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發(fā)現沒，每年一到十月份，咱們就得經歷一次“諾獎焦慮癥”。打開手機，鋪天蓋地都是誰誰誰又拿獎了，哪個國家又上分了。咱們呢，就像個守在產房外的老父親，既期待又緊張，結果大部分時候出來的都不是自家娃。

這不，202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一公布，好家伙，隔壁日本又上榜了，一個叫坂口志文的老爺子，搞了個“調控性T細胞”，據說能治不少絕癥。

這下可好，新世紀以來，日本人拿的諾貝爾科學獎（物理、化學、醫(yī)學）數量，已經奔著30個去了，比英法德這些老牌強國都猛。

這就很尷尬了。

咱們現在可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研發(fā)投入直追美國，論文數量、專利數量都卷成了世界第一，空間站也上天了，航母也下水了，感覺啥都是“遙遙領先”?？善谥Z獎這個被認為是“科技皇冠”的榮譽上，咱們本土的獲獎者，掰著指頭數，還得回到十年前那位拿青蒿素救了無數人的屠呦呦老師。

這事兒吧，你要說不重要，那是自欺欺人。這已經不光是個面子問題了，更是個里子問題。

網上聊這事兒的帖子特別多，來來回回就那幾句話。要么是捶胸頓足，說我們體制不行，急功近利，學術腐??；要么是精神勝利，說諾獎是西方的游戲，不帶我們玩，我們有自己的評價體系。

說實話，這些都太情緒化，沒聊到根上。

今天咱們就徹底把這事兒扒開揉碎了聊聊。諾貝爾科學獎這東西，它到底是個啥？

咱們把時間軸拉長，從一百多年前，當中日兩國都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時開始說起。你馬上就會明白，今天的一切，都是歷史的投影。

?1860年代，中日兩國都成了難兄難弟，被西方文明的“三體艦隊”堵在門口一頓胖揍。揍完之后，反應完全不同。

大清這邊，搞的是“洋務運動”。核心思想是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至于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甲午海戰(zhàn)一聲炮響，發(fā)現裱糊得再漂亮的屋子，也經不住人家一炮彈。

?那會兒日本在干嘛？他們在搞“明治維新”。洋務運動也辦了學堂，但主要是為了培養(yǎng)翻譯和操作工。日本不一樣，他們是砸鍋賣鐵建大學。

1877年，東京大學成立，完全是奔著世界一流去的。然后派人出去學，不是學個操作說明書就回來，而是直接扎到人家最牛的實驗室里，一泡就是十年八年。

?伊藤博文這幫人，當年親自去歐美考察，回來寫的報告，核心思想就是，工業(yè)、軍事這些都是枝葉，人家的根在教育和科學。

?這幫最早的留學生，就是日本種下的第一批“菌種”，他們回來后，就在日本的大學里發(fā)酵，開始培養(yǎng)自己的酵母。

在日本科研界，有個聽起來有點貶義的詞——“學閥”（日文叫“學閥”，habatsu）。

咱們一聽這詞，就想起學霸壟斷、近親繁殖、打壓新人這些破事兒。沒錯，這些毛病日本學閥一個都不少。但凡事都有兩面，這種看似僵化的師承體系，在另一個維度上，簡直是為基礎科學這種“慢功夫”量身定做的。

為啥這么說？大家想想，一個顛覆性的科學發(fā)現，往往不是一代人能搞定的。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但引力波被真正探測到，那是一百年后的事兒了。基礎科學就是這么個邏輯，得一代代人往下傳，像一場跨越百年的學術接力賽。

日本的“學閥”體系，恰好就提供了這種接力機制。一個領域的大牛建立一個自己的“山頭”，也就是研究室。這個研究室就像一個武林門派，大家?guī)资昃退揽囊患隆?/p>

咱們來看個最震撼的實際案例，日本的粒子物理學界，這簡直就是一部現實版的學術“權力的游戲”，主角就是“京都學派”和后來的“名古屋學派”。

故事得從祖師爺輩說起。日本物理學有兩個開山鼻祖，一個湯川秀樹，一個朝永振一郎。湯川秀樹在1935年提出了“介子理論”，預測了介子的存在，石破天驚?？窟@個，他在1949年拿了日本第一個諾貝爾獎。

湯川秀樹

好了，第一代掌門人立住了山頭。

但他的理論還不夠完美。這時候，他的同門兼一生的對手，朝永振一郎，搞出了一個“重整化理論”，把量子力學往前推了一大步，也在1965年拿了諾獎。

你看，第一代雙子星就奠定了一個門派的基礎。但故事的精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

湯川和朝永手下，有個絕頂聰明的學生，叫坂田昌一。坂田覺得老師們的理論雖然牛，但不夠底層，他想搞明白構成物質的更基本粒子是啥。于是他提出了一個“坂田模型”，大膽預測基本粒子應該由更小的東西組成?？上?，他的模型有點瑕疵，和實驗數據對不上，所以他自己沒能拿獎，成了“無冕之王”。

但是！他這個雖然失敗了但極具啟發(fā)性的想法，就成了門派的“武功秘籍”，傳給了下一代。

坂田昌一后來去了名古屋大學當教授，以他為核心，又形成了一個新的學術山頭。他有兩個非常年輕的后輩（一個是他的學生，一個深受他思想影響），叫小林誠和益川敏英。這兩個小年輕當時名不見經傳，但他們就繼承了坂田的“遺志”，天天琢磨怎么修正坂田模型。

1972年，他倆在一個小辦公室里，基于坂田模型的思路，搗鼓出了一篇驚世駭俗的論文。論文里說，宇宙中的基本粒子（夸克）不止當時已知的3種，得有6種才行，并且建立了一個復雜的矩陣來解釋一個當時的物理學未解之謎（CP破壞）。這個理論太大膽了，當時基本沒人信，論文發(fā)表后被引用的次數寥寥無幾。

但他們就敢這么想，為啥？因為他們站在坂田這個巨人的肩膀上，他們整個門派幾十年都在琢磨這個事兒，給了他們底氣和方向。

結果呢？接下來的三十年里，全世界的物理學家通過各種昂貴的實驗，一個一個地把他們預測的6種夸克全給找到了！完美驗證了他們的理論。于是，在2008年，也就是論文發(fā)表36年后，小林誠和益川敏英共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現在你把這條線連起來看：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第一代諾獎） → 坂田昌一（承上啟下的思想家） → 小林誠/益川敏英（第三代諾獎）。

看到了嗎？這就是“學閥”或者說學術傳承的力量。一個世紀難題，被一個門派，通過三代人的學術接力，給硬生生啃下來了。坂田雖然個人沒拿獎，但他就像一顆“中子”，撞開了后續(xù)的鏈式反應。沒有這種“門派”式的傳承和積累，小林和益川兩個小年輕，是絕對不可能憑空想出那么超前的理論的。

這種“師徒店”模式在日本諾獎得主里比比皆是。 再比如化學獎，2001年的得主野依良治，他的老師當年就是有機化學界的大牛。而野依良治自己帶出來的學生，現在也都是一方諸侯，隨時可能沖刺諾獎。

咱們得講良心話，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那會兒，你要是跟國家領導說，我想申請一筆錢，研究一下幾十億光年外的中子星碰撞，或者琢磨一下細胞里某個蛋白質是怎么折疊的，不被當成思想有問題才怪。

那時候我們面對的是個什么局面？一窮二白，人均壽命35歲，工業(yè)底子基本為零，外面還有個虎視眈眈的聯(lián)合國軍。這種時候，國家所有資源的唯一導向，就只能是兩個字：生存。

所以，我們整個國家的科技樹，從一開始就點歪了——不對，不能說“歪”，應該說是被現實逼著點向了“應用”和“國防”這兩個分支。這就是著名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模式。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兩彈一星”工程。

你想想，鄧稼先、錢學森、于敏這些國士無雙的大神，他們難道不知道基礎物理的前沿在哪嗎？他們難道沒有好奇心去探索宇宙的奧秘嗎？當然有。但國家一聲令下，所有人都從自己的研究領域里抽身出來，隱姓埋名，跑到大西北的戈壁灘上，去算那些最要命的方程。

它用最快的速度，給我們換來了大國的“入場券”和幾十年的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但是，這種“任務導向型”的科研模式，也像基因一樣，深深刻進了我們科研體系的DNA里。

它的特點是：

目標極其明確： 就是要在規(guī)定時間內，把原子彈給我造出來。

資源高度集中： 全國最聰明的大腦、最寶貴的設備，全部堆到這一個項目上。

不計成本，不問過程： 只要最后能響，中間失敗多少次、花了多少錢都可以接受。

這套系統(tǒng)，用來攻克“卡脖子”的工程技術難題，效率是逆天的。但它跟諾獎所獎勵的那種“自由探索、無心插柳”的基礎研究，簡直就是兩個物種。

一個是在規(guī)定靶場打靶的“神槍手”，一個是端著槍在森林里自由尋寶的“獵人”。你說，誰更容易發(fā)現一個沒人見過的“新物種”？

改革開放之后，戰(zhàn)爭的陰影散去，發(fā)展經濟成了核心任務。這時候我們那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科研體系，搖身一變，完美地適配了新的國家目標：經濟追趕。

以前是造原子彈，現在是搞經濟。邏輯是通的，整個科研系統(tǒng)開始瘋狂倒向那些“短、平、快”，能迅速轉化為生產力、能幫企業(yè)賺錢、能創(chuàng)造GDP的技術。于是，我們的路徑依賴就形成了。

這套為“追趕”而生的系統(tǒng)引擎，動力非常強勁，讓我們在四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兩百年的工業(yè)化道路，創(chuàng)造了經濟奇跡。但它內部的“游戲規(guī)則”，卻在很大程度上把通往諾獎的路給堵死了。

首先，是“項目制”和“帽子”文化。

咱們現在的科學家，大部分時間在干嘛？不是在實驗室做實驗，而是在辦公室寫PPT、報項目、拉經費。清華大學的前副校長施一公，當年就公開吐槽過，說他回國后，大量的時間都花在了跟科研無關的事務上，花在申請經費上的時間，遠大于美國。

這就像啥呢？就像你養(yǎng)了一群最優(yōu)秀的獵人，但你不讓他們去森林里打獵，而是天天關在屋里寫“打獵可行性報告”。報告寫得最好的，才能領到下一年的子彈。你說這能打到多少獵物？

比“項目制”更磨人的，是搶“帽子”。

什么“杰青”、“長江學者”、“院士”，這些頭銜（帽子）直接跟你的資源、地位、收入掛鉤。于是，大家的目標從“做出好研究”變成了“拿到好帽子”。

為了在有限的任期內評上帽子，就必須多發(fā)論文、發(fā)好論文，這就逼著大家去做那些容易出成果、見效快的熱門領域，誰還敢去做那種可能十年都發(fā)不出一篇論文的冷門研究？

其次，是“大而全”與資源的分散。

日本的大學有個特點，就是“小而精”。一個牛逼的研究室，可能就七八個人，但幾十年就死磕一個方向。

前面說的那個2025年拿獎的坂口志文，他研究那個T細胞三十年沒換過方向。再比如那個拿了藍光LED諾獎的中村修二，他當年是在一個叫“日亞化學”的小公司里，頂著所有人的反對，一個人死磕了十年才搞出來的。

咱們這邊呢？正好相反。大學追求“雙一流”，什么都想要。今天元宇宙火了，趕緊成立一個元宇宙研究院；明天碳中和熱了，又掛牌一個新能源中心。

看著很熱鬧，但資源就像撒胡椒面一樣，每個領域都投一點，但哪個領域都投不深。研究人員也是，這個項目申一點錢，那個課題拿一點錢，看起來很風光，但精力被嚴重分散，很難在一個問題上形成真正的、長期的、深入的思考。

最后，是科研經費的“安全感”問題。

咱們的科研經費，絕大部分是跟項目走的。項目周期一般就三五年，結題之后，你得趕緊再找下一個。這就讓科學家們始終處于一種“找米下鍋”的焦慮中，缺乏長期的安全感。

反觀日本和德國這些國家，他們有一種“機構式”的核心撥款。一個頂尖的研究所（比如馬普所、理化學研究所），或者一個頂尖教授，每年都能拿到一筆穩(wěn)定、自主的經費。這筆錢可能不多，但能保證你餓不死，能讓你有底氣，去搞一點自己真正感興趣、但風險很高的“閑棋冷子”。

說白了，我們這套系統(tǒng)，是一套極其強大的“應用技術轉化”引擎，但卻不是一臺精密的“基礎科學發(fā)現”儀器。 它的評價體系、資源分配方式、文化導向，都在鼓勵大家去做“從1到100”的優(yōu)化和放大，而不是去探索“從0到1”的無人區(qū)。

而諾貝爾科學獎，恰恰只獎勵那些“從0到1”的探險家。

這么說似乎挺悲觀？倒也不是。

首先，我們得搞懂諾獎的一個核心邏輯：它是個“反射弧”極長的獎項，具有嚴重的滯后性。

它獎勵的，從來不是最新的、最潮的科學成果，而是那些經過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檢驗，被證明是顛覆性的、開創(chuàng)性的“老古董”。

坂口志文的核心發(fā)現在1995年，小林誠和益川敏英的理論在1972年，屠呦呦發(fā)現青蒿素，那更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事兒了。

這個“滯后性”說明了什么？說明我們今天看到的日本“諾獎爆發(fā)”，本質上是在兌現他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日本“泡沫經濟”時代前后，那段科研投入最瘋狂、最大方的時期所積累的“家底”。

那時候的日本，有花不完的錢，養(yǎng)著全世界最頂級的實驗室，科學家們可以不計成本地做研究。二十多年后，這些研究成果被時間驗證，于是開始井噴式地拿獎。

現在，把這個邏輯套在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國家真正開始海嘯式地往科研里砸錢，是什么時候？大概是2010年以后，我們的R&D總投入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并且每年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好了，我們來做個簡單的算術題：日本的投入高峰期（1990s）到獲獎爆發(fā)期（2010s），大概是20年。那我們的投入高峰期（2010s）之后，理論上的“諾獎收獲期”應該在什么時候？

答案是2035年到2045年左右。

所以，現在因為諾獎少而焦慮，就像一個剛往地里撒了種的農民，第二天就扒開土看為什么還沒長出西瓜一樣，純屬自尋煩惱。我們種下的“種子”，還在土壤里默默發(fā)芽呢，時候未到而已。

諾獎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獎勵的領域，大多是比較傳統(tǒng)的“數理化生”。在這些經典賽道上，西方和日本已經跑了一百多年，我們是后來者，追趕起來自然費勁。

但現在最大的變數是，科技領域正在開辟大量全新的賽道， 在這些新賽道上，大家基本是同一起跑線。

你比如人工智能（AI），尤其是深度學習，2012年之后才迎來大爆發(fā)。在這個領域，中國無論是論文數量、人才儲備還是應用場景，都跟美國處于第一梯隊，日本和歐洲反而落后了。

再比如生命科學里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2020年拿了諾獎，從發(fā)現到獲獎不到十年，速度極快。在這個領域，我們的科學家也做出了世界級的成果，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得更大膽。

還有新材料、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等。

這些新領域就像游戲里剛開的新地圖，大家都是一級小號，拿著新手裝備進去砍怪。以前那種日本學閥“祖?zhèn)鲗毜丁钡膬?yōu)勢，在這里就不那么明顯了。我們龐大的人才基數和快速迭代的優(yōu)勢，反而更容易抓住機會。諾獎本身為了跟上時代，也必然會向這些新興領域傾斜。

過去我們總說，要先有基礎科學的突破，才能有應用技術的繁榮。這條路，是歐美日走過的經典道路。但中國的體量和國情，可能正在走出一條獨一無二的新路：用海量的“應用需求”，倒逼“基礎研究”的突破。

這是什么意思？舉個最典型的例子，芯片。

當中美貿易戰(zhàn)，美國人把芯片當武器，卡我們脖子的時候，我們才發(fā)現，光刻機、EDA軟件這些東西，背后全是基礎物理和基礎化學的硬骨頭。想不被人欺負，就必須回去補課。于是，國家和企業(yè)開始史無前例地往材料科學、精密光學、流體力學這些冷板凳領域砸錢。

再比如我們的新能源汽車產業(yè)。

我們現在是世界第一，為了造出能量密度更高、更安全的電池，我們的企業(yè)和大學就必須去死磕電化學、材料物理這些最底層的科學問題。我們龐大的市場和激烈的競爭，成了一個巨大的熔爐，把最前沿的科學問題，直接從實驗室里“逼”出來，擺在了科學家面前。

這種“市場驅動”和“危機驅動”的基礎研究模式，是日本當年不具備的。它未必有純粹的“興趣驅動”那么優(yōu)雅，但極其高效、目標明確，像一臺大功率的抽水機，能把深埋地下的“科學礦泉水”給硬生生抽出來。

我們有全球最大的市場、最復雜的應用場景、最完整的產業(yè)鏈，這些都是一個巨大的“題庫”，在不斷地給我們的基礎科學家們提出過去聞所未聞的新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很可能就會誕生諾獎級的成果。

聊到這，相信大家對諾獎這事兒，心里應該有點數了。最后，我們簡單總結幾句。

第一，用一顆平常心看待諾獎。它是一個結果，一個有20年延遲的“歷史數據”，過度關注它，反而會讓我們在戰(zhàn)略上動作變形，重回“短平快”的老路。

第二，回歸常識，尊重科學規(guī)律。

日本的成功，沒什么神秘的，本質上就是“長期主義”的勝利。他們用半個世紀的穩(wěn)定投入，為科學家創(chuàng)造了一個可以“慢慢來”的環(huán)境。我們現在錢和人都不缺了，缺的就是這份戰(zhàn)略耐心。

第三，堅定地走我們自己的路。

中國的科技崛起，注定是一條前無古人的道路。我們既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yōu)勢，又有“應用倒逼基礎”的市場優(yōu)勢。我們的未來，不是成為另一個日本或另一個美國，而是成為我們自己。

總而言之，諾獎這事兒，急是急不來的。它就像鍋里那鍋湯，你該放的料（錢和人）都已經放下去了，火也生起來了，剩下的，就是交給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