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鉞

長樂鄭毅生先生天挺，是當代著名的史學家，研治明清史造詣尤為精邃。我對鄭先生慕名很久，也讀過他的著作，但識面較晚。抗戰(zhàn)八年期間，我與鄭先生雖然同在西南大后方，但是我任教于浙江大學，當時校址內遷，初在廣西宜山，后徙貴州遵義，而鄭先生則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教，居于昆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故無會晤機緣。

我與鄭先生初次相識是在解放后的一九五四年夏天。這時，西南大行政區(qū)高教局組織高教參觀團，赴北京、天津、青島等地，向各著名大學參觀訪問，汲取經驗。我是參觀團成員之一，于這年七月上旬，到天津南開大學參觀訪問，住了一個星期。當時鄭先生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他殷勤接待了我們，詳細介紹了南開歷史系的全面情況以及教學與科研的許多好經驗，使我們深受教益。我覺得鄭先生為人爽朗、謙和、誠懇，是一位既有淵博學識又有行政治事才能的學者。

一九六一年，教育部組織編選文科教材，鄭先生任歷史組副組長，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與翦伯贊先生合編)及《史學名著選讀》?！妒穼W名著選讀》共選了六種史書：《左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等。我被分配擔任選注《三國志》的工作。這是一種供大學歷史系高年級學生選修課用的教材，在選注工作中，首先應當考慮符合這個需要。鄭先生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而對《三國志》一書又是夙有研究的(曾于一九三五年發(fā)表過《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一文),所以考慮問題，周密愜當。在選注過程中，關于選目取舍、注釋體例等，鄭先生曾與我多次通函，往復商討，使我深受啟發(fā)。初稿完成后，寄請鄭先生審閱。鄭先生細讀全稿，并對于注釋中個別問題，提出商榷、修訂的寶貴意見。凡此，均足見鄭先生治學治事精密切實的精神。

自從一九七一年后，我雙目患白內障，逐漸加重，視力銳減，最嚴重時幾同盲人。一九八〇年，右眼施行手術后，戴特配眼鏡，始能勉強看書寫字。因此，在近十年中，遇有可以赴京、赴津開會之事，我都辭謝未去，所以無有與鄭先生晤面的機會。只是當南開歷史系教師來蓉或川大歷史系教師赴津時，鄭先生與我都托他們轉致問候相念之意。一九七九年春，鄭先生來成都開會，又喜得晤談。我看到鄭先生年屆八旬，仍然精神矍鑠，步履矯健，論學析疑，妙義紛披，私心慶幸，以為當吾國進行建設“四化”大業(yè)之時，鄭先生在發(fā)揚學術、培育人才方面，將可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一九八〇年，鄭先生所著《探微集》與《清史簡述》出版，都寄給我，使我先睹為快，受益甚多。我的舊稿《杜牧年譜》于一九八〇年出版后，亦寄請鄭先生指正。

一九七九年下半期，四川大學歷史系教師李映發(fā)同志赴天津南開大學參加鄭先生主辦的明清史師資進修班，為期半載。李映發(fā)同志回校后，向我談到，鄭先生治學謹嚴，治事精敏，教導后學，熱誠盹摯。在短短的半年之中，鄭先生共講了九個專題，雖遇風雨，亦不停輟，并親自指導每周一次的課堂討論，有時且到學員宿舍中看望。又曾率領進修班學員外出參觀清西陵，加以講解。鄭先生屢次告誡學員說：“研究歷史要‘求真’、‘求用’?！笳妗褪菙[事實，講道理，不要空談，只有掌握豐富的資料，才有說服力；‘求用’就是要聯(lián)系現(xiàn)實，為祖國建設服務，為人類歷史發(fā)展服務?！庇终f：“搞歷史科學也不能閉關自守，孤芳自賞，要學習外國的好東西；關于搜集資料、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等，都要現(xiàn)代化。學術無國界。”李映發(fā)同志所談的關于鄭先生的種種情況，我聽了后非常感動、欽佩。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鄭先生因工作繁忙，積勞成疾，于十二月二十日不幸逝世。老成凋謝，士林同悲。我驚聞訃音后，甚為傷痛，當即電唁鄭先生之子克晟同志，表示哀悼之忱。十年動亂使我國的學術文化受到劇烈摧殘，有青黃不接、人才寥落之嘆。正希望多有像鄭先生這樣的通人碩德，倡導風氣，端正趨向，誘掖后學，廣育人才，而一旦溘逝，其為損失，寧可估量?所以我之哀悼鄭先生，也正如古人所說的，“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以私?！?/p>

鄭先生逝世已經半年多了，追惟平日交誼，倦倦于衷，因撰此文，以志懷念。至于鄭先生在史學上卓越之成就，士林推重，已有定評，故此短文中不復論述焉。

(原載《南開史學》一九八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