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罪的管轄地確定是一個關鍵問題，它直接關系到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判的順利進行。下面通過具體案例來解讀合同詐騙罪管轄地是如何確定的。

案例：甲公司注冊地在A市，法定代表人李某長期在B市辦公。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了一份買賣合同，約定由甲公司向乙公司供應一批特定設備。合同簽訂后，甲公司收取了乙公司的預付款，但卻未按約定供貨，且在乙公司多次催問后失聯(lián)。乙公司經調查發(fā)現(xiàn)，甲公司提供的設備信息虛假，李某也并非真正擁有生產該設備的能力。乙公司遂向公安機關報案，稱甲公司及李某構成合同詐騙罪。

首先，根據法律規(guī)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機關管轄。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fā)生地和犯罪結果發(fā)生地。在合同詐騙罪中，犯罪行為發(fā)生地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實施詐騙行為的地點，犯罪結果發(fā)生地則是指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損失的地點。

在上述案例中，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合同的地點可能是A市，也可能是B市，這就是犯罪行為發(fā)生地的一種可能情況。而乙公司所在地是合同詐騙行為的直接受害者所在地，乙公司因甲公司的詐騙行為遭受了經濟損失，這里就是犯罪結果發(fā)生地。

如果合同簽訂地在A市，那么A市公安機關就有管轄權。因為甲公司在A市注冊，合同簽訂行為發(fā)生在A市，符合犯罪行為發(fā)生地的條件。同時，乙公司作為被害人在其所在地遭受損失，也可以作為犯罪結果發(fā)生地。從實際操作角度看，如果A市公安機關受理此案，他們可以對甲公司在A市的相關經營場所、財務狀況等進行調查，收集甲公司簽訂合同的相關文件、收取預付款的憑證等證據，便于查明案件事實。

若合同簽訂地在B市，B市公安機關同樣具有管轄權。因為李某長期在B市辦公，合同簽訂行為也可能在B市進行，這里是犯罪行為發(fā)生地。而且乙公司的損失是基于與甲公司在B市簽訂的合同，B市也是犯罪結果發(fā)生地。B市公安機關可以對李某在B市的活動軌跡、與甲公司相關的業(yè)務往來記錄等進行偵查，有助于確定甲公司和李某是否存在詐騙故意及具體實施詐騙的手段。

此外，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也可以管轄。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包括戶籍所在地、經常居住地。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戶籍所在地或者其長期居住的地方，如果與合同詐騙行為有密切關聯(lián)，其居住地公安機關也有權管轄。比如李某長期居住在C市，C市公安機關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對案件進行管轄。例如，李某在C市有自己的住所，且在C市策劃了合同詐騙方案，或者在C市處理了與合同詐騙相關的資金等，那么C市公安機關就可以基于這些因素對案件進行管轄。他們可以調查李某在C市的家庭財產情況、與其他人員的經濟往來等，以進一步查明案件全貌。

在確定管轄地時，還需要考慮一些特殊情況。如果幾個公安機關都有權管轄的刑事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機關管轄。必要時，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機關管轄。例如，A市、B市公安機關都認為自己對該合同詐騙案有管轄權，且都已受理。此時，若A市公安機關先受理，那么一般由A市公安機關管轄。但如果經進一步偵查發(fā)現(xiàn)，合同詐騙的主要策劃和實施行為都發(fā)生在B市，且B市是主要犯罪地，那么在必要時，可以將案件移交給B市公安機關管轄。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開展偵查工作，確保案件能夠得到準確、全面的調查，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另外，如果涉及多個犯罪地的合同詐騙案件，各犯罪地公安機關應當相互協(xié)作，密切配合，對管轄有爭議的，應當協(xié)商解決。協(xié)商不成的，報請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指定管轄。比如在這個案例中，如果除了A市、B市外，甲公司還在D市與其他公司有類似的合同詐騙行為，D市公安機關也發(fā)現(xiàn)了相關線索。此時，A市、B市、D市公安機關可能會對管轄問題產生爭議。那么他們應當先進行協(xié)商，共同探討如何更合理地開展偵查工作，確定一個最有利于案件偵破的管轄方案。如果協(xié)商不成，就需要報請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由上級公安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指定管轄，以確保案件能夠順利進行偵查和后續(xù)的司法程序。

合同詐騙罪管轄地的確定是一個復雜且嚴謹?shù)倪^程，需要綜合考慮犯罪行為發(fā)生地、犯罪結果發(fā)生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等多方面因素，遵循相關法律規(guī)定和司法實踐原則，以保障案件得到公正、高效的處理。通過對上述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合同詐騙罪管轄地確定背后的法律邏輯和實際操作要點，為處理類似案件提供有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