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律師必須與法官搞好關系，但這絕非易事。盡管“法律職業(yè)共同體”的概念常被提及，然而這一共同體的形成，恰似家庭中的夫妻共同體，需經歷艱難困苦的磨合與靈魂的掙扎。

　　最初辦理刑事案件時，我并不受法庭待見。因為刑事法庭的法官傾向于辯護律師提交簡潔的辯護詞，甚至希望律師的辯護意見與檢察官保持一致，僅從犯罪情節(jié)、認罪態(tài)度、悔罪表現、社會危害性等無關定罪量刑的套話進行闡述。

　　而我在初涉刑事案件時，總喜歡對犯罪定性提出質疑。畢竟，犯罪定性錯誤意味著無罪，我提出的觀點與列舉的證據，常讓法官和檢察官感到棘手。我能明顯感覺到，自己是刑事法庭不受歡迎的人。

　　但后來當我辦理了幾個無罪辯護成功的案例之后，無論法官還是檢察官，都會將親戚朋友的刑事案件介紹給我，又讓我明白，我是在前臺不受歡迎，但在幕后卻是一名受到尊敬的刑事律師。

　　后來，我改行專職做法律顧問了，就不再承接刑事案件的辯護工作。因為法律顧問業(yè)務屬于非訴訟領域，基本不與刑事法庭打交道，所以也就不存在關系好壞的問題，只是跟刑庭的那些人見著面時，互相指著對方：“這不是當年的某某某嗎?還在做律師嗎?”

　　從事法律顧問工作后，我又成了民事法庭不喜歡的人。因為訴訟律師是專業(yè)承辦案件的，跟法官一樣都希望案件盡快審理結案，無論是風險代理案件，還是普通代理案件，案件了結后，就可以跟委托人結算費用，委托人若有新案件再來委托，雙方可以重新協商費用，如果委托人沒有新案件過來，也不會再來打擾代理律師，案結心事了，彼此都圖個清靜。

　　但法律顧問不一樣，與客戶所簽訂的合同大多是常年法律顧問合同，而且一般擔任一家企業(yè)的法律顧問，可能一干就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幾年，法律顧問與民事訴訟代理律師處理案件的思路有著本質區(qū)別，前者傾向 “打持久戰(zhàn)”，后者追求 “速戰(zhàn)速決” 。

法律顧問一般不主張企業(yè)主動出擊，不到萬不得已，不選擇主動提起訴訟。因為所有的訴訟就如戰(zhàn)爭一樣均是勞民傷財的，而訴訟代理律師遇到事情，首先考慮的方案就是“打”，如何精準地“打擊對方要害”，訴訟代理律師一般均是以“驍勇善戰(zhàn)”而知名的。

這便是古代治國方略故事中，“將”與“相”的區(qū)別與矛盾，“將”善戰(zhàn)，所以主張攻，且主張攻其不備;“相”愛民，所以主張“和為貴”，以求得天下黎民百姓長治久安。

　　在民事訴訟案件中，先行發(fā)起攻擊的原告代理律師一般為專業(yè)的訴訟代理律師，而出面迎戰(zhàn)訴訟的代理律師則大多是企業(yè)的法律顧問。當“驍勇善戰(zhàn)”的訴訟代理律師遇到企業(yè)法律顧問時，若法律顧問判斷案件必敗，且無法說服企業(yè) “投降” 或 “求和”，便會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 “程序權利”，采取 “拖延戰(zhàn)術”。比如在對方起訴后十五天內提出管轄異議，一審管轄異議被駁回后提起上訴至二審，二審維持管轄權裁定送達后，一審法院開庭前，對合議庭組成人員提出回避申請，或者對原告提交的證據申請司法鑒定，或者在訴訟程序中主張原告提交了新證據要求給予合理的舉證期限，或者對原告提起的訴訟請求認為不能合并審理，要求原告分案提起訴訟等?？傊深檰枙浞掷梅伤x予的“程序權利”，將訴訟時間拖延到極致。

　　這種拖延時間的“緩兵之計”，常常會引起民事法庭立案法庭的反感，也會讓承辦民事案件的法官感覺“頭特別大”。因為現行審判實踐中，法庭審理案件都是有審結期限的，一審最長六個月，二審三個月，這是法庭對審判法官考核案件的基礎時效，如果遇到一個“難纏”的法律顧問，會將一個看似非常簡單的民事案件，拖延到二三年都無法結案，原告律師會天天打電話催法官，法官給被告代理律師(法律顧問)打電話，法律顧問會振振有詞，強調這是法律所賦予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不能因為法官的審判業(yè)績考核而損害當事人“擁抱時間”的權利。

　　審判法官遇到這樣的法律顧問，不僅僅是“頭特別大”的問題，甚至連辭職的想法都有了。一位年輕的法官曾經跟我親口說：“下輩子我要當律師，等你當法官審我的案子時，我也會出各種招拖死你?！边€有年輕的立案庭法官在多次收到我代理案件的管轄異議材料后，給我打電話：“你不怕我給你發(fā)司法建議書么?你這是典型的濫用訴權!”

我心里想對法官說：“年輕人，你還太年輕，難道你沒弄明白被告選擇拖延時間是在幫原告嗎?”

　　這只是心里的想法，但無論法律顧問是跟老法官講，還是跟年輕法官講這番話，在現行法庭審理案件存在審結期限考核的前提下，不管你幫誰，只要影響了法庭的考核結案期限，當事人和委托律師都可能成為被發(fā)司法建議譴責的對象。

“訴訟是一種沖動”，這是一個執(zhí)業(yè)29年的老律師的人生總結，也是對提起訴訟的原告的一種規(guī)勸。

　　通常提起訴訟者，皆是因為人或事傷了內心的情感，在法治社會中，無法通過非法律途徑解決的問題，當事人都會選擇找律師，然后提起訴訟。而被咨詢的律師在口袋比較薄或連溫飽問題都還沒有解決的情形下，對于每一個撞上門的客戶，往往會選擇饑不擇食地支持與鼓勵他們“打官司”。這在律師界被稱為“案源”，也就是可以收取律師代理費的“泉眼”;在法院系統(tǒng)，則被稱為“訴源”。當下熱議的 “訴源治理”，就是要思考在當事人萌生訴訟念頭時，如何引導他們，是任由其想訴就訴，還是讓他們三思而后行?

　　在律師服務商業(yè)化的情形下，訴訟沖動是難以被抑制的，接待律師不僅會鼓勵當事人想訴就訴，而且還會勸說：“法治社會，打官司不丟人，想打就速戰(zhàn)速決，精準打擊對方要害?！比欢?，在律師的鼓舞下提起訴訟的原告，其訴訟歷程往往并非想象中那般愉悅、順利，最可能的結果是賠了心情又損失錢財。

　　以離婚訴訟的原告為例，原告提起訴訟的目標一般有三個，第一離婚，第二分到更多的財產，第三爭奪或放棄孩子撫養(yǎng)權。這本來是家庭內部矛盾，都是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婚姻和財產以及自家的孩子誰來教育，本來都是可以商量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之間總會有情感糾葛。但若一方上了法庭，另一方往往會產生 “哀莫大于心死” 的想法：“既然你這么絕情，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所以針尖對麥芒，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將所有的情感都收回去，將婚姻、財產、子女撫養(yǎng)問題全權交給律師，說：“一切按法律規(guī)定來辦?！?/p>

　　但法律是不處理感情問題的，律師作為局外人，也是不可能了解和感受離婚雙方的情感世界，所以曾經深愛的夫妻，可能在雙方律師“快刀斬亂麻”的程序化操作下，將曾經有過的那點“愛情”化為灰燼。所以有當事人感慨：“若世間有律師，便再無愛情?！?/p>

　　再如貨款或借貸糾紛案。一般被告借錢不還，肯定是有原因的，缺少的是“不還錢的正當理由”。原告找律師對被告提起訴訟，肯定是覺得被告“賴賬”的行為忍無可忍，也就不顧親情的面子和朋友之間的友情了，將一切都交給律師“按法律規(guī)定去辦”?？赡苈蓭熓制鸬堵?，快速獲得一份法庭的“還錢”判決書，收取費用后離開，卻遲遲不見被告“還錢”的影子，原告只好再次找律師，花錢申請強制執(zhí)行。律師快速拿到法庭對被告人采取“限高”“限消”等納入司法黑名單的裁定，代理律師盡力了，可能還是看不到被告“還錢”。

　　債主這時才會感慨：“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啊!”

所以在律師執(zhí)業(yè)了29年之后，通過寫書的方式規(guī)勸當事人：“訴訟是一種沖動，請三思而后行”。

　　在擔任企業(yè)法律顧問期間，因為深知“訴訟是一種沖動”，所以在法庭代理被告應訴時，我采取的訴訟策略便是：“將法律規(guī)定的所有程序用盡用足，讓時間消磨原告的訴訟意志”，在心理上暗示自己：“幫每一個沖動的原告打開內心法治精神的格局”。即通過法律實踐告知每一個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法治精神的實質并不是鼓勵打官司，而是倡導用法治的思維和法治的行為解決問題，打官司不是解決糾紛和困難的唯一選擇”。

　　在第十三章提及的案例中，當仁總收到上海仲裁院的仲裁裁決和中級人民法院強制執(zhí)行的通知書時，法律顧問給出的法律意見便是：向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不予執(zhí)行仲裁裁決的申請，為仁總清理美國親戚持有100%股權的公司贏得足夠的時間。

　　無論是訴訟還是非訴訟，法治領域的爭議所體現的便是雙方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運用法律手段斗智斗勇的過程，而時間正是社會治理的緩釋劑，訴訟的沖動更需要時間來緩沖與磨平，當原告堅持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幾年的青春與精力去贏得某一項訴訟時，他贏的或許不是訴訟結果，而是青春的時間價值。

　　只有經歷了長時間的訴訟，原告或被告才會用法治的思維去審視：“這場青春的輸贏之爭是不是有價值的，在法治商業(yè)化的環(huán)境下，沖動訴訟最終可能只是一場程序性的表演，訴訟過程與結局只會帶來精神與情感的雙重淡漠，讓人從此不再相信感情，也不再相信法律”。

誰能釋法?唯有時間! (《證據終結者》系知名律師張民元先生原創(chuàng)作品，律界之聲官網正以章節(jié)體形式持續(xù)連載中，敬請關注!)

　 作者簡介：張民元，男，一級律師。民革浙江省委會社法委委員，北京盈科(寧波)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