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她,大家腦海里浮現(xiàn)的,恐怕都是那個美艷卻心如蛇蝎,最終聯(lián)合西門慶害死親夫武大郎的“千古第一淫婦”形象。幾百年來,她幾乎成了所有負面女性詞匯的代名詞。
但如果我告訴你,這一切很可能是一場持續(xù)了數(shù)百年的巨大冤案呢?真實的潘金蓮,或許根本不是我們在書里和電視劇里看到的樣子。她從一個良家婦女,一步步“墮落”成我們觀念中的惡女,這背后扭曲和演變的過程,遠比小說情節(jié)本身更加復雜和深刻。
歷史上的潘金蓮與武大郎
根據(jù)一些地方史料和考古發(fā)現(xiàn),歷史上確實很可能存在武大郎和潘金蓮的原型,但他們的真實形象,和小說里描寫的簡直是天差地別。
先說武大郎,小說里說他身材矮小,面目丑陋,靠賣炊餅為生。但根據(jù)河北清河縣的縣志和出土的武植墓(武植據(jù)考證就是武大郎的歷史原型)墓志銘記載,歷史上的武植,也就是武大郎,身材高大,儀表堂堂 。他根本不是什么賣燒餅的,而是個正兒八經(jīng)的讀書人,中年時期考中進士,當上了陽谷縣的縣令,為官清廉,深受百姓愛戴。
那么,他的妻子潘金蓮呢?小說里,她是清河縣一個大戶人家的使女,因為不堪主人騷擾,被報復性地嫁給了武大郎。但歷史上的潘金蓮原型,同樣出身不凡。據(jù)記載,她是知州家的小姐,一位名副其實的良家婦女,知書達理,溫婉賢淑。她和武植夫妻恩愛,家庭和睦,還養(yǎng)育了四個子女,在當?shù)厥侨巳朔Q羨的一對璧人。
看到這里,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的認知被徹底顛覆了?一個清官,一個賢妻,怎么就在后世的流傳中,變成了一對如此不堪的夫妻呢?據(jù)說,這背后源于一場誤會。武植早年家貧,曾受過一位同窗好友的接濟。后來武植當了官,這位朋友家道中落,前來投奔,希望能謀個一官半職。但武植為官清廉,不愿徇私,只是好酒好菜地招待他,遲遲不提安排工作的事。
這位朋友心生怨恨,一氣之下不辭而別,在回鄉(xiāng)的路上,為了報復武植,便開始四處編排、散播關(guān)于武植夫妻的謠言,把他們塑造成了小說里的丑陋形象 。這些惡意的謠言在民間越傳越廣,最終被當時的說書人和小說家聽了去,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素材”。
文學中的初次“墮落”
當那些關(guān)于武植夫婦的民間謠言傳到元末明初的小說家施耐庵耳朵里時,他正在創(chuàng)作一部偉大的作品《水滸傳》。這部小說的主題是歌頌英雄好漢,尤其是像武松這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為了凸顯武松有情有義、疾惡如仇的偉岸形象,他需要一個足夠邪惡、足夠不堪的反面角色來作為襯托。
于是,被民間謠言丑化了的潘金蓮,不幸地被選中了。
在 《水滸傳》 中,潘金蓮的形象被徹底符號化了。她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成了一個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工具,一個代表著“淫”與“惡”的標簽。你看書里的描寫,施耐庵幾乎沒有花什么筆墨去探究潘金蓮的內(nèi)心世界。她的出身被設(shè)定為貧苦的使女,嫁給武大郎是身不由己;她對英武的武松產(chǎn)生好感,是一種本能的向往;她與西門慶勾結(jié),更多是被王婆一步步引誘和算計。
潘金蓮仿佛沒有自己的思想,她的行為邏輯非常簡單:不滿現(xiàn)狀,追求欲望,然后走向毀滅。她的存在,就是為了完成幾個關(guān)鍵任務(wù):引出西門慶,害死武大郎,最終激怒武松,讓武松為兄報仇,犯下命案,從而被逼上梁山。完成了這些任務(wù)后,她的生命也就戛然而止了。
可以說,《水滸傳》 里的潘金蓮,是一個相當扁平的人物。作者對她充滿了道德上的批判,卻沒有給予絲毫的同情和理解。她只是一個用來成就英雄的“墊腳石”,是英雄敘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丑角。這便是潘金蓮在文學世界里的第一次“墮落”,她從一個被污蔑的歷史原型,變成了一個功能性的、純粹邪惡的文學符號。
然而,潘金蓮的故事并沒有就此結(jié)束。幾十年后,另一位偉大的匿名作家,蘭陵笑笑生,對這個符號化的女人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決定以潘金蓮的故事為藍本,創(chuàng)作一部更為深刻、也更為驚世駭俗的作品。
《金瓶梅》里活生生的潘金蓮
如果說 《水滸傳》 只是為潘金蓮畫了一張臉譜,那么 《金瓶梅》 就是將這張臉譜撕下,把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充滿復雜人性的女人推到了我們面前。
《金瓶梅》 借用了《水滸傳》武松殺嫂的故事框架,但把焦點從英雄武松,完全轉(zhuǎn)移到了潘金蓮、西門慶這些“小人物”的世俗生活上。在這部書里,潘金蓮不再是配角,而是當之無愧的主角之一。
《金瓶梅》 里的潘金蓮,性格遠比《水滸傳》中復雜得多。她美艷、聰明、會察言觀色,但也善妒、狠毒、充滿心計。她不再是被動地被王婆引誘,而是主動地、充滿生命力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無論是西門慶的愛,還是在西門慶家中作為小妾的地位和寵幸。她為了爭寵,會使盡渾身解數(shù),用盡各種惡毒的手段去打壓其他妻妾。她對西門慶,有依附,有欲望,也有一絲若有若無的真情。
她的一生,就是一場在男權(quán)社會大家庭里,為了生存和欲望而進行的慘烈“宮斗”。她的“惡”,不再是 《水滸傳》 里那種臉譜化的、純粹的壞,而是混雜著一個底層女性在絕望環(huán)境中的掙扎、不甘和自我毀滅。她既可恨,又可憐。你恨她的歹毒,但當你看到她被西門慶冷落時的孤獨,看到她作為一個玩物不被尊重的悲哀時,又會生出一絲同情。
潘金蓮為何“必須”是惡女?
為什么她“必須”是惡女?為什么從古至今的社會文化,需要這樣一個形象存在?
其實這是深刻的社會文化原因,那就是強大的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在那個“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時代,女性被剝奪了獨立的人格和追求個人幸福的權(quán)利。她們的價值被定義為貞潔、順從和傳宗接代。任何對個人情欲的追求,任何對既定命運的反抗,都被視為大逆不道。
她不甘于被困在與武大郎的不幸婚姻里,她大膽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她用自己的身體和智慧作為武器,去爭奪自己想要的生活。她的行為,在當時的主流價值觀看來,是對整個男權(quán)社會秩序的公然挑戰(zhàn)。
潘金蓮成了一個絕佳的道德反面教材,用來告訴世人:看,這就是不守婦道的下場!通過對潘金蓮的唾罵和批判,封建禮教的合理性被一次又一次地鞏固。
從這個角度看,文學中的潘金蓮,不僅僅是一個人,更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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