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齊湣王滅掉宋國后，看不慣孟嘗君，想趕他走，于是孟嘗君投奔魏國，繼續(xù)發(fā)揮外交才干，參與諸侯聯(lián)合伐齊的軍事行動，跟齊國反目成仇。齊襄王復國后，孟嘗君不知什么原因沒有繼續(xù)待在魏國，而是“中立為諸侯，無所屬”。

《資治通鑒》沒講的是，孟嘗君確實很有中立的資本，因為他的私家班底實在太強了，封邑薛地又經(jīng)過苦心經(jīng)營——這得益于門客馮諼替孟嘗君到薛邑收債，把收不上來的債務通通免了，“借條”通通燒了，幫孟嘗君買到了薛邑的民心。

馮諼是以落魄士人的形象出場的，坦言自己什么本事都沒有，只是慕名前來投靠。

在馮諼吃了一年高規(guī)格的“白食”后，孟嘗君給他派了一件事做：到薛邑收債。馮諼到了薛邑，召集債務人，一共收到了十萬利錢。這是最容易的一步，十萬利錢應當只是很小的份額，怎么把其余部分收上來才是難題。馮諼于是“多釀酒，買肥?！保偌袀鶆杖藥е謸?jù)過來赴宴，一邊大吃大喝，一邊核對賬目，一時還不上款的就約定延期再還，窮得沒能力還款的就燒掉字據(jù)，把債務一筆勾銷。

馮諼的思路，就是不糾結沉沒成本，貌似很聰明、很理性，但代價是獎懲機制失效，以后孟嘗君再想靠放貸賺利息就難了。清朝學者方苞寫過一篇很有名的《獄中雜記》，說差役總會敲詐犯人家屬，只要錢給得不到位，他們就會讓犯人受盡折磨。方苞當時請教一位資深差役，說大家無冤無仇，他們也拿不出錢，又何必為難他們呢？做人留一線，也算積德行善。差役回答：“規(guī)矩一旦壞了，以后人人都會心存僥幸，錢還怎么賺？”

那么問題來了，連差役都明白的道理，難道馮諼和孟嘗君不明白嗎？僅從權衡利弊的角度來看，兩者的策略其實都對。方苞入獄的時間正值清朝的鼎盛期，無論官場有多腐敗，社會有多黑暗，至少政權是穩(wěn)定的，所以差役們才會用苛刻的、不近人情的規(guī)矩來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而戰(zhàn)國是一個亂世，時局瞬息萬變，放貸賺利息這種事很難長久，利息帶來的長遠收益顯然遠不如短時間內的民心所向。所以，馮諼的智慧并不在于放棄沉沒成本來交換民心，而在于他明白：在一個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個先來的時局里，高官厚祿也好，三千門客也好，經(jīng)濟利益也好，都不足以抵御風險，擁有一個靠譜的根據(jù)地才是亂世求存的關鍵。

當初趙簡子派家臣尹鐸治理晉陽，尹鐸給出了兩種思路，請趙簡子二選一：要么把晉陽當成趙氏家族的財源和兵源，相應的治理方案是最大限度地盤剝當?shù)氐娜肆?、物力，壞處就是很容易積聚民怨，讓晉陽百姓對趙氏家族離心離德；要么加固晉陽的防御體系，同時善待當?shù)匕傩?，激發(fā)他們對趙氏家族的認同感，相應的壞處就是必須向晉陽百姓讓利，趙氏家族的財政收入和兵源注定會因此減少。

趙簡子在財源和堡壘之間果斷選擇了后者。在激烈競爭的局面下，他寧可犧牲一部分擴張速度，也必須建立一個穩(wěn)定的根據(jù)地，以應對將來可能發(fā)生的巨大壓力。后來趙襄子正是依托晉陽抵御住了智瑤的強攻，完成了“三家分晉”的事業(yè)。

他們的解題思路就像今天的選定投資策略：高官厚祿、三千門客和放貸獲利都屬于增值項目，優(yōu)點是增值空間大，缺點是穩(wěn)定性太差，說沒就沒，而且彼此聯(lián)動，一損俱損，比如孟嘗君一失勢，三千門客就作鳥獸散了。如果把全部資源通通分配在這三個項目上，一旦遇到風吹草動，就有可能血本無歸。而經(jīng)營根據(jù)地雖然沒什么增值意義，但可以保底。關鍵時刻，只有保得住底，才有機會東山再起。

道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大多數(shù)人在順境當中往往想不到，或者不愿意。事實證明，正因為有了馮諼在薛邑奠定的人心基礎，才有了孟嘗君后來的中立保障。孟嘗君有人力、有財力、有地盤，索性誰都不伺候了，獨立為一方諸侯，從此和列強平起平坐，分庭抗禮。這樣一來，薛邑就從齊國領土當中分裂出去，升級為薛國。

孟嘗君將薛邑從齊國領土分裂出去，齊襄王難道容得下他嗎？《資治通鑒》交代說，齊襄王根基不穩(wěn)，不敢招惹孟嘗君，與其結仇，不如結好。結好就意味著建立外交關系，承認孟嘗君的諸侯地位。后來孟嘗君去世，兒子們爭奪繼承權，齊、魏兩國趁機聯(lián)合起來把薛國滅了，孟嘗君就此絕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