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疽：古代的 “絕癥符號”

《黃帝內經》一句 “膿已成，十死一生”，道盡古人對背瘡的恐懼。這種被稱為 “背疽” 的病癥，現代醫(yī)學界定為急性化膿性蜂窩織炎，由金黃色葡萄球菌侵入毛囊及皮脂腺引發(fā)。

它分虛實二癥：實證紅腫熱痛、寒熱交織；虛癥疽形平塌、成膿緩慢。無論哪種，在缺乏抗生素的古代，都極易引發(fā)敗血癥，這是致死的核心原因。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患背疽死者達 57 人。從秦末范增到清代姚啟圣，它成了貫穿史書的死亡符號，甚至被寫入賭咒誓詞，可見其兇險程度。

二、范增：憂憤催生的毒瘡

秦末亂世，70 歲的范增被項羽尊為 “亞父”。他曾獻策鴻門宴除劉邦，卻因項羽多疑錯失良機。公元前 204 年，陳平設下拙劣離間計：見項羽使者便佯裝錯認是范增使者，更換飲食待遇。

項羽竟信以為真，漸奪范增兵權。這位 “高帝之所畏” 的謀士，空懷濟世之才卻無以自明，悲憤之下辭官歸鄉(xiāng)。行至彭城途中，背部突然腫痛，毒瘡迅速化膿潰爛。

彼時楚漢相爭正酣，車馬勞頓中無精良醫(yī)治。史載他 “疽發(fā)背而死”，唐末詩人周曇嘆其 “平生心力為誰盡，一事無成空背疽”。蘇軾更斷言 “增不去，項羽不亡”，足見其死對時局的影響。

現代醫(yī)學推測，范增的背疽與情志內傷直接相關。憂憤使氣郁化火，加上高齡體弱，細菌趁虛而入，最終無力回天。這正是古代背疽患者的典型困境：情緒成了病情的催化劑。

三、孟浩然：貪鮮引發(fā)的悲劇

盛唐詩人孟浩然，一生仕途坎坷。40 歲赴長安應考失利，后入張九齡幕府，卻難掩郁郁之情，詩中常有 “羞逐府寮趨” 的憤懣之語。

51 歲時，他背部生疽。經醫(yī)治稍有好轉，郎中再三叮囑忌食河鮮海鮮等 “發(fā)物”。偏偏此時，貶官路過襄陽的好友王昌齡到訪，久別重逢讓他忘乎所以。

宴席上的 “查頭鳊” 是當地特產，肉質鮮美。孟浩然明知忌口，卻抵不住誘惑，連吃一條魚，還與王昌齡徹夜飲酒長談。當晚，背疽驟然惡化，紅腫潰爛蔓延，郎中束手無策。

短短數日，這位寫下 “春眠不覺曉” 的詩人便撒手人寰?！缎绿茣份d其 “食鮮疾動” 而亡，看似偶然的貪嘴，實則是長期失意心境與飲食不節(jié)共同作用的結果。

后人對其死因雖有惋惜，卻也認可這符合他隨性的性格。他的死印證了《集驗背疽方》的警示：背疽患者需戒 “嗜欲” 與生冷發(fā)物，稍有不慎便會致命。

四、徐達：野史掩蓋的真相

明朝開國功臣徐達，被朱元璋贊為 “文能治國，武可安邦”。他位列六公之首，卻深諳功成不居之道，家族得以延續(xù)十二代榮華，本是洪武朝的奇跡。

洪武十七年，鎮(zhèn)守北平的徐達突發(fā)背疽。朱元璋遣長子徐輝祖探望，召其回京醫(yī)治。次年二月，54 歲的徐達病卒，《明史》明確記載其死于背疽，無任何謀害痕跡。

民間卻流傳著 “賜蒸鵝致死” 的傳說：朱元璋明知背疽忌鵝，仍賜蒸鵝，徐達流涕食后身亡。這一說法源自明中葉野史《翦勝野聞》，但書中僅提 “賜膳”，未言蒸鵝；清人趙翼轉述時才加了 “蒸鵝” 細節(jié)，且自承 “傳聞無稽”。

從醫(yī)學看，鵝肉含蛋白質與脂肪，并無致疽惡化的毒素，反而能補充營養(yǎng)?！侗静菥V目》雖稱鵝 “發(fā)風發(fā)瘡”，但單次食用絕無立死之理。更可能的是，徐達征戰(zhàn)半生，積勞成疾，背疽引發(fā)的感染無力控制。

學者潘務正指出，徐達之死的野史演繹，實則是后人對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想象。但這一傳說也從側面印證：背疽在古人心中，已是足以掩蓋真相的 “合理死因”。

五、背疽致命的三重密碼

（一）醫(yī)療條件的先天不足

古代無抗生素，無法對抗金黃色葡萄球菌引發(fā)的感染。醫(yī)生只能用刀割除壞死組織、灌洗創(chuàng)面，這種 “手術” 缺乏消毒，反而會加劇感染擴散。

宋代《集驗背疽方》收錄百余個驗方，卻 “有驗者極少”。其中竟有 “用男子發(fā)一團如雞子大” 入藥的荒謬記載，可見診療水平之低?；颊咄?“治療” 中加速死亡。

更要命的是營養(yǎng)誤區(qū)。醫(yī)書要求患者戒生冷、炙烤、魚羊等幾乎所有營養(yǎng)食物，導致身體虛弱，免疫力驟降，陷入 “越補越虛，越治越重” 的惡性循環(huán)。

（二）情志與環(huán)境的雙重催化

背疽發(fā)病多與情緒相關。范增的憂憤、孟浩然的失意、徐達可能的驚懼，都讓 “氣郁化火”，為細菌感染提供了溫床。《黃帝內經》早有 “怒傷肝，思傷脾” 的論斷，情志失調正是疽癥的重要誘因。

古代衛(wèi)生條件惡劣也難辭其咎。無論謀士還是武將，常身處戰(zhàn)亂或旅途，衣物難勤洗，傷口易接觸污物。金黃色葡萄球菌無處不在，一旦皮膚有微小破損，便可能引發(fā)感染。

（三）歷史書寫的特殊隱喻

學者發(fā)現，正史中 “疽發(fā)背而死” 的人，多是壯志未酬、胸懷憂憤者。唐將韓簡明明被部下所殺，史書卻記為 “疽發(fā)背而卒”，可見這一死因承載著史家的 “隱筆”。

它既是真實病癥，也是一種象征：象征著理想與現實的沖突，是時代對個體的碾壓。范增的 “一事無成”、孟浩然的 “懷才不遇”、徐達的 “功高震主”，都在背疽這一病癥中得到了具象化表達。

六、跨越千年的生命啟示

從秦末到明初，范增、孟浩然、徐達的死，串聯(lián)起一部古代醫(yī)療與命運的交織史。背疽的致命性，本質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產物 —— 既無對抗感染的藥物，也缺乏科學的診療理念。

今人雖有抗生素應對化膿性感染，但這些歷史案例仍有警示意義：情緒對健康的影響、飲食作息的重要性，在任何時代都不容忽視。

當我們重讀這些 “背疽而亡” 的記載，看到的不僅是古人的醫(yī)學困境，更是一個個鮮活生命在時代局限中的掙扎。這或許就是歷史留給我們的，超越醫(yī)學本身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