉薦人才有很大關系。

劉秉忠不僅在政治和建筑方面成就斐然，在文化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成就。

他建立了紫金山書院，在此聚徒講學，并與張文謙、張易等人一同研究天文、數(shù)學等學問，討論天下大事。

在紫金山書院，劉秉忠還發(fā)現(xiàn)并培養(yǎng)了郭守敬和王恂。

后來，五人各自有所成就，成為元朝政治和天文、數(shù)學、水利等方面的杰出人才，贏得了“紫金山五杰”的美譽。

劉秉忠還向忽必烈提出了改歷的建議，雖然這一愿望在他生前沒能實現(xiàn)，但后來由其弟子郭守敬和王恂擔綱編制了《授時歷》。

這部《授時歷》也成為我國古代最精確、最優(yōu)秀的一部歷法。

劉秉忠也擅長詩文詞曲，有《藏春集》《平沙玉尺》等文學作品傳世。

他的作品風格如其人，瀟灑閑淡而雋永，凸顯了他儒釋道兼通的深厚文化底蘊。

他的詩詞既表達了他對自然景物的熱愛，也蘊含著對人生的深切思考。

公元1274年，劉秉忠經(jīng)忽必烈準許，在南屏山筑舍隱居。

不久，劉秉忠無疾而終，享年59歲。

忽必烈傷感地對群臣說：

“秉忠為朕盡忠三十余年，小心謹慎，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學問之深，惟朕知之?！?br/>

之后，忽必烈追贈劉秉忠為太傅，封趙國公，賜謚“文貞”。

元成宗時，劉秉忠被加贈太師，謚“文正”。

元仁宗時，劉秉忠又進封常山王。

在元朝，漢人封三公而位至尊者，僅劉秉忠一人。

劉秉忠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是元朝的總設計師，為元朝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

他讓忽必烈意識到，要想元朝發(fā)展持久，就必須尊重中原文化、順應國情民意。

他提倡的“采漢法，以儒治國”的治國理念不僅推動了元朝的繁榮，也使中華數(shù)千年文明得以傳承和發(fā)展。

然而，他卻始終淡泊名利，視富貴功名如浮云。

他一直懷有“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體現(xiàn)了中國文人的本色。

劉秉忠高尚的人格和卓著的功勛，使他成為元朝乃至中國歷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