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這種在文化革命中度過自己整個少年時代的人來說，還未成年就已失去了心肝。只是自己不知而已。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刻意渲染了一種氣氛。讓人覺得自己正在獲得解放，很長時間還以為自己很幸福呢。那不久，我在一盤錄得很差的帶子里聽到了崔健的《一無所有》和其他幾首聽似支支吾吾實則是在吼叫的歌。怎么說呢，他打破了一種錯覺，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讓我聽到了一個人的心靈。原來人是有心靈的。這個常識那之后我才知道。

很長一段時間，只要我想、有需要讓自己感到自己有心靈，就聽崔健的歌，仿佛自己的心靈存在于他的音符中，只有通過他的嗓子和他撥動琴弦的手指才能呈現(xiàn)出來，像煙只能通過火來點燃。這該算著魔吧？那段時間又很幸福，以為再也不會失去自己，健康的心靈被可靠地寄托在美麗的地方，如果想自我感動一把，自我證實一把，就把老崔的錄音帶找出來按一個鍵子，如同把錢存在銀行想花就去取。我寧愿崔健和他的音樂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爭，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責任都交給他了。

我要指出，崔健的音樂有很大的麻醉作用，他會使像我這樣不肯承當?shù)娜擞X得自己什么也沒放棄，理想還在，勇氣還在，希望還在，只要這種音樂還響著，我們這些人就不是毫無價值——然后是再一次地破滅和極大地失落和空虛。

沒有什么音樂能支持哪怕是最平凡的人的一生，即便是崔健，由于歷史的原因他有如我的青春胎印。他的每一聲歌唱都如同我自發(fā)的吶喊，很美，很能提升自己的自我感覺?？勺罱K，我該面對的還得面對，難堪的過程一步也無法省略。曲終人散，什么也沒改變。

為什么人需要自我感動？需要一種音樂寄托自己的情感？為什么不敢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無意義的？看到了未來又怎么樣？知道了來歷又能如何？我知道自己還是會深陷在越來越新、越來越高的城市中，混跡于飯店、酒吧、舞廳那一間間其實沒什么不同的小房間里，一天天老去。崔健給過我們多少力量——這是他常愛用的歌詞——今天想來，也不過是徒增傷感的淡淡記憶。

上個月，又重新聽了很多遍《紅旗下的蛋》，感動越強烈，內(nèi)心越空蕩，乃至每次都在歌聲中睡過去，一個夢沒有，像是在沉淪。

他總是樸素的、樂觀的，還有幾分天真、幾分與世隔絕，像是高山積雪剛?cè)诨?，冰冷、清冽、水寒傷骨?/p>

寫到這里時想，崔健是有勇氣的，像壞脾氣的孩子般執(zhí)拗。他在該出現(xiàn)的時候來了，并一直堅持在那里。祝愿他無愧于自己。

——王朔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專訪崔健

文 | 李東然

來源 | 《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12年8月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大家說崔健，一直以來都在為自己所在的那一代人創(chuàng)作，有相似的社會背景、社會經(jīng)歷和社會參與意識，你自己認同這樣的判斷么？

崔健：我不愿意被這樣定義，我希望大家能用現(xiàn)代的視角去看當今時代的積極活躍，那個時代的活躍氣質(zhì)確實不該遺忘，但我更看重當下，這也是我后期創(chuàng)作的中心，當然現(xiàn)代人對當下的介入會非常的小心，我能感覺出來。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很珍視這場演唱會（2011年1月1日北京工體崔健“搖滾交響新年音樂會”），如果重點不在于懷舊，那你的緣由是什么？

崔健：在某種程度上無論是這部電影還是這場音樂會本身，都有很強的試驗性，最起碼在中國是具有試驗成分的，沒有人做過。首先搖滾和交響兩種音樂的融合帶來震撼力，人們對電影、繪畫等藝術(shù)品的期待中有很大部分是對震撼力的期待，他們期待靈魂受一次洗禮，期待被禁錮之后的釋放。就像我們聽電子音樂不會只聽一些舞曲，當然舞曲很悅耳，但是我們還會選擇去聽那些帶有釋放力量美感的音樂，很多音樂雖然新，但不具備這樣的力量。我知道其實很多年輕人不聽當下的音樂，他們聽“齊柏林飛艇”，聽“滾石”，藝術(shù)品年代的劃分其實不如一個音樂直接給他們的感染力更重要，我覺得這場音樂會本身就是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伍迪·艾倫在《名人百態(tài)》（Celebrity）里借電影角色之口提出為什么披頭士比耶穌重要這個有趣問題，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如果是你，怎么回答這樣的問題？

崔健：他說完這話也遭到了一些教徒的反對，他自己也道了歉，當然對于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會很容易說出這種話?；氐街袊鴣碚f，披頭士的意義，在中國的環(huán)境里翻譯，是把一股反叛的精神主流化，而且這才是搖滾樂，如果沒有進入主流化，永遠是地下的話，他就像實驗音樂、實驗藝術(shù)，是難以企及如此生命力的。事實上東方的搖滾樂從來沒有進入過主流，經(jīng)濟發(fā)達程度更好的日、韓、港臺也一樣，搖滾樂移植到東方來，很多方面條件是不具備的，不僅是文化工業(yè)的不成熟，追溯歷史的角度，東方文化也自古欠缺批判的色彩。

所以在中國談?chuàng)u滾，尤其是西方式的搖滾樂多少有點浪費時間，他們成功的模式是不可能借鑒的，只有你去一點一點摸索。失敗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失敗的過程中還要不要去堅持，在這個過程中拒絕商業(yè)化，或者完全商業(yè)化，市場需求、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的話語環(huán)境的改變等等，我寧愿永遠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堅持還是不堅持，對于我來說，堅持就是腳踏實地地談論中國問題，這是原則。

三聯(lián)生活周刊：談到主流化，事實上在西方學界還是愿意以“亞文化”來定義主流去解釋搖滾樂在內(nèi)的文化現(xiàn)象，實際上確實絕大多數(shù)的搖滾音樂人，最終都成了娛樂者（Entertainer）的角色，他們實際上構(gòu)成了被消費的，被商業(yè)收編，同時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補充的角色。你小心或拒絕這樣的搖滾樂歸宿么？

崔健：我從形式上并不拒絕。但我覺得他們（中國搖滾樂歌手）在商業(yè)上沒有成功，他們的演出機會、被關注的機會還是少。商業(yè)上的成功，是最有意義的，最直接的，但對我來說，這可能是第二個意義吧。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可以感到在你的后期作品中，你始終非常愿意和年輕時尚文化貼近，但你怎么看待那如影隨形的“搖滾教父”之名？

崔健：其實這個東西本身對我來說，從來都沒有意義，甚至是反意義。不過人們愿意省事，愿意在描述我的背景和我出現(xiàn)的時空，速寫似的一句話代表。我不愿意承認這個角色，因為這太奇怪了，我更愿意成為我這個教父的孫子，這才是真正的我現(xiàn)在的一種狀態(tài)。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即便在最初被賦予這個稱謂的時候，也從沒有因此產(chǎn)生過喜悅，或者被束縛等等的感受么？

崔健：曾經(jīng)我確實因此感到自己作品的嚴肅性，這對自己產(chǎn)生過一點意義。但如今我寧愿不強調(diào)這些，我愿意和年輕人打成一片，真正地去和他們互動。相比教父之名，我更愿意和一個“90后”的人共享些什么，而不是一個灌輸思想，或者祭奠一個年代的氣氛，我知道，如果真這樣，會讓他們很討厭。

三聯(lián)生活周刊：所以說那所謂的啟蒙者的稱謂，你自己也不那么愿意接受。

崔?。?/strong>我不愿意說啟蒙性，因為一說就變成自己是啟蒙者，我自己還沒啟蒙好自己，怎么啟蒙別人。自我啟蒙我差不多，對市場、大眾的啟蒙，這種帽子太惡心了，太大了。

文藝復興，天才論，圣人論，都一樣的，都在居高臨下，是意識到再去做?？晌腋緵]有意識到，到現(xiàn)在仍然是像孤兒一樣五脊六獸地尋找點什么。我這只不過是和大家分享，這種分享的過程，如果大家認為它是被灌輸、啟蒙的東西，我覺得是騙人，也騙自己，我根本沒有這個水平，我更似靈魂乞丐，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到現(xiàn)在我自己孤獨的時候和那時候是一樣的，甚至更過，閉上眼睛時甚至比那時候更黑暗。像我寫《陽光下的夢》，人不是在黑暗下去期待光，而是在真正光的下面期待光，甚至期待黑暗，這種黑暗不是探索，什么都看不著，是你仍然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三聯(lián)生活周刊：所以這10年來，你的作品里有越來越多的說唱，是為追求某種年輕姿態(tài)么？

崔健：說唱，不是這10年來，20年前就開始了。可能是相對多了，所以很多人會認為我在趕時髦。對我這是試驗的一部分，這種音樂其實太西方了，我本人喜歡它是因為它力量大，你怎么讓它溶進自己創(chuàng)造的內(nèi)容，其實這很難。比如我試著用方言（唐山話）來說唱，我也嘗試了用普通話唱RAP的極限在哪里，它（普通話）融合節(jié)奏的功能不強，最快速度也就是數(shù)來寶、快板書，像我們用很高的速度來說話，一小節(jié)的語言密度要比快板書多一倍以上，還要有音樂性，最后我發(fā)現(xiàn)用這種口音可以抻長短，可以用這種口音打鼓，我喜歡用嘴打鼓，光打鼓沒內(nèi)容不行，用歌詞的時候就能融進新的內(nèi)容。寫歌的時候我們花了大量時間對口型，我喜歡這樣的過程，很挑戰(zhàn)，但下一張專輯里完全沒有說唱。

三聯(lián)生活周刊：那你厭倦了說唱么？

崔健：也不是。實際上是對一個作品風格的定位，我并沒有厭倦說唱，我很喜歡，事實上過去的那兩張專輯我做了很多試驗性的冒險，走得很極致。對我來說那本來就是風格，對于聽眾來說，可能太復雜了，某種程度上也是商業(yè)上的大冒險。新的專輯我放棄了這種冒險，試著在一種風格里完成極致。

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新專輯完成度已達到多少？

崔健：作品早就完成了，現(xiàn)在做后期。

三聯(lián)生活周刊：雖然“教父”對于你而言什么都不是，但這個稱謂已然構(gòu)成了一種象征，成為一種符號。

崔健：所以我也無所謂，反正年齡和年頭在這了。我做音樂，音樂風格的定位是不停地變，跟這個符號沒有關系。《藍色骨頭》根本沒有任何教父的味道，真的是教父的孫子在那，包括《農(nóng)村包圍城市》，甚至包括《時代的晚上》，這些曲風根本沒有教父的印記。

三聯(lián)生活周刊：是否在那個歷史扭轉(zhuǎn)的點上，必然出現(xiàn)類似“教父”那樣的符號，或者還有其他人可能成為那個符號，就像一個歷史的必然？

崔健：我覺得《一無所有》和《新長征》這前兩張專輯吧，那個位置是不太好替代的，自己想替代也替代不了，音樂進入主流了，《花房姑娘》是主流歌曲，這幾乎是奇跡。對于我現(xiàn)在的位置，我高興的是我發(fā)現(xiàn)全世界范圍內(nèi)做音樂的人幾乎沒有敢像我這樣大玩冒險的，音樂本身風格上的巨大跨越，市場上的自殺性存在方式（沒有宣傳，沒有MV，創(chuàng)作制作周期極其漫長）。

三聯(lián)生活周刊：這算是某種反抗么？

崔健：我覺得這樣做才是我。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把自我當做音樂興趣的支撐點？

崔健：我的第一張專輯《一無所有》是有點世界音樂的搖滾，第二張專輯不搖滾，是朋克和爵士的混搭，第四張專輯進入了試驗，第五張專輯更瘋狂地做了聲響試驗。聲響試驗的作品我都沒有聽過像我這么大膽的，《小城故事》、《三部曲》、《藍色骨頭》無法歸入任何已有風格，也不是Hip-Pop，也不是電子音樂，也不是搖滾樂。大量的試驗，這種東西是我至今認為對我的舞臺生命力特別重要的一個信息支撐點，如果沒有這些歌，我的舞臺興趣就會降低。我選擇后半輩子在舞臺上生活，但永遠去唱像《新長征》、《花房姑娘》、《一無所有》這樣的歌，我的興趣支撐點很快就會死掉了。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現(xiàn)在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是更舒適呢，還是25年前更舒適？

崔健：對于我來說有兩種身份：一種是接受商業(yè)的壓力，既然成為“教父”，你就應該有商業(yè)運作的規(guī)模，這個規(guī)模是不能讓你停止的，這樣大家就會以各種“量”去評論你。還有一種模式是做自己，沒人給你時間壓力，玩自己的創(chuàng)作，作品拿出來不是按銷售量評判，而是按照自己的定位感受去評判它，是自己生命的質(zhì)。這種標準你必須做一個選擇，選擇量還是質(zhì)，而做出這個選擇的時候，注定有些人愿意和你分享，有些人覺得沒有時間、精力分享。我懂得不愿意履行“父親”的職責，就是拋棄大家，大家就會毫不留情地批判你。很多人不喜歡我的新作，覺得是把他們給忘了，不再為他們寫歌了，那憑什么買你的CD，憑什么支持你？有的是宣傳推廣比你好的作品也不難聽。但我接受這些。

三聯(lián)生活周刊：近年來你可能特別多地在電影方面做出嘗試，不僅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合拍項目，你自己的電影《藍色骨頭》也即將面世。

崔健：還要感謝自己的幸運，始終沒有受到商業(yè)環(huán)境的壓力，沒人給我把音樂做成專輯的壓力，我能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在這點上我是有比較大的自由空間的，因此我愿意盡可能地發(fā)揮藝術(shù)家的冒險精神，與社會互動，跟大家分享我的思想成果、創(chuàng)作成果。理性點說，我想在西方也很難如此輕易地給一個做音樂的人完全自由去做電影，除非自己花錢，自己制片，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可多得的機會。其實對我來說，看電影的習慣和做音樂是密不可分的，不能說這倆產(chǎn)生矛盾，每一次看電影都是自然處理信息的過程，而信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有創(chuàng)作的愿望，尤其想到那么多外國的好電影，卻又跟我沒關系，我想要有中國的好電影，這很像是當年做音樂的開始。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但我想在《一無所有》的時候，你可能不會去想做電影，對你來說，是不是音樂的表達力相對于那個時候弱了？

崔健：如果沒有這些其他的渠道，我在音樂上釋放能量，可能會讓我走向極端。事實上，骨子里我還是特別討厭主旋律，視主流為恥辱，我只愿意搞試驗，只愿意在小地方演出，只希望想辦法讓自己的能量充分釋放。我會變成自己擔心變成的那個模樣，當我覺得我應該去平衡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電影特別好，我在電影上獲取的支持對音樂特別有好處。

三聯(lián)生活周刊：電影要面對審查，即便這部音樂會電影也經(jīng)歷了極其嚴苛的審查過程?！端{色骨頭》肯定也要面對這些，你有緊張過么？

崔健：我有很大的耐心，畢竟做音樂時很多關都過了。這些東西只要你固定了一個標準，比如不能反體制，寫清楚了，就是好處理的。最難處理的是，你說這個，他說那個，實際出的問題都在這個層面上，你說東他說西，無非為了政治利益和經(jīng)濟利益，永遠是這樣，我準備好耐心。如果是政治問題，哪點是反政府、反體制，哪點是觸及到神經(jīng)了，我可以在原則內(nèi)做出調(diào)整，而且我不想太悲觀，我相信熱愛藝術(shù)是人類共有的與生俱來的天性，好的藝術(shù)品最終能得到各種各樣方式的保護。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其實聽上去挺悲情的，你對這層悲情色彩怎么看？

崔健：過程中需要非常非常強的意志。這種悲情最大的惡果是你不知道悲情，而且你也改不了。我看到很多曾經(jīng)尊重的藝術(shù)家已經(jīng)墮落到這種地步，你看他們的作品時，這才是真正的悲情。我希望有一些人去堅持，在非自殺性的前提下取得生存的機會。自殺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作為成功的藝術(shù)家選擇自殺是很美好的，但是我認為那是對生命的不尊重，生命不僅包括你的五官、身體，也包括思想、靈魂、表現(xiàn)形式，以這種強有力的生存能力會鼓勵很多人，這種影響是乘10倍的，墮落也是乘10倍的。我在剪我的電影的時候，每一幀我都參加了，我會控制，百分百不妥協(xié)，我覺得總有人可以分享其中的價值。

（實習記者王璞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