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振臂高呼，到《青春之歌》林道靜的成長軌跡，1900—1959年間，“青年”始終是中國現(xiàn)代性建構(gòu)的核心符號。美國韋爾斯利學院東亞系教授宋明煒所著的《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年）》（以下簡稱《少年中國》），便串聯(lián)起這段歷史中思想者的探索與文學作品的脈絡。

此次對話，不僅有回溯，更直面當下——當技術(shù)包裹生活、“青春”常被消費，當代青年如何承接過往的精神能量？希望讀者能在閱讀與回望中尋得青春坐標，在思考中汲取成長力量。

“少年中國”的一個甲子

上觀新聞：您的《少年中國》從最初構(gòu)思到最終出版，時間跨度長達十幾年，在這個過程中，本書的研究方向或內(nèi)容重點有沒有發(fā)生過調(diào)整？

宋明煒：調(diào)整肯定是有的。早在1999年，我就在《上海文學》發(fā)表了文章《終止焦慮與長大成人》，完全聚焦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文學長成，但那時候我眼里只有“當下的青春文學”，沒想著往歷史深處走。后來準備博士論文，才突然覺得不能只看眼前，要搞清楚“青春與文學的關(guān)系”，得往回找根源，這才把視野拉到100多年前，從晚清開始梳理。

到了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的重點還是“青春與文學”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沒涉及科幻。真正的調(diào)整是在準備本書英文版時，我發(fā)現(xiàn)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初的一些作品，比如吳趼人的《新石頭記》，里面有很多奇幻、未來的想象，這讓我開始關(guān)注科幻領(lǐng)域，也意識到科幻其實是理解“少年中國”想象的另一個角度，所以后來才把科幻研究作為延伸，不過這部分沒太多放進《少年中國》的正文，主要是個人研究方向的拓展。

上觀新聞：您在書中將研究時間段鎖定在1900—1959年，這個區(qū)間的選擇有什么特殊考量？背后是否有深層的歷史邏輯？

宋明煒：1900到1959年，剛好是60年，也就是中國人說的一個甲子，這個時間跨度和“少年中國”的話語演變緊密相關(guān)。最早把“少年中國”作為話語訴諸成文的是梁啟超，1900年他提出《少年中國說》，1902年又寫了《新中國未來記》，用小說的形式給“少年中國”提供了一個藍圖。梁啟超當時是按照人的生命歷程來考量國家發(fā)展的，他覺得一個國家從初創(chuàng)到成為強國，大概需要一個甲子的時間。

不過嚴格來說，若按梁啟超的藍圖，時間線應該是1902年到1962年，但我把它定在1900—1959年，因為1959年是新中國成立10周年，這一年有一部標志性作品——楊沫的《青春之歌》被改編成電影，作為獻禮片，這是當時的國家工程，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她離開舊家庭，到新式學校、北京大學接受教育，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她的成長歷程其實投射出了國家的發(fā)展過程。在新中國成立10周年時，這部電影的出現(xiàn)，相當于給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從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于橫渡太平洋的迷茫中構(gòu)想新中國，到1959年《青春之歌》上映，青年形象與歷史、國家融為一體，成為“崇高”的象征，這60年的呼應太關(guān)鍵了，所以我選擇了這個時間段。

夏令營的青年學生（《幸福的中國青年》，1955年）

追求飛揚，缺少平凡

上觀新聞：除了《少年中國說》和《青春之歌》這“一頭一尾”的標志性作品，書中還提到了哪些對“少年中國”建構(gòu)有重要意義的人物或作品？這些內(nèi)容又如何豐富了“少年中國”的內(nèi)涵？

宋明煒：我這本書的核心思路之一，是不把“少年”“青年”“少年中國”這些詞語當成天然存在的概念，而是把它們看作“建構(gòu)”的結(jié)果，所以會重點梳理這些詞語背后的話語歷史，這背后是一個文化政治空間，里面有很多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作品”。

比如晚清的報人黃遠庸，他是上海報業(yè)的重要人物，發(fā)明了通訊文體，筆名就是“少年中國”，當年很多人都自稱“少年中國”，他就是其中之一。黃遠庸在袁世凱要稱帝時一路逃亡，途中寫了很多文章，強調(diào)個體改良的重要性，認為要改變中國，首先要讓個體實現(xiàn)“自覺”，他的這些文章其實是新文化運動的先聲。我在書的第二章最后一個單元，專門寫了“黃遠庸的最后一次旅行”，講他的經(jīng)歷和思想。

還有更早的容閎，20世紀他寫了自傳《西學東漸記》，那時候很少有中國人寫自傳，他寫這本書就是為了喚醒中國青年，讓他們看世界、走進世界。容閎還最早促成了中國幼童赴美游學，希望通過西式教育改變青年的人生軌跡，進而增強國民力量，他的想法屬于洋務派，也是“少年中國”話語建構(gòu)的重要一環(huán)。有意思的是，梁啟超1902年還在美國探訪過容閎，當時洋務運動已經(jīng)失敗，容閎挽救大清的夢想破滅，而梁啟超在思考憲政革命，黃遠庸后來又主張文學革命，這幾個人的思想勾連，其實反映了不同階段對“新中國”構(gòu)造模式的探索，且都強調(diào)青年的作用。

到了陳獨秀那里，“新青年”的話語又有了新發(fā)展。梁啟超講“少年”，更看重少年的能量，但沒給太多規(guī)范；陳獨秀則對“新青年”提出了具體要求——要進步、不保守，要務實、不虛偽，要面向世界、不閉塞。他既看重青年的能量，又提出了“規(guī)訓”，比如巴金《家》里的高覺慧，就是經(jīng)過一番覺悟后走出家庭，成為“新青年”的代表，這就是陳獨秀“新青年”話語的文學體現(xiàn)。

上觀新聞：您在書中還關(guān)注“成長小說”這一文學主題，在“少年中國”的語境下，中國的成長小說與西方相比，有哪些獨特的發(fā)展脈絡和特點？

宋明煒：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成長小說。最早梁啟超寫《新中國未來記》，想講述“少年中國”的故事，但他作為政論家，缺乏文學想象空間，只想著中國能快速成為強國，卻沒考慮青年成長過程中的具體困境——比如求學、融入社會、面對困難這些實際問題。

真正在文學上做出嘗試的是吳趼人，他的《新石頭記》很有意思，把《紅樓夢》里的賈寶玉拉到了當時的上海。賈寶玉在書中完成了轉(zhuǎn)變，從“兒女情長”到開始“愛國”，他看到洋人奪走中國權(quán)力，立刻有了家國意識，還努力學習新知識。吳趼人寫到后面，讓賈寶玉去尋找“文明境界”——一個融合中國傳統(tǒng)仁義禮儀和現(xiàn)代物質(zhì)發(fā)展的社會，最后在浦東舉行萬國和平大會，東方文明老先生現(xiàn)身說法，展現(xiàn)中國文明的復興。但吳趼人沒讓賈寶玉參與“文明境界”的建設，賈寶玉成了“時間旅行者”，只能旁觀，這種寫法其實寫出了個體在歷史中的無奈，也體現(xiàn)了文學的力量——既建構(gòu)歷史，又關(guān)注個體經(jīng)驗。

到了五四運動之后，葉圣陶的《倪煥之》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第一部以單一主人公精神成長為情節(jié)的白話長篇成長小說。成長小說的核心是主人公精神與外部世界的搏斗，《倪煥之》里的主人公就經(jīng)歷了三重失敗：教育上的失敗、愛情上的失敗、社會斗爭中的失敗。他的愛情失敗不是因為封建禮教，而是被日常生活消磨掉了，這一點很真實，但當時很多革命青年批評這部小說，茅盾還專門為它辯護。

之后茅盾自己寫的成長小說又有了突破，他大膽描寫女性的性覺悟，還把這種覺悟和革命力量結(jié)合起來，雖然當時有人批評他，但他確實豐富了成長小說的內(nèi)涵。再到巴金的《家》，高覺慧離開家就戛然而止，小說沒寫他離開家后的經(jīng)歷，留了空白。這些作品一步步建構(gòu)起中國的成長小說傳統(tǒng)，核心就是“新青年離開家庭、應對社會、經(jīng)歷戀愛”的情節(jié)模板，這和西方成長小說有很大不同。

上觀新聞：與同時期西方國家相比，中國青年的精神有哪些鮮明的特色？

宋明煒：其實“少年與國家綁定”“成長小說承載建國敘事”是全球現(xiàn)象。德國作為后發(fā)國家，歌德那代人用《威廉·邁斯特》系列書寫青年成長與國家建構(gòu)；意大利的“少年意大利”運動也影響了梁啟超，他翻譯過《少年意大利綱領(lǐng)》，《少年中國說》里也有很多借鑒。但中國的獨特性，我覺得和對自身傳統(tǒng)的對話、對日常生活的態(tài)度有關(guān)。

在德國成長小說里，比如歌德的《威廉·邁斯特》，主人公會關(guān)注日常生活——看到鄰里吵架、洗衣做飯，他會感到歡喜，精神追求和物質(zhì)生活是共存的，歌德既寫精神成長，也不排斥對物質(zhì)生活的熱愛。但中國的成長小說里，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在回避或厭惡日常生活空間。比如巴金早期小說《滅亡》里的杜大心，晚上聽到隔壁夫妻吵架就煩躁，他無法接受這樣的日常生活；魯迅也在《文化偏至論》里說過“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強調(diào)精神的重要性。

這種對精神的過度追求、對物質(zhì)的輕視，是中國青年文學形象的一個顯著特點，茅盾算是個例外。那個時代的青年形象，太追求飛揚，缺少平凡，缺乏腳踏實地的精神，這和西方青年形象里“精神與物質(zhì)平衡”的特點很不一樣。

一種“矯正”后的“回歸”

上觀新聞：過去“少年中國”敘事里的青年，多是“與過去割裂、為理想奮斗”的形象，而現(xiàn)在我們身處大數(shù)據(jù)、AI普及的時代，青年被各種技術(shù)和規(guī)則包裹，比如您說“光一個微信就把大家全部勾連得很好”，這種環(huán)境下，當代青年還能找到“割裂過去、突破常規(guī)”的成長可能嗎？

宋明煒：現(xiàn)在的青年確實很難像過去那樣“徹底割裂”了。過去的青年離開家，可能就和舊家庭斷了聯(lián)系；但現(xiàn)在的青年，即便去了遠方，一個微信、一個視頻電話，就能和家里保持聯(lián)系，還信用卡、查行程，都被各種App“規(guī)訓”著，人生好像被“確定”了，很少有“突然離開常規(guī)軌道”的可能，頂多就是離開家旅游幾天，最后還是要回來。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突破”的可能，只是形式不一樣了。過去的突破是“革命式”的，比如林道靜參加革命，改變的是國家命運；現(xiàn)在的突破更多是“細微式”的，比如有的青年放棄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去偏遠地區(qū)做公益支教，或者研發(fā)環(huán)保技術(shù)解決局部環(huán)境問題——這些事不像革命那樣轟轟烈烈，但也是在“突破常規(guī)”，在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世界。

關(guān)鍵是現(xiàn)在的青年要不要有“突破”的意識。過去的青年是“不得不突破”，因為國家在危機中；現(xiàn)在的青年是“可以選擇突破”，選擇把青春能量用在有意義的事上，還是只滿足于眼前的快樂。就像我書里提到的“微人類”，他們沒有歷史包袱，只追求當下快樂，但如果當代青年都像“微人類”那樣，就很難有成長的突破了。

上觀新聞：您剛提到，過去“少年中國”的文學里，大多回避日常生活，而現(xiàn)在很多青年關(guān)注“一地雞毛”的生活瑣事，甚至現(xiàn)在的“青春文學”也多是消費青春、描寫日常。您覺得這種從“回避日?！钡健瓣P(guān)注日?！钡霓D(zhuǎn)變，是青年精神的“退化”，還是“回歸真實”？

宋明煒：不能簡單說是“退化”，更像是一種“矯正”后的“回歸”。過去回避日常生活，是因為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不允許——國家都要亡了，哪有心思關(guān)注柴米油鹽？所以那時候的青年文學，必須把“家國理想”放在第一位，日?，嵤轮荒鼙缓雎?，甚至被視為“拖后腿”的東西。

但也有一些作品兼顧了精神追求和物質(zhì)生活，魯迅的《傷逝》算一個，雖然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成長小說，但寫了青年的愛情和日常生活。子君和涓生自由戀愛，結(jié)婚后住在小院子里，子君學著做飯、養(yǎng)雞，涓生寫文章賺錢，這就是很真實的日常生活。魯迅沒回避這些細節(jié)，他寫子君怎么從“追求自由”變成“被生活困住”，寫涓生怎么從“熱愛子君”變成“厭倦子君”，原因不是封建禮教，就是“沒錢、沒活路”——日常生活的壓力，把他們的愛情和理想都磨沒了。

還有張愛玲，雖然她的作品不在1900—1959年的研究范圍內(nèi)，我發(fā)現(xiàn)，她的寫法和當時的“少年中國”作家完全不一樣。她寫上海的市民，寫他們怎么買小菜、怎么談戀愛、怎么關(guān)注柴米油鹽，不寫革命、不寫理想，只寫日常生活。她剛好填補了“回避日常生活”的空白，讓我們知道那時候的青年，不只有“革命青年”，還有“普通青年”，他們的生活就是柴米油鹽，不是只有家國大事。

現(xiàn)在的大部分作品都關(guān)注日常，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穩(wěn)定了，不用再擔心“國家危機”，青年有條件去關(guān)注自己的生活，去思考“怎么過好每一天”，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能把這些日?，嵤绿幚砗茫茉谄椒采罾镎业揭饬x，也是一種成長。

但要注意，“關(guān)注日?！辈坏扔凇爸魂P(guān)注日?！?。現(xiàn)在的問題可能是“過度關(guān)注物質(zhì)日常，忽略精神追求”。比如有些青春文學，只寫戀愛、吃喝玩樂，完全沒有理想和責任，這就不是“回歸真實”了，而是“迷失”了。好的狀態(tài)應該是“日常里有理想”，比如有的青年一邊努力工作賺錢養(yǎng)家，一邊堅持做公益、搞創(chuàng)作等，這是當下青年精神該有的樣子。

找到“屬于當下的力量”

上觀新聞：您在書的結(jié)尾提到劉慈欣的《微紀元》，用“微人類”的未來追問“新青年的意義”，那在您看來，當下的青年還能找到“少年中國”式的精神力量嗎？

宋明煒：能，但不是復刻過去的“革命力量”，而是找到“屬于當下的責任力量”。過去的“少年中國”精神，核心是“救國家”；現(xiàn)在的青年，不用“救國家”，但要“建設國家”，要面對技術(shù)變革、環(huán)境問題、社會公平這些新挑戰(zhàn)。比如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做公益、搞環(huán)保、研發(fā)科技，他們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讓生活更好”，這就是當下的“少年中國”精神——不是“飛揚的、劇烈的”，而是“踏實的、具體的”。

“微人類”的未來是一種警示——如果只追求眼前的快樂，沒有責任和擔當，那青年就失去了精神力量。但現(xiàn)在的年輕人不是這樣，他們雖然喜歡輕松的青春文學，但也在默默做實事：有人去偏遠地區(qū)支教，有人研發(fā)新技術(shù)、新能源，有人為弱勢群體發(fā)聲。這些事不像“革命”那么轟轟烈烈，但也是在改變世界，也是“少年中國”精神的延續(xù)。所以我覺得，當下的青年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只是形式和過去不一樣了。

上觀新聞：如果讓您給當下的青年推薦幾本書，幫助他們理解“少年中國”的精神，您會推薦哪幾本？為什么？

宋明煒：第一本肯定是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感受那種“少年強則國強”的氣勢，知道我們的前輩對青年有怎樣的期待。第二本是楊沫的《青春之歌》，不是讓他們學林道靜去革命，而是讓他們看看，過去的青年是怎么面對困難、怎么堅持理想的，那種“不放棄”的精神，現(xiàn)在依然需要。第三本是魯迅的《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里面說“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是在講“傳承”——過去的青年為我們指向了光明，現(xiàn)在的青年也要讓下一代擁有更光明的未來，這種傳承就是“少年中國”的核心。

另外，我還會推薦劉慈欣的《微紀元》，不是讓他們相信“微人類”，而是讓他們思考：我們想成為什么樣的青年？想給未來留下什么？這幾本書加起來，既有過去的理想，也有當下的思考，能幫他們更全面地理解“少年中國”的精神，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年）》

宋明煒 著

康凌 肖一之 樊佳琪 廖偉杰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原標題：《當技術(shù)包裹生活、“青春”常被消費，當代青年如何承接過往的精神能量》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