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23年時間，開創(chuàng)了令無數(shù)人稱道的“貞觀之治”。為了大唐的長治久安，李世民對外掃平了肆虐北疆的東突厥，對內(nèi)則瞄準了另一個龐然大物——士族門閥。

所謂士族門閥，是那些壟斷了經(jīng)學(xué)知識，因而世代高官的家族。它萌芽于東漢，興盛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趨于衰落。士族門閥的成員，不但生活上養(yǎng)尊處優(yōu)，還利用特權(quán)，占據(jù)了大量社會資源，又極力排斥與庶族通婚，試圖將取得的政治、經(jīng)濟優(yōu)勢代際相傳。

按照地域，士族可分為四大派別：王、謝、朱、陸、岑；山東有崔、盧、王、鄭、高；關(guān)中有韋、裴、柳、楊、薛；代北有長孫、宇文、元、令狐、竇。

出于維持高人一等地位的需要，他們普遍對姓氏譜系十分重視。譜系里記錄的，主要是某某祖上做過什么官，有過什么功勛，其目的當然是為了證明我的祖宗這么厲害，我們士族就該世代做官。泥腿子們再寒窗苦讀，能讀幾本書？

為削弱其影響，隋文帝創(chuàng)立了科舉制度，隋煬帝又設(shè)置了進士科。盡管這一制度此后影響了一千多年歷史，但當時科舉選拔上來的官員畢竟只是少數(shù)。雖然歷經(jīng)隋末戰(zhàn)亂，士族力量遭到沉重打擊，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士族的力量仍然很強大。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唐太宗命人修訂了一部關(guān)于士族等級《氏族志》，借此遏制門閥勢力。

貞觀六年，李世民向房玄齡提到了士族之間存在的賣婚現(xiàn)象。當時，一批身居高位但出身低微的官員，為了改換門庭，不惜用重金與山東士族聯(lián)姻。更讓皇帝不爽的是，高官很少的崔、盧是一等大姓，皇族卻是四等姓。

不久，李世民下令各地士進呈譜牒，命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四位出身士族的官員合力修撰《氏族志》，以“刊正姓氏”。接到詔書后，高士廉等人不辭辛苦，參考了大量史傳，剔除了不少了偽造的譜牒。

六年時間過去了，這本書才算編纂完成。高士廉本以為辛苦換得的勞動成果會得到表揚，沒想到李世民看了幾眼，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問題出在哪呢？原來，他把山東崔氏列為了第一等。

李世民怒道：“朕平定四海，令天下一家，竟然比不得崔氏？不要論祖上如何，要以今日官爵高下定尊卑。懂朕的意思了嗎！”

這一回，高士廉學(xué)乖了，再不敢在明面上尊崇山東士族，而是按皇帝的意圖修改了《氏族志》。新修訂的《氏族志》中，天下士族被列為九等，其中皇族是第一等，外戚第二等，崔氏降為三等。

這回李世民龍顏大悅，宣布頒行天下。

唐太宗重修《氏族志》,客觀上抑制了門閥力量，和出身相比，他無疑更重視才能。在與臣下議政時，他說過漢高祖和他的臣子出自布衣，后人卻推崇備至；梁、陳偏居江南，他們的子弟卻才行衰薄。可見，哪怕出身名門，卻無才德，也是不足為貴的。

但李世民畢竟出身關(guān)隴門閥，頭腦中有濃厚的門閥觀念。他重視官爵甚于出身，只是改變了門閥的標準，并沒有徹底否定門閥；他極力打壓山東士族，其實質(zhì)是運用皇權(quán)的力量，把關(guān)隴門閥定為一尊。

抑制了門閥，還要為寒門子弟提供上升通道。李世民改革了隋朝的科舉制，考試重點從背誦經(jīng)義，轉(zhuǎn)為考校詩詞文章和實務(wù)對策，那些沒有真才實學(xué)的“名士”往往慘遭淘汰。

當時，常設(shè)的考試科目主要有進士、明經(jīng)、秀才、明算、明法、明書六科。其中，以進士科最為熱門。因為這一科難度最大，許多人從青蔥少年考到垂垂老矣，始終沒有中榜，因此當時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當然，就算考中進士也不意味著萬事大吉——想當上官，還要通過吏部復(fù)試?？嫉闹饕巧怼⒀?、書、判四項。身，就是看相貌是否端正---畢竟做國家公務(wù)員，形象不能差；言，不但要能說會道，還要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書，就是書法要端正，大氣，最好擅長飛白體；判，就是審閱公文、案件等政務(wù)時，決斷合法合理合情。

可見，想當上唐朝的公務(wù)員可不容易著呢。

唐太宗完善的科舉制度，使更多寒門子弟有了做官的機會。李義府出身寒微，他通過科舉入仕，一度感嘆“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

唐太宗聽聞，說道，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后來，李義府果然位至宰相。到貞觀后期，像李義府這樣科舉出身的高官已為數(shù)不少?？v觀整個唐朝，寒門出身的宰相共142人，士族出身宰相125人。

科舉制的實行，也影響了士族子弟。當時的制度，士族享有皇帝的恩蔭，不但有經(jīng)濟特權(quán)，子孫憑借父祖的官爵享有做官的權(quán)利。父祖官爵越高，子弟做官的品級就越大，蔭及的子孫就越多。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科舉出身的官員越來越多，不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哪怕當上宰相，心中也會遺憾。因此不少想做大官的門閥士族子弟也會選擇讀書應(yīng)試，這在客觀上促成了尊崇文化的社會風氣。

通過修訂《氏族志》，完善科舉制度，唐太宗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階層固化，山東士族被打壓，關(guān)隴士族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一批寒門子弟則通過科舉被羅致入政權(quán)，擴大了李唐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從而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黃金時代。

當然，唐太宗時代門閥貴族雖說逐漸喪失了特權(quán)，但憑借著強大的社會影響，仍然是強大的政治勢力。這種局面，直到了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才有了明顯改變，但門閥士族依舊存在。

唐末黃巢起義，天街踏盡公卿骨，一批批士族成員被肉體消滅，門閥士族至此才算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到了宋代，印刷術(shù)的普遍使用，書本的獲取更加方便，無數(shù)出身普通的老百姓通過科舉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一個屬于平民的社會到來了。

參考資料：《資治通鑒》《舊唐書》《新唐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