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來就說要把北京城墻扒了蓋環(huán)路，這主意在當時聽著，那叫一個順理成章。

1950年的北京，還帶著股子土腥味兒，街上跑的除了幾輛舊汽車，就是叮叮當當?shù)难筌嚭蛽u搖晃晃的騾馬。

百廢待興，大伙兒心里都憋著一股勁兒，要把這舊皇都改成一個嶄新的、冒著熱氣的“生產型”首都。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中南海懷仁堂里，一個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先生，鋪開了一張巨大的圖紙。

這人是梁思成，清華大學的教授。

他指著圖上那圈厚實的城墻，跟在座的領導掰扯一個道理：這老城，不能動。

他說，這不光是一圈墻，這是咱們老祖宗幾百年攢下來的一個完整的藝術品。

中間一條中軸線，從永定門一直捅到鐘鼓樓，兩邊宮殿、壇廟、胡同、四合院，像一棵大樹的枝枝丫丫，長得規(guī)規(guī)矩矩。

這套東西，全世界獨一份。

他的想法很簡單，甚至有點“傻”：把整個老北京城原封不動地框起來，當個巨大的“活的文物陳列館”，讓后代子孫都能瞧見真正的老北京是啥樣。

那新中國的政府機關放哪兒？

梁思成和他搭檔陳占祥早就想好了，在圖紙上往西一指，公主墳到月壇那一大片空地，夠寬敞。

在那兒另起爐灶，建一個全新的行政中心。

馬路可以修得筆直寬闊，大樓可以蓋得高大敞亮，水電暖氣一步到位。

老城和新城，一東一西，像扁擔挑著的兩個筐，這邊裝著歷史，那邊裝著未來，誰也不礙著誰。

這個想法，后來人管它叫“梁陳方案”。

在梁思成的腦子里，這是一盤大棋。

保住老城，就是保住了文化的根；建設新城，就是給新國家一個現(xiàn)代化的臉面。

兩者分開，既能讓老城安安靜靜地“養(yǎng)老”，又能讓新城毫無顧忌地“長個兒”。

這個思路，就算放到今天，也是全世界搞城市規(guī)劃的專家們點頭稱贊的。

但是，在那個急著往前奔的年代，這個想法聽起來太“奢侈”了。

當時新中國剛成立，兜比臉都干凈，仗打了那么多年，哪兒哪兒都要錢。

在老城里辦公，多省事兒？

現(xiàn)成的房子修修補補就能用，道路管線也都是現(xiàn)成的。

更重要的是，把新政權的紅旗，插在舊皇權的中心地帶——天安門旁邊，這本身就是個頂天立地的姿態(tài)，告訴全世界，時代變了。

跑去西郊的荒地上一磚一瓦地蓋新城，得花多少錢？

花多少時間？

等新城蓋好，黃花菜都涼了。

更何況，當時咱們請來的“老大哥”——蘇聯(lián)專家，他們的思路也不一樣。

莫斯科就是榜樣：紅場是中心，一條條寬闊的大道從中心呈放射狀延伸出去，氣派。

他們建議，天安門廣場要擴大，長安街要拓寬，讓它成為北京的大動脈。

要拓寬，城墻和城樓就礙事了。

于是，一場大辯論就這么開始了。

一邊是梁思成這樣的“保古派”，他們看的是幾百年后的文化價值。

另一邊是講究實際效率的“建設派”，他們看的是眼門前的政治需求和經濟成本。

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就是一個剛翻身的窮人家，手里攥著僅有的一點錢，是先買米下鍋，還是先留著錢買幾件傳家寶。

在那個時候，答案幾乎是明擺著的。

決策的天平，很快就倒向了“實用”那一邊。

新中國的首都，必須是個機器轟鳴、煙囪林立的生產城市，不能是那個提籠架鳥、悠閑度日的“消費城市”。

梁思成急了，跟北京市的領導開會，說拆城墻是“挖肉”，扒城磚是“剝皮”。

他甚至在一次會上當場跟一位領導吵了起來，最后被人攙扶著離開，據說回到家后痛哭了一場。

他覺得，他眼睜睜看著一座無價之寶正在被肢解。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推土機的轟鳴聲響徹了北京城。

那些曾經抵御過千軍萬馬的城墻，在現(xiàn)代機械面前不堪一擊。

老百姓們也推著小車去拉城磚，拿回家蓋小廚房、壘雞窩。

那道被梁思成稱作“地球上最獨特、最美麗的項鏈”的城墻，就這么一節(jié)一節(jié)地消失了，變成了后來車水馬龍的二環(huán)路。

緊接著，為了蓋起一棟棟“火柴盒”式的居民樓和辦公樓，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推平。

北京城那細密的、如同毛細血管般的城市肌理，開始變得粗糙、斷裂。

幾十年過去了，北京成了一座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

高樓越來越多，路也越修越寬，但車卻越開越慢。

梁思成當年擔心的事，一件件都成了現(xiàn)實：老城中心人口爆炸，交通堵成一鍋粥；古建筑被現(xiàn)代高樓大廈包圍，顯得格格不入；空氣質量、生活壓力，這些“大城市病”一樣沒落下。

人們在享受現(xiàn)代化便利的同時，也開始懷念那個有城墻、有胡同、有鴿哨的北京。

時間是個很奇妙的東西。

兜兜轉轉七十年，一個叫“雄安新區(qū)”的地方，在距離北京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橫空出世。

國家說了，要把北京那些不那么“核心”的功能，比如一些市場、學校、醫(yī)院、央企總部，都搬到雄安去。

這是要干嘛？

說白了，就是給不堪重負的北京“減負”。

讓北京能喘口氣，專心做好它“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本職工作。

這個思路，聽著耳不耳熟？

把一部分功能從老城里挪出去，到一塊新地方去發(fā)展，好讓老城得到保護和喘息。

這不就是七十年前，“梁陳方案”里那個“一體兩翼”的核心思想嗎？

雖然地點從北京城西，挪到了一百公里外的河北，但那個“另起爐灶，為母城減負”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這遲到了七十年的“新翼”，像一個巨大的回聲，從歷史的深處傳了過來。

它說明，當一個國家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吃飽穿暖之后，自然會回過頭來審視自己走過的路，會重新?lián)炱鹉切┊斈暌驗椤疤莩蕖倍鴣G掉的東西。

現(xiàn)在，北京中軸線正在沖刺世界文化遺產，當年梁思成他們拼了命想保住的東西，如今成了我們最想向世界展示的寶貝。

梁思成在1972年冬天去世了。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他親眼看著自己熱愛的北京城一天天變得陌生。

他沒能等到雄安的規(guī)劃，也沒能看到中軸線申遺的這一天。

陳占祥.《“梁陳方案”與北京》. 收錄于《陳占祥城市規(guī)劃文集》.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