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男，1954年1月生，廣東潮州人，無黨派人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國內外影響較大的人文學者。2015年2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正文】

說起來，我之“讀博”，純屬因緣湊合。1984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yè)，希望到北京工作。由于王瑤先生的大力推薦，北京大學中文系準備破例接納我這中山大學的畢業(yè)生?？傻搅藢W校這一關，被卡下來，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讓他考博？于是，我有幸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上第一屆博士研究生。此前，北京大學中文系諸多名教授雖有招收博士生的資格，或因本人謙虛(“我都不是博士，讓我怎么帶博士生”)，或因一時找不到滿意的弟子，一直懸著。

那一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總共招收了兩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京大學教師的溫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時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開始我和學國際政治、學有機化學的同住，后又改為與治中國史、治法國史的為伍。這樣一來，我們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學科”。比起日后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互相提攜、合作無間，我們那一屆博士生，因同一領域人煙稀少，普遍養(yǎng)成了與其他學科對話的習慣。記得1985年秋冬，我和錢理群、黃子平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系列文章發(fā)表，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北京大學研究生會曾專門組織討論，與會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還有理科的朋友。這種對新事物保持強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園地外，也關注其他學科的進展，在觸類旁通中獲得靈感與動力，與今日博士生教育的過于強調專業(yè)化，形成鮮明對比。

以我有限的觀察，那一屆博士生普遍讀書認真、視野開闊，但學術訓練相對薄弱。這一局面的形成，與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不無聯系，也與博士學位制度剛剛建立，各項規(guī)章制度不太健全有關。舉個例子，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已經寫完，正準備答辯，忽然下來一個新規(guī)定：必須先通過博士資格考試，而后才能正式進入論文寫作。我們苦笑一聲，只好便宜行事，兩步并做一步走。

制度不太健全，對于博士生來說有好也有壞：學術訓練不足，這是缺點；但自由活動的空間很大，則很值得懷念。那一代人的擅長獨立思考，保持開闊的胸襟與視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在說到“啟蒙期”學術特點時，有這么一段話:“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

80年代的中國學術，包括創(chuàng)始期的博士生教育，某種程度上可作如是觀。

一

說來有點不可思議，我讀博士期間，從來沒有正正經經地上過專業(yè)課。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語和第二外語，我的主要任務是讀書、思考，每周與導師王瑤先生進行一次學術對話，還有就是訪問校內外相關專業(yè)的專家學者。1989年歲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寫《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1期)，其中有一段話廣為傳誦：

先生習慣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點鐘前往請教。很少預先規(guī)定題目，先生隨手抓過一個話題，就能海闊天空侃侃而談，得意處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象放風箏一樣，話題漫天游蕩，可線始終掌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收回來,，似乎是離題萬里的閑話，可談鋒一轉又成了題中應有之義。聽先生聊天無所謂學問非學問的區(qū)別，有心人隨時隨地皆是學問，又何必扳起臉孔正襟危坐？暮色蒼茫中，庭院里靜悄悄的，先生講講停停，煙斗上的紅光一閃一閃，升騰的煙霧越來越濃——幾年過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來了。

這段描寫并非“寫意”，而是“寫實”。我的“讀博”之所以如此瀟灑，既取決于王先生的個人風格，也與其時博士制度剛剛建立，尚無各種硬性指標有關。

制度不太嚴格，外在束縛很少，既鮮見獎勵，也難得懲罰。如此缺少競爭，是否會降低學術水準？我看不一定。并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趕，而是跳水臺上的自我發(fā)揮，這種自由自在的讀書狀態(tài)，更接近古人所說的含英咀華、沉潛把玩。讀書做學問，需要心平氣和、優(yōu)游從容。

記得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提及大學課程太多，不適合于從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來，對于讀書人來說，“閑暇”十分重要：“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v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系之復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jié)取而有所發(fā)明，對復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閑暇不為也。”

對于志向遠大并潛心于學者，“余?！钡闹匾?，起碼不下于常被提及的“壓力”。在講求規(guī)則、嚴格管理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的當下，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讀書”辯護，或許不無必要。即便在爭分奪秒的“讀博”階段，也不該時時刻刻念叨著那借以獲取學位的畢業(yè)論文。

二

王瑤先生指導博士生，有幾點明顯與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來討論。

第一，不鼓勵研究生在學期間發(fā)表論文。理由是：不壘高壩，提不高水位；隨處發(fā)泄，做不成大學問。這還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時可能揣摩風氣，投其所好；或者發(fā)表后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第二，不給學生出任何題目，只負責首肯或否定你的選題。理由是：所有好的學術選題，都內在于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別人取代不了。更何況，對于學者來說，此舉生死攸關，正是研究生教學的重點。

第三，碩士論文不要超過三萬字，博士論文不要超過十萬字。理由是：學位論文必須凸顯作者的眼光、訓練與表達能力，不能弄成臃腫蕪雜的史料長編。你可以有很多附錄，但正文部分必須干凈利落、嚴謹簡潔。王先生的這一“戒律”，日后有所松動，但基本思路沒變，即學位論文并非“以長為美”。之所以“松動”，是因為具體實施時出現了問題：遵照王先生的思路以及學校的相關規(guī)定(那時北京大學經費緊張,學生在論文答辯時往往只提供部分章節(jié))，我將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的“下編”，改題為《論傳統(tǒng)文學在小說敘事模式轉變中的作用——從“新小說”到“現代小說”》。答辯會上，出現一個尷尬的局面：有些提問的問題，我在論文“上編”其實已做了相當充分的論述。

王先生指導研究生的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給學生出題這一招，在我看來，實含至理。今日中國學界，不管是理工醫(yī)農，還是人文社科，名氣越大的博士生導師，越像運籌帷幄的“將軍”或“老板”，將眾多研究生編入自己的課題組，分派題目，合作攻關。這種工科教授得心應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處是學生上路快，而且旱澇保收；缺點則是可能限制學生才華的發(fā)揮，就好像是孫悟空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清代大學者戴震說過這么一句驚心動魄的話:“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國手”所具有的無邊法力與無上威嚴，成了其“門下”自我表達以及突圍的巨大障礙：而“二國手”、“三國手”的“門下”,精神負擔小，放得開，故反而可能有大發(fā)展。對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學者來說，戴震的這句話值得仔細咀嚼。

三

博士剛畢業(yè)那陣子，偶有爭議，常被人譏笑：還博士呢，連這都不懂！其實，這是將西方追求專精的學術精神，與傳統(tǒng)中國的博雅趣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相混淆。同樣名為“博士”，作為學位的Ph.D.或Litt.D.，與古代中國學官不可同日而語(盡管現在的官場上,高學歷成了晉升的重要條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專精某一門特殊技藝的人(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說是后兩者的綜合。當然，那是指理想的狀態(tài)。

我所理解的“讀博”，除了現實層面的獲得學位外，應該還有另外兩重意義，一是讀書的心境，一是讀書的技術。這里所說的“讀書”，包括閱讀、思考、探究、寫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學”。晉人陶淵明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人多以為是自嘲，其實，這是一種很高的讀書境界。所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更顯示其讀書之樂。不強作解人，不過度詮釋，不為了職稱而著述，這樣的讀書，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則相反，未曾耕耘，先問收獲，落實到具體操作過程，便是“不讀書,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與專精,既保留讀書之樂趣，又希望對學術有所推進？我想，最佳狀態(tài)是:“好讀書,求甚解。”后者指向職業(yè)，前者指向志趣。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里，讀書與職業(yè)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聯系。大學里，只講修心養(yǎng)性固然不行，可若變成單純的職業(yè)訓練，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訓練，不只是習得精湛的“專業(yè)技能”，更包括養(yǎng)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這也是我對北京大學格外感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