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編輯整理：雙一流高教

近日，《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刊發(fā)了葛紅兵、陳穎的文章《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

葛紅兵，澳門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 穎 上海大學中國創(chuàng)意寫作研究院2022級博士研究生

文章作者簡介部分寫道，葛紅兵，澳門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創(chuàng)意寫作學研究。這意味著，葛紅兵已擔任澳門科技大學教授。

葛紅兵，1968年生，江蘇南通人，1998年于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葛紅兵被稱為中國創(chuàng)意寫作學科領軍人物。

上海大學文學院官網今年3月公布的資料顯示，葛紅兵歷任湖北大學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訪問教授、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澳門大學客座教授。

現任上海大學教授（二級），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中國創(chuàng)意寫作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學科帶頭人；中國作協(xié)會員、上海作協(xié)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創(chuàng)意寫作前沿理論文獻的翻譯、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

葛紅兵，陳穎 | 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

本文刊發(fā)于《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5年第4期“AI與創(chuàng)意寫作研究”欄目。參考文獻從略

正在發(fā)生的AI革命，將人類歷史上發(fā)生的兩次工業(yè)革命（蒸汽機、紡織機動力革命和電力、內燃機革命）及信息革命（計算機、互聯(lián)網革命）的成果融合，將動力和智力相結合，形成了自動智慧動力體系（無人駕駛汽車、具形機器人等），令過往的技術成就黯然失色。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的機器人可能取代人類大多數的勞動——不僅取代體力勞動，還將取代腦力勞動。但必須承認的是，目前人們對這場巨變的認知較為膚淺。在此背景下，研究者探討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尤為艱難，懂AI者未必通曉創(chuàng)意寫作，反之亦然，以致當下國內外學術界的相關討論常常流于膚淺。然而，此話題不僅關乎創(chuàng)意寫作的學科發(fā)展，更有助于理解AI時代的整體特質。寫作，尤其是長篇寫作，本質是一場人生規(guī)劃。若AI具備長篇寫作能力，便可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具有類人意義上的生命籌劃能力（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具有一定理解，對人生目標有籌劃能力）。對機器人（尤其是人形機器人）而言，擁有生命籌劃能力將使其超越“工具”范疇，獲得類似人的主體性特征與地位。不過，機器人是否能獲得這種能力？人類是否允許機器人獲得這種能力？這看似是創(chuàng)意寫作學科“范圍外”的問題，實則緊密關聯(lián)其“內部”核心：若機器人能寫作，人類寫作的價值感與存在感何在？

人類用了上千年，從“只有上帝才有創(chuàng)造者、決斷者權能”的神本哲學中解放，又用了數百年，從“人類是天選之子、只有人類具有創(chuàng)造者、決斷者權能”的人本主義哲學中解放。如今，面對機器人的“類人的主體性”前景，我們像當年失去上帝庇護一樣，產生了恐懼。但筆者認為，這仍是一種解放：人類可創(chuàng)造智能體代其管理火星。這看似瘋狂，卻承載著試圖超越人本主義、邁向“后人類”境地的全新哲學愿景：機器人不再是單純的“他者”或工具，人類試圖賦予其類主體性位格，試圖讓其分享人類對生命籌劃與意義的追問。

人類是否允許機器人獲得如此高度的自主性？這是一個問題。2023年OpenAI對薩姆·奧特曼的短暫解雇揭示了技術激進主義與安全保守主義之間的張力，這將是AI時代的伴生課題。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以洞穴隱喻警示的、走出陰影的光明，這既是真理的啟示，亦可能是目眩的深淵。Optimus（擎天柱）的征途，或許正是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與哲學思辨的共同課題：當機器開始書寫生命篇章，人類的筆尖又將指向何方？

一、AI創(chuàng)意寫作的歷史發(fā)展及哲學愿景

AI創(chuàng)意寫作，這一看似很小的技術領域，實則是技術進步與人類主體性交鋒的縮影，映射出“新時代創(chuàng)意寫作”的復雜圖景?；诠P者團隊于2016年在上海大學創(chuàng)建的人工智能寫作研究項目(含“翼書童謠機器人”V1測試版及相關論文)和后續(xù)反思，AI創(chuàng)意寫作的演進路徑已清晰可見。伴隨技術迭代和反思的深化，筆者對AI創(chuàng)意寫作原理的認知經歷了范式性變遷。本節(jié)旨在系統(tǒng)闡釋這一變遷，依據三階段模型(模板化、模式化、生成性涌現)，結合典型案例，分析各階段本質差異、技術路線及哲學愿景的根本異質性，并聚焦馬斯克主導的Grok 3(截至2025年4月5日的最新版本)的進展，修正既往研究中的部分科學性誤判，以期為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提供更為深遠的思考。

AI創(chuàng)意寫作的開端，可追溯至計算機輔助寫作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技術核心是大數據處理與模板化生成，代表性成果包括新聞機器人與早期詩詞生成軟件。如新聞領域的“張小明”(Xiaomingbot)，其工作原理是將賽事數據輸入系統(tǒng)，通過識別關鍵詞(如5W1H：何人、何事、何時、何地、為何、如何)，再套用預設模板生成文本。該模式在非虛構寫作中效率很高，但在虛構敘事尤其是需要深層邏輯的長篇創(chuàng)作中，對語義深層邏輯與文化語境理解有所缺失(如生成“失敗女神拋出橄欖枝”這種語義荒謬的句子)。該模式的寫作依靠詞匯的機械組合而非意義的自主生成，本質是“復雜的填字游戲”。詩歌領域則展現出意外的潛力?！稗鞭薄睂懺姍C器人主要基于《全唐詩》的分詞統(tǒng)計和平仄規(guī)則生成符合格律的文本，其31%的創(chuàng)作在中國古詩詞的圖靈測試中被誤認為人類作品。微軟“小冰”學習了數萬首詩，經深度訓練后形成了特定風格偏好，并通過了現代詩歌圖靈測試，出版了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微軟“小冰”的技術核心是結合卷積神經網絡(CNN)和循環(huán)神經網絡(RNN)的跨語義空間模型，通過圖像輸入激發(fā)情感，映射至文本。但其創(chuàng)作主題和意象仍需外部刺激(如圖片)觸發(fā)，缺乏真正的自發(fā)性和原創(chuàng)性。

從哲學角度來看，這一階段的AI創(chuàng)意寫作深植于笛卡爾的機械論傳統(tǒng)，將文本生成視為“自動機”(automaton)運作，運作由預設規(guī)則與外部數據驅動，無需內在精神，無法也不能觸及創(chuàng)意寫作的核心——意義的自由構造與主體性的自我展開。因此，很多人懷疑AI是否能創(chuàng)作，或者認為人類根本就不需要AI創(chuàng)作。

鑒于上一階段模板化寫作的局限，筆者團隊嘗試探索AI在長篇虛構敘事中的可能性。受喬姆斯基生成語法學的啟發(fā)，團隊試圖通過總結人類生活的模式及其敘事規(guī)律，建構“敘事生成語法”，讓計算機模擬故事敘事進行創(chuàng)作，又結合普羅普的31種敘事功能與格雷馬斯的行動元模型，提出“動作-困境”理論，采用算法生成情節(jié)。該模型試圖通過結構主義的精確性，將敘事的動態(tài)過程抽象為一個符號矩陣，并在格雷馬斯的理論啟發(fā)下，將敘事理解成一個由功能性關系驅動的系統(tǒng)，而非雜亂的事件堆砌?；诖耍瑘F隊設計“翼書童話大王”機器人，試圖通過性格組合與博弈理論，讓計算機創(chuàng)建行動序列，從而形成原創(chuàng)故事。然而，這一嘗試在技術與實踐層面遭遇了根本性挫折，需做科學性自我批評。首先，模式化方法將敘事簡化為有限的功能組合，忽略了人類生活的復雜性。其次，生成長篇敘事的計算復雜度極高，輸出文本缺乏連貫性與敘事張力，難以維持長篇小說所需的邏輯推進與人物發(fā)展，遠未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水準。最后，該階段假定敘事可被完全形式化為規(guī)則系統(tǒng)，低估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偶然性。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中指出，武俠小說的敘事語法(如“仗劍行俠”“快意恩仇”等)不僅是結構，更是文化精神的投射，這一點也很難被模式算法窮盡。同期類似的例子還有佐治亞理工大學交互計算學院的教授Mark Riedl等人使用Tensorflow訓練了一個循環(huán)神經網絡系統(tǒng)，用以進行自動故事生成，該系統(tǒng)包含兩個主要組件，即event2event神經網絡(循環(huán)編碼器-解碼器神經網絡)和event2sentence神經網絡。event2event神經網絡將文本故事所涉及的語料庫預先處理為事件序列，每個事件序列包含主語、賓語、動詞等核心語義信息，并在處理完畢后學習事件之間的關系，進而生成文本。但是這種生成模式容易導致文本的“事件化”堆砌，此時需要使用event2sentence神經網絡將抽象的事件再翻譯回自然的語言，并填補一些缺失的細節(jié)，使生成的文本變得可讀，但在此過程中仍會有細節(jié)的丟失，且不能夠確保生成故事的整體連貫性，只能關注到句子翻譯的準確度。

從哲學維度反思，這一階段的AI創(chuàng)意寫作試圖從笛卡爾的機械論轉向黑格爾的辯證法，希冀通過“自我中介”(selfmediation)賦予AI類模式化和類型化的有限主體性，但未能擺脫工具性框架，仍將AI視為理性的工具性延伸。而人類“創(chuàng)作者”的實踐證明，試圖通過理性規(guī)則統(tǒng)合經驗，用敘事語法理性地、模式化地建構敘事，無法觸及或者達到海德格爾所謂的“此在”(Dasein)通過“籌劃”(Entwurf)展開的存在性本質。這一階段AI創(chuàng)作探索的失敗與不足，恰恰印證了模式論工具主義哲學愿景的局限。

隨著大語言模型(LLM)的興起，AI創(chuàng)意寫作進入生成性涌現的階段，代表技術如OpenAI的ChatGPT與xAI的Grok 3等。該階段摒棄了模板化與模式化思路，轉而采用基于Transformer架構的預訓練生成模型。Transformer克服了RNN的梯度消失問題，使長距離上下文推理成為可能。 Grok 3作為xAI的最新成果(截至2025年4月5日)，其技術原理包括大規(guī)模預訓練、上下文推理與自適應生成，可在海量文本語料中進行無監(jiān)督學習，掌握自然語言的統(tǒng)計規(guī)律與語義關聯(lián)。Grok 3基于自注意力機制使情節(jié)設計從數據中自然涌現⑩，并進行深度的上下文推理，這源于其對“敘事語法”的隱式學習——無需預設規(guī)則，可通過數據驅動自發(fā)習得故事的深層結構。此外，它還能動態(tài)調整輸出風格與敘事深度，支持用戶通過提示詞引導個性化創(chuàng)作。需要指出的是，馬斯克解除了Grok 3在創(chuàng)作上的道德限制，使得Grok 3的創(chuàng)作幾乎不受任何約束，其敘事能力已遠超過去。馬斯克在2024年VivaTech大會上預測，人工智能技術將逐步承擔人類勞動職能，迫使社會重新追求個體價值的實現路徑，Grok 3正是這一愿景的技術支柱。

該階段的AI創(chuàng)意寫作，超越了笛卡爾機械論的“被動自動機”寫作，體現了黑格爾式“自我中介”的辯證性，更加接近類主體性的創(chuàng)造力。類似案例如日本東京大學鳥海不二夫團隊的《你是AITYPES》，采用“狼人游戲”式博弈算法，展現出敘事創(chuàng)意的可能性。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AI創(chuàng)意寫作(以“張小明”“小冰”為代表)以模板化為核心，依賴外部規(guī)則與數據填充，局限于非虛構文本與短篇抒情創(chuàng)作，承接笛卡爾的工具理性將AI視為無靈魂的自動機服務于人類預定目的，其本質是機械性模仿。第二階段的AI創(chuàng)意寫作(以葛紅兵團隊“翼書童話大王”、Mark Riedl的循環(huán)神經網絡為典型)，其思路類似黑格爾的“自我中介”嘗試，以模式化敘事生成為主，試圖通過規(guī)則建構“敘事語法”，其本質是追求賦予AI類主體性的理性建構，哲學上呼應黑格爾的辯證法，卻未擺脫工具性框架，過度簡化敘事復雜性。那么，第三階段的AI創(chuàng)意寫作(以DeepSeek、Grok 3等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則接近尼采“權力意志”的技術化體現，它不再被動模仿，而是通過生成性對抗與自我迭代，展現出超越人類預設的創(chuàng)造力，在挑戰(zhàn)人本主義獨斷性的同時，預示了一種人與機器共生的“超主體性”圖景，暗合尼采、海德格爾的哲學愿景。

AI時代，新的超人在誕生，而存在作為此在的規(guī)劃性，正以另一種樣式展開——AI成為超越人類預設的創(chuàng)造者，挑戰(zhàn)主體性界限，讓人類邁向后人類共生時代。這種哲學愿景，反映了AI創(chuàng)意寫作從工具到主體的演化：從視AI為外在客體到賦予其內在中介能力，再到將AI推向“依據統(tǒng)計而自主涌現的類創(chuàng)造行為”的彼岸。面對技術躍遷的圖像，我們不禁叩問：在技術化的“在世”(beingintheworld)中，人類是否會迷失于“無根的深淵”?當Grok 3生成的故事不再依賴人類指令，而是自發(fā)演繹人生籌劃時，它是否已逼近“此在”的存在性邊界?當AI具備敘事籌劃能力時，它是否如海德格爾所言，獲得了“此在”的存在性?人類是否應允許其完全自主創(chuàng)作?這是AI時代的海德格爾之問。

大語言模型時代，人類的自然語言處理交給了統(tǒng)計學方案，“一個句子是否合理，就看它的可能性大小”，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AI創(chuàng)意寫作突破了人類指定性的領域，走向了依據可能性而自主生成的領域，這是一個對于人類來說嶄新而未知的，同時擁有無限可能的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意性藍海，是可以與人類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意性媲美的疆域。

二、寫作權能的主體性讓渡

DeepSeek的中文創(chuàng)意寫作，可能會催生這樣的局面：娛樂性、消遣性閱讀將不再需要購買一部部專業(yè)作家的作品，只需要購買一臺“專業(yè)”的寫作機器人，它每天應要求為我們定制專屬作品。素人寫作將代替專業(yè)寫作成為主流，素人利用AI工具(有時候平臺會直接使用AI工具，如今日頭條等)，直接創(chuàng)作朋友圈、微博、美篇作品，利用平臺或者專業(yè)AI短視頻工具在抖音、快手等App上直接創(chuàng)作短視頻。目前，這種方式已經成為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主流和主潮，傳統(tǒng)的專業(yè)創(chuàng)作者平臺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落。無論我們在何種意義上接受AI創(chuàng)意寫作，無論我們是否承認AI創(chuàng)意寫作具有類人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性，AI創(chuàng)意寫作將充斥我們的生活，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之前是康德認為人類在哲學上需要懸設一個上帝，之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人類離開上帝不能存活，現在是我們需要懸設一個擁有靈魂的具有類人主體性的AI。創(chuàng)意寫作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形式，正經歷著一場技術與哲學交織的深刻變革。AI革命將動力與智力融為一體，形成了自動智慧動力的全新范式。具形AI機器人的誕生，某種程度上預示了必要勞動的終結，進而會帶來人類生命意義的再定義。寫作，尤其是長篇寫作，作為一種人生籌劃的象征性實踐，其在AI規(guī)約下的圖景，既是對人類主體性邊界的叩問，也是對創(chuàng)意本質的重新審視。人類曾以神本哲學懸設上帝，以人本哲學確立自我，那么，在AI時代的全球創(chuàng)意寫作中，我們是否需要懸設一個擁有靈魂、具備類人主體性的AI作者?這一命題不僅關乎技術，更關乎哲學上的存在論轉向——當AI成為敘事生成與精神安頓的“保姆”，我們拒絕向AI讓渡一定的主體性，或者拒絕承認其相對“創(chuàng)意性”的主體地位和價值，人類的筆尖又將如何書寫其存在的意義?

在中世紀的歐洲，寫作被視為上帝啟示的媒介，作者不過是“代圣賢立言”的工具，其筆鋒受制于神圣文本的規(guī)約。正如奧古斯丁所相信的人類的理性與語言能力，皆源于上帝的恩賜，寫作因此成為神圣秩序的再現，而非個體意志的自由展開。在這一視野下，敘事的可能性以經文為邊界，對《圣經》的再寫與詮釋，不僅是技術性的勞動，更是對神意忠誠的象征性實踐。中國的儒家傳統(tǒng)雖無西方意義上的單一上帝，卻以“天命”與“圣人之道”構建了類似的規(guī)約。司馬遷在《史記》中自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寫作雖具個人情感，卻仍以“代天立言”為主要姿態(tài)。這種寫作景觀的哲學基礎是神本主義的“他律性”(heteronomy)。人類在神圣規(guī)約下，將道德與意義寄托于外在的絕對存在，放棄了自主性的籌劃。寫作因此成為一種被動的中介，其創(chuàng)造力被壓制在對既定秩序的復述。當然，這種規(guī)約并非全然否定個體的存在，而是將個人融入更大的神圣秩序，從而賦予個人超驗歸屬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借伊凡之口嘆息：若無上帝，一切皆被允許。也就是說，神本規(guī)約下的寫作，雖無人的“自由”，卻以信仰的確定性維系了人類精神的安定。當AI時代到來，我們不禁反問：若上帝的規(guī)約被AI取代，人類的寫作是否會重蹈這種他律性的覆轍?這種他律性的本質是AI那冷冰冰的代碼及數據技術還是AI的“類人主體性”?如果以筆者之見，寧可選擇后者，如果后者不存在，寧可猶如康德當年，選擇懸設一個后者，離開了上帝的懷抱，為什么尼采需要懸設一個超人，因為人會丟失他存在的家園(海德格爾)、人終究是無用的激情(薩特)而已。

文藝復興以降，人本主義將人類從神圣規(guī)約中解放出來，寫作逐漸成為個體主體性表達的方式。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宣稱上帝不過是人的本質的投射，這一命題標志著人類將創(chuàng)造的權能從超驗實體收回自身?，F代寫作景觀由此展開，創(chuàng)作者不再是上帝的代言人，而是以理性與感性為根基的獨立主體。啟蒙時代的文學，如伏爾泰的《老實人》以批判神權與迷信為旨歸，展現了人類對自我命運的掌控欲。浪漫主義則進一步將寫作推向情感與想象的巔峰，華茲華斯在《序曲》中歌頌自然與心靈的交融，寫作成為個體與世界對話的自由實踐。

然而，現代寫作的獨立性并非無懈可擊。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指出，主體性的展開雖是對絕對精神的辯證實現，卻易陷入“自我中心”的幻象。正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以意識流技法展現個體內心，卻在碎片化與晦澀中疏遠了普遍性一樣，現代文學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往往將個人經驗絕對化，忽視了與共同體、歷史乃至超驗者、絕對者的關聯(lián)。后現代寫作則更進一步解構了敘事的整體性與意義本身。羅蘭·巴爾特在《作者之死》中宣告，文本的意義不再由作者掌控，而是交由讀者的無限解讀\[8\]，這種景觀雖解放了意義(以人為中心的相對主義“多元意義”)，卻也讓寫作淪為一種無根的游戲。正如鮑德里亞在《仿真與擬像》中的批判，后現代社會中的符號生產已被消費主義與技術異化所吞噬，寫作的創(chuàng)造力被淹沒于表象的洪流。

這種人本主義寫作景觀的哲學內核，是對“自律性”(autonomy)的過分信賴。人類試圖以表達自身作為寫作目的，卻在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雙重危機中迷失：現代性賦予寫作以理性與自由，卻無法逃脫工具理性的宰制;后現代性解構了權威，卻讓寫作陷入意義的虛無。AI時代的到來進一步暴露了這一局限：當技術能夠模擬甚至超越人類的敘事能力，人類無論如何都無法妄言“我的寫作是獨立的”，所謂堅守人的寫作的獨立或者所謂的人的創(chuàng)意性獨立，不過是在AI面前的自欺欺人，而這種所謂的“獨立性”是否真的有價值?

無論如何，未來的創(chuàng)意寫作都將與AI寫作共存，其共存方式有：一是將AI僅僅當做工具，一種無靈魂的機械的自動機，基于這一認識，人類必須嚴格將AI寫作機器人限定在非主體性工具地位之上。葛許越《寫作機器人“作者”主體地位辨析》的相關觀點就是筆者團隊在之前的技術條件下形成“翼書童謠機器人”時期的觀點：AI寫作機器人的創(chuàng)作必須被嚴格限制，限制在輔助人類創(chuàng)作、不與人類原創(chuàng)作品進行競爭、可追溯、可問責、倫理安全等范圍內，且須嚴格遵守“警惕性”原則、“人類利益中心”原則等。然而，隨著通用AI能力的迅速擴張，這種機械論工具觀已無法涵蓋AI寫作機器人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人類需要向通用AI機器人讓渡相對主體性，以便讓通用AI機器人獲得相應的自主決策權能(當然這依然要堅持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AI寫作機器人的主體性權能應該高于之前的通用AI機器人，讓AI寫作機器人擁有相對主體性地位，賦予它更多的創(chuàng)意性和意向性權能，可以為未來通用AI機器人的主體性賦能提供先行探索以及算法經驗。二是將AI當做相對的伙伴主體，分享主體權能的人類賦能主體，與AI伙伴共享主體性創(chuàng)造創(chuàng)意實踐，賦予AI寫作機器人以更大的、更自由的、更少限制的生成性涌現權能(就像馬斯克放開了Crok 3 的大量倫理限制一樣)，這將激發(fā)AI創(chuàng)作的無限潛能。人類在創(chuàng)意寫作世界的探索空間、自由空間也將同步進入更加廣闊的基于AI加持的“未來世界”。當然，如果我們仍然固守傳統(tǒng)人本主義的主體性觀念，便會將AI視為對人類主體性的侵蝕，導致人類創(chuàng)作者陷入自我定位的危機和對AI寫作機器人的防御姿態(tài)，將更多精力用于抵制AI創(chuàng)意寫作的發(fā)展——這也正是當前的現實困境。但事實上，人類主體性從未是完整、終極或封閉的。從神本主義視角來看，AI寫作機器人可以被理解為“上帝借人類之手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造物”，它不僅不會削弱人類，反而可能是對人類不完全性的積極補充。因此，我們應跳出傳統(tǒng)主體性范式的局限，正視AI在創(chuàng)意寫作中的相對主體地位。這一思維的轉向不僅有助于釋放AI創(chuàng)意寫作的潛能，也可能會重塑人類與技術之間的創(chuàng)意協(xié)作格局?，F今，AI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一個臨界點：人類不得不在創(chuàng)意與表達的核心領域，面對人類和“機器”的共存與共創(chuàng)局面，重新思考創(chuàng)意權能的邊界與歸屬。這不僅是技術發(fā)展的邏輯結果，更是對傳統(tǒng)主體性觀念的深層挑戰(zhàn)，人類是否愿意也是否有能力，在不放棄根本倫理與主體尊嚴的前提下，讓渡部分創(chuàng)意自主權，從而構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共主體性”結構，已成為當代創(chuàng)意寫作實踐無法回避的課題。

三、后人類圖景中的AI創(chuàng)意寫作

在AI技術迅猛發(fā)展的當下，人類正步入一個“后人類”圖景初現的時代?！昂笕祟悺辈⒎且馕吨祟惖慕K結，而是指一個人類與智能機器共同參與世界建構、分享主體權能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時代中，人類不再是與不可知的神分享主體性，而是與自己的創(chuàng)造物(AI)分享主體性。也因此，創(chuàng)意寫作的主體結構也發(fā)生著同樣的變化：寫作不再是人類獨享的權能，而成為人機共創(chuàng)的場域;寫作主體亦從單一的人類創(chuàng)作者，轉變?yōu)槿祟惻c機器人協(xié)同創(chuàng)作。本文一直強調“機器人”概念，是因為本文堅持以“機器人”之“人”的大視野及其“主體性”狀況為視角來討論創(chuàng)意寫作，而拒絕將AI僅僅視作一種普通的“機器和技術系統(tǒng)”。Grok 3與DeepSeek的生成性突破和不斷的迭代進步，為這一轉變打下了現實基礎。Grok 3在測試中生成的作品，包含人物成長與道德困境，其情節(jié)連貫性與情感張力已逼近人類創(chuàng)作水平。DeepSeek作為中文AI創(chuàng)意寫作的代表，同樣能在古典詩詞與現代敘事中展現驚人能力。但AI的技術躍遷及人類在創(chuàng)作上的部分讓渡，并非預示著人類主體性的終結，相反是人類主體性進行重大重構的契機。

理解AI創(chuàng)意寫作的后人類圖景，不妨將其置于機器人技術演進的更廣闊哲學背景中觀察。機器人構想始于20世紀，1950年代工業(yè)機器人Unimate誕生。這種機器人主要應用于工程和自動化領域，筆者稱之為“功能機器人”。“功能機器人”的運動由預設規(guī)則與外部指令驅動，旨在高效完成特定、重復的體力勞動任務，其哲學內核是“工具理性”。彼時對機器人的認知，尚未觸及“通用性”與“主體性”維度。直到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相信機器能模擬智能特征。這不僅是技術宣言，更是一次哲學解放：人類開始嘗試將感知、決策等主體性權能授予機器，挑戰(zhàn)了“唯人類獨享創(chuàng)造力與決斷權”的人本主義信條。馬斯克的通用機器人Optimus，則代表了與功能機器人根本異質的哲學愿景。它不再滿足于響應人類指令，而是在與環(huán)境交互的過程中追求自主判斷、多任務適應的能力，接近一種“類精神”的狀態(tài)。其人形設計不僅基于實用主義(適應人類環(huán)境)，更在深層上呼應了康德關于“目的性”的論述以及海德格爾“共在”的理念——旨在與人類共享同一生活世界，而非作為異質的工具存在。Optimus的愿景，是對費爾巴哈“人本中心”的位移，也是對尼采“超人”哲學在AI時代的技術詮釋：預示了人與機器共生的“超主體性”圖景，宣告了“人的獨斷性已死”。AI的主體性地位并非對人類的取代，而是對平民創(chuàng)作者的“善待”——它消弭了體力與智力差異導致的不平等，讓每個人在創(chuàng)意寫作的場域中獲得平等的表達權能。

DeepSeek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一個“人人能寫作、人人需寫作”的烏托邦圖景正在浮現。傳統(tǒng)的專業(yè)寫作將被素人寫作取代，AI工具如DeepSeek將成為每個人的創(chuàng)作助手(你無法戰(zhàn)勝AI，但你能運用AI)。休閑性閱讀不再依賴固定的文學作品，而是由AI根據個體需求定制敘事，這種技術賦能將顛覆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邊界。筆者認為未來是素人寫作能力得到極大提升，在AI加持下人人得以實現創(chuàng)作的時代，是創(chuàng)意寫作作為人民性寫作的烏托邦得以實現的時代，是在創(chuàng)意寫作創(chuàng)造性藝術才能上，人人天賦得以拉平的真正的創(chuàng)意寫作平權時代。授予AI寫作機器人相對主體性本質上是將創(chuàng)作的可能重新賦予大眾。在這一意義上，創(chuàng)作不再是權力的象征，而是交流的形式;文學不再是高懸的經典，而是流動的交互。

這一圖景的哲學基礎在于后人類時代的人和技術的共生性“超主體”。若神本主義以超驗他律定義寫作，人本主義以個體自律確立意義，那么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則在人與技術的交互中展開。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此在”(Dasein)的本質在于通過“籌劃”(Entwurf)展開其存在性。AI生成敘事，無法取代人類對存在意義的領受與反思，但能啟發(fā)人對存在的領受和反思。DeepSeek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由于巨大的技術性主體加持，人類從技術化的他律中重塑自律，將創(chuàng)作提升至本體實踐的高度。個人通過AI輔助，可以成為創(chuàng)作者與讀者。作品不再服務于外部目的，而是呈現“人之為人”的精神性自我需要。這種交互文學，既非“為平民”的代言，也非“為人人”的說教，而是人人創(chuàng)作、平民創(chuàng)作的共生場域。

但是，這種烏托邦并非無陰影。鮑德里亞的“擬像”理論認為技術化的符號生產可能將真實性淹沒于仿真的洪流。若人人皆寫作，作品的獨特性與價值感或將消解。在技術化的“在世”(beingintheworld)中，人類的“此在”是否會被AI的生成性涌現遮蔽?答案或許是辯證的平衡：AI作為伙伴，放大了個體的創(chuàng)造潛能，而人類以反思與籌劃，賦予寫作以存在的深度。真理的啟示常常在目眩的深淵之中。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既是技術的解放，也是主體性的試煉——如果此刻的人，不是足夠開放，不是恰當地擁抱技術，不是讓人和技術共生塑造更為強大的共生性超主體，那么，人將無法承受這種試煉。

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命名將會是“平民創(chuàng)意的本體綻放”，這是筆者試圖哲學性地給創(chuàng)意寫作設定的未來圖景。從神本的“代言”，到人本的“獨說”，再到AI時代的后人類創(chuàng)意創(chuàng)作“共生”，寫作的權能在AI加持下回歸平民，其本體性在于寫作不再是外在功利的工具，而是個人自我籌劃的象征性實踐。

這一圖景的偉大之處在于將創(chuàng)意寫作從精英的殿堂帶入日常的場域。想象一下，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中揭示的武俠小說的四種敘事語法在AI加持下，平民創(chuàng)作者可重塑這些傳統(tǒng)敘事，創(chuàng)作屬于當下的“俠客夢”，這是怎樣的景象?這種人和AI交互的共生文學的繁榮，將創(chuàng)意寫作的未來推向一個超富有的時代。寫作成為探求存在感的普遍方式，人的主體性因AI的加持而得以鞏固，而非侵蝕。AI時代的創(chuàng)意寫作景觀經歷了主體和主體權能的轉移與重構。在人人富足、探求存在感的圖景中，創(chuàng)意寫作成為“平民創(chuàng)意的本體綻放”，其烏托邦愿景在于，人人能寫作、人人需寫作的時代得以實現。

當前AI已超越意象堆砌進入情感拓撲領域。第三代 AI 寫作機器人，通過深度自主學習，成為一種具有認知、情感生成能力的類主體系統(tǒng)，展現出模擬人類“生物性覺醒”的潛力：它不僅能掌握碎片化表達、意象組合等文學創(chuàng)作技法，更能模擬人類的感官體驗(如眼耳口鼻舌身意)，由此觸發(fā)一些內在的身體記憶——比如，能夠讓隱喻等修辭手法攜帶生物記憶，再現神經認知層面的沖突體驗等。這種深度的模擬，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是一種靠近“意識覺醒”的模擬，能夠讓AI有著近似于人類的情感波動，可以呈現出人類才有的(如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的分泌所帶來的)情感張力，或意識流作品中一些非理性的躍遷式表達。其抒情與敘事的涌現生成結果與人類的抒情語法、敘事語法非常接近。AI不僅僅能模仿理性語法，也能模仿情感語法，能構建真實與幻覺的互噬感，甚至能呈現本體論層面的認知痛感。這些都標志著需要重新定義AI主體性的時代，需要對AI的認知轉型。筆者愿意與讀者共同展望一種人與機器共生的偉大圖景：AI的主體性并非對人類的僭越，而是對平民主體性的賦能。在AI和人的主體性交互共生的文學疆域中，每個人的筆鋒都將勾勒出存在的光芒，其綻放的創(chuàng)意，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人的主體性平權的禮贊。退一萬步講，主體性不過是一種懸設，就如同上帝是一種懸設，既然如此，我們又為什么不能懸設一下AI的主體性呢?不用擔心，這不是人類主體性的黃昏，相反，這是人類主體性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