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歴史之島

轉(zhuǎn)自：再建巴別塔

研究古文字，舊稱許學，許是許慎，“五經(jīng)無雙許叔重”。許慎《說文解字》之前，《史籀》、《倉頡》最有名。古人相信，倉頡比史籀早，他才是發(fā)明古文字的第一人。古人說“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jīng)》），“倉頡四目”（《倉頡廟碑》《論衡·骨相》），今人聽了，一笑置之，但文字發(fā)明確實是驚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說文解字》記載倉頡是黃帝時期造字的左史官。黃帝時代按考古學的說法就是新石器時代。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距今上萬年。各種新石器文化，歷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爭論。學者為了區(qū)別文字和文字的前身，發(fā)明兩個詞，一個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個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確認，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辭。比安陽殷墟年代早，有小雙橋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文，與殷墟文字寫法相似，或許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雙橋陶文更往前推，因為材料不足，前后寫法連不起來，就不好說了。這種說不清也要說的問題，便是所謂“文字起源”的問題。

▍西方對漢字的偏見

殖民時代，歐洲歷史學以歐洲為中心，就像古代中國，我們也曾以我們?yōu)橹行?，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只能入于蠻夷列傳、諸番志。歐洲的蠻夷列傳、諸番志叫東方學、民族學和民族志，研究對象是落后國家和落后民族。比如，黑格爾認為東方只是鋪墊，希臘、羅馬、日爾曼才是世界歷史的巔峰，屬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

這種歐洲中心主義也體現(xiàn)在對文字起源的研究上。歐洲語言學從亞里士多德到索緒爾，一直以拼音文字為出發(fā)點，把文字當口語（oral language）的附庸，帶有重語輕文的嚴重偏頗。受這種拼音文字優(yōu)越論和文字單線進化論的影響，很多人都以表音水平為文字發(fā)展定高下，認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發(fā)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后歸宿，而古代象形文字只是拼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漢字保存至今，屬于誤入進化死胡同，變成活化石。這是所有誤解的出發(fā)點。

▍文字的起源：漸變還是突變？

文字起源有突發(fā)說和過程說。突發(fā)說是語言學家從語言學定義出發(fā)，也可以叫定義說。此說強調(diào)，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不經(jīng)人為設(shè)計，制定聽說讀寫的規(guī)則，不成其為文字；不經(jīng)人為傳授，不可能成為交流工具。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們無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須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發(fā)明不可能集思廣益、約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個權(quán)威機構(gòu)，指派少數(shù)人或一個人，比如倉頡類的聰明人，在短時間內(nèi)突然發(fā)明。過程說則認為文字是復(fù)雜系統(tǒng)，不可能從無到有，一蹴而就，總得有個從簡單到復(fù)雜的準備過程。此說比較投合考古學家的口味?？脊艑W的研究對象是大時段的歷史過程。他們希望從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無所謂，反正文字得有個前身，不可能無中生有。

這兩種說法，突發(fā)說更適用于甲骨文這種成熟文字，過程說更適用于陶符這種原始文字。鄭也夫說，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漸變加突變。問題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漸變的漸有多長？突變和漸變，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還有沒有前身？

▍定義是一把刀，歷史過程是一條河

過程說遭遇定義說。語言學家普遍支持定義說，認為考古學家找到的那些符號，再多也沒用，再早也沒用，那都是符號，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義很清楚，它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是個系統(tǒng)。記錄語言的文字，不可能一個一個發(fā)明，或按指事-象形-會意-假借-形聲一類順序，分期分批創(chuàng)造。盡管考古學家搜集了很多資料，通過比較，說某些符號和某些符號像，某些符號和某些文字像，樣子很像，但持定義說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們說，符號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記錄語言，只有音節(jié)、詞義固定，有詞序和文法，可以讀出來講明白，這樣的符號才能叫文字。陶符，別說單個不算，就是寫成幾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讀不出來，沒有連貫的思路和文義可尋，就不是文字。

現(xiàn)在，我們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過硬證據(jù)，只能從已知的文字體系反向逆推——用饒宗頤的話講，就是“以后證前”。但反向逆推的結(jié)果往往是走著走著線索就斷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當成熟，前面沒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應(yīng)俱全。定義說是個要么全無要么全有的創(chuàng)世說，很像孫悟空出世，文字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

考古有個難以擺脫的困境：語言學家刻意追尋的是聲音的痕跡，而考古學家面臨的卻是無聲世界，他們只能“用眼睛閱讀”。符號是啞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聯(lián)系，它就不會開口講話。而不會開口講話的文字當然也就不能證明是文字。

定義是一把刀，符號、文字，一刀兩斷。歷史是一條河，抽刀斷水水更流。

▍定義說批判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這個定義從理論上講，似乎天衣無縫，顛撲不破，但對文字起源的探討，幾乎是廢話——如果說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那說了等于沒說。定義是概念，不是歷史。與其削足適履，不如量體裁衣。

其實，研究漢字起源，我們不光需要一個定義，還需要理解其社會功能。我們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種需要被發(fā)明，用什么樣的文字記錄什么樣的語言，文字演化進程的線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來國龍專門批判過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語言學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標準；二是在西方廣為流傳的單源單線的文字進化論和字母文字優(yōu)越論”。他認為，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靠考古學。最近，鄭也夫再次提起這個話題，則以哲學思考為切入點。他以德里達的《論文字學》為武器，批判“亞里士多德-盧梭-黑格爾-索緒爾”的語言中心主義，指出上述定義是以拼音文字為背景，并未參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別是中國古文字，帶有重語輕文的嚴重偏頗。鄭也夫說，他想不到定義說在中國比西方更有市場。

▍文字跟語言是什么關(guān)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義。世界上的文字分兩大系統(tǒng)，一個以形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個以聲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兩者都表音，兩者都表意。問題不在有什么要素沒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組合的形式不一樣。這兩大系統(tǒng)的差異，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關(guān)鍵是背后有文化上的差異，語言系統(tǒng)不同，國家形態(tài)不同，不同文化對文字的需求不同。

漢字是早期文字的嫡傳，和蘇美爾、埃及、瑪雅等系統(tǒng)的文字類似，是以符號類或圖形類的構(gòu)形要素，通過排列組合，用字形變化表達語音、語義的變化，視覺效果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而拼音文字不一樣，它用字母記音，主要靠音位、音節(jié)的排列組合來表意，語言變化主要靠聽覺效果。字母，形體簡單，數(shù)量有限，只起記音符號的作用，視覺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聲為主，當然強調(diào)以語控文，把文字當語言的附庸，把文字學視為語言學的一部分。而漢字不同，文字、語言并不對等。不但不對等，還脫離語言，超越語言，反客為主，君臨口語之上，成為控制語言的東西。中國傳統(tǒng)小學，文字學是排在前面，我們的音韻學，我們的訓(xùn)詁學，都是附麗于文字學。

▍文字跟符號、圖畫是什么關(guān)系

文字是符號的一種。這里所謂符號（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視覺符號。可視符號可以讀，也可以不讀?？勺x符號只是可視符號中的一種。文字并非符號之全部。文字出現(xiàn)前有符號，文字出現(xiàn)后也有符號，文字外有符號，文字內(nèi)也有符號，文字本身就是由符號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號。我們不能說所有符號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說，文字與符號毫無關(guān)系。這就像人與猿有別，但也不能說人與猿毫無關(guān)系，因為他們都是從類人猿進化而來。

郭沫若把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符號分成兩大系統(tǒng)：刻劃符號和圖形符號。前者以半坡遺址的陶符為代表，多為點線式的幾何形符號；后者以大汶口遺址的陶符為代表，多為用線條勾勒的圖形符號（這兩類符號，不盡出于刻，也有用毛筆硬筆書寫者）。他把這兩類符號稱為指事、象形兩大系統(tǒng)，分別當作漢字的兩個源頭。他認為，商代有兩種族徽，一種是“刻劃系統(tǒng)的族徽”（包括今所謂“數(shù)字卦”），一種是“圖形系統(tǒng)的族徽”。這兩種“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這兩類符號。

▍陶符的年代

現(xiàn)在講漢字起源，學者多借鑒蘇美爾、埃及、瑪雅的古文字，立說于比較研究。蘇美爾楔形文字，進化分四階段：陶符-陶籌-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這一進化模式超越了定義說和突變說。受這一進化模式啟發(fā)，很多學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個準備過程。這個過程有多長，有各種推測。陳夢家說，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1981年在楊家灣遺址發(fā)現(xiàn)的陶器刻畫符號

中國史前的刻劃符號，賈湖遺址所出（約前6000年）最早，是否為原始文字，爭議比較大。半坡遺址所出（約前4500年），裘錫圭叫甲類符號。大汶口遺址所出（約前2700-2500年），裘錫圭叫乙類符號。郭沫若認為，甲類符號早于乙類符號，是最早的文字。裘錫圭相反，認為甲類符號不是文字，乙類符號記名物，才更接近語言學家定義的文字。正是基于這種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號視為類似商代族徽的符號（1978年）。雖然后來他又放棄此說，認為兩種符號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說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約在夏商之際（1978年）。他說的夏商之際，其實并非通常認為的夏商之際，而是約公元前第三千紀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梢娝悄靡翌惙栕髟嘉淖值南孪蓿殉墒煳淖值某霈F(xiàn)放在這一時間后。再晚，丁公遺址所出（約前2300-1800年）、龍虬莊遺址所出（約前2000年），屬于廣義的龍山時代。中國進入銅石并用時期，城市遍地開花，開始出現(xiàn)成行成片的符號。很多人說，這些總該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錫圭說，這些符號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無法斷定與作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關(guān)（1993年）。

中國人心中往往有個潛臺詞，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許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視為中國文明的起點。1984年陶寺遺址出土陶扁壺上有兩個符號，引發(fā)種種猜測。很多人都認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無論如何，中國應(yīng)該有文字了。《史記》有夏世系，更加強了這類聯(lián)想的信心。裘錫圭說，“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這種改進為漢字在夏商之際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打下了基礎(chǔ)?！保?978年）

如果說小雙橋遺址出土的商代陶文（公元前1435-1412年）是殷墟文字的前身，那么從公元前2000年漢字起始到公元前1400年漢字完成系統(tǒng)化這段時間就是研究漢字形成的最關(guān)鍵的時期?？上н@一段歷史目前還毫無線索，成了一個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