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秋天，香港銅鑼灣的海風吹著郵局門口。張際鵬在柜臺前貼郵票。他已經鬢角花白，三年前還是一名國民黨中將，手下有幾萬將士。此時的他正為了生計發(fā)愁。他寄往臺北的信，裝著全家人最后的希望。

時間回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在長沙，冬雨打在司令部的窗戶上。剛成為第十四軍中將軍長的張際鵬，站在地圖前用筆畫著防線。雖然解放軍還沒過長江，但他接手的部隊，已經是一個爛攤子。

張際鵬是黃埔一期學生，和胡宗南、杜聿明是同學。他參加過北伐，也曾帶兵沖鋒?？箲?zhàn)時他從團長升到師長，打過淞滬會戰(zhàn)和武漢會戰(zhàn)。一九四八年他當上第十四軍副軍長，第二年正月轉正。

但形勢變得太快。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他升任第一兵團副司令。其實是司令陳明仁要在長沙起義，故意把他調離實權位置。張際鵬的新辦公室在司令部二樓的角落，他每天只能批一些糧草統(tǒng)計的文件。他常常站在窗口，看著樓下部隊頻繁的調動，手里的茶杯越握越緊。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晚上，收音機里突然播出程潛和陳明仁的起義通電。當張際鵬聽到自己的名字在起義將領名單里，他手里的茶杯一晃，熱水灑了一身。第二天，他發(fā)現自己家外面多了幾個生面孔的哨兵，說是為了保護他，其實是在監(jiān)視。

隨后他想了整整七天。八月十一日深夜，張際鵬帶著妻子、兩個孩子和三個親信，打扮成商人模樣坐上了貨車。他們帶了六口皮箱，裝著一家全部的家當，其中有兩箱是他二十五年軍旅生涯中攢下的金條和銀元。

當車子繞路衡陽，經過韶關往南走時，張際鵬一路上都很少說話，只是默默看著窗外的湖南山水漸漸遠去。在粵北檢查站，哨兵和他對視了一會，最后擺擺手讓他們走了。九月中旬，他們終于來到了香港，暫時住在九龍油麻地的一家小旅館。

剛到香港那幾個多月，張際鵬還保留著過去的習慣。他在山林道租了一套三間房的屋子，每月租金八十港幣，還留著副官幫他辦事。每周三上午，他都會準時到彌敦道的南華茶室，和流落到香港的同僚們喝茶聊天。這些湖南籍軍官聚在一起，總是為了戰(zhàn)局變化爭得臉紅。

但現實的壓力很快來了。一九四九年底，香港物價飛漲，米價翻了幾倍。張際鵬帶來的積蓄越來越少。更糟的是，他迷上了打麻將，有一夜竟然輸掉三百港幣，這相當于普通工人三個月的工資。

一九五零年春節(jié)前，張際鵬退掉山林道的房子，搬到太子道一處更小的房子居住。往日家里人來人往的景象不見了，墻上的軍用地圖收進箱子，抽屜里塞滿了當票和欠賬單。

一九五零年三月，就在張際鵬為生活發(fā)愁的時候，一位穿西裝的陳先生來找張際鵬。這個人說得天花亂墜，說投資公海填島能賺大錢，每年有三成回報。急著翻本的張際鵬拿出最后兩根金條，又把妻子陪嫁的玉鐲也拿出來，全都交給了這個能說會道的經紀人。

結果可想而知。到了約定的日子，陳先生的辦公室早已空無一人。這個騙局徹底打垮了張際鵬，全家只好搬進銅鑼灣月租十五港元的小閣樓。這里不到二十平方米，夏天熱得難受，下雨天還要用盆接漏水。

為了吃飯，張際鵬的妻子去制衣廠做零活，每天做十小時才掙五港幣。張際鵬自己因為不會說廣東話，又拉不下面子，找工作到處碰壁。有一次他去應聘英文秘書，老板看著他粗糙的雙手，什么都沒問，只是擺了擺手。

就在張際鵬在香港艱難生活的時候，在臺北仁愛路的辦公室里，袁守謙拿起張際鵬從香港寄來的第三封信。磨損的信封邊角，透露著寄信人的困難。作為黃埔一期同學，袁守謙現在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工作，雖然經手重要文件，卻很難幫老同學弄到去臺北的許可。

一九五零年的臺北政局復雜，蔣家父子對從香港來的人都很警惕。張際鵬不僅名字曾經出現在湖南起義的通電里，還因為以前跟桂系白崇禧來往密切，被保安司令部列為需要審查的對象。每次開會討論滯留香港人員的安排問題，總有人提起有些人立場不堅定的舊事。

有一次散會后，袁守謙特意留下來對陳誠說，“有些老同學確實過得很困難，比如張際鵬，這些年來一直沒有接受那邊的職務?！标愓\聽后只是搖搖頭，“現在還不是時候?！?/p>

當袁守謙在臺北努力為他爭取的時候，張際鵬在香港已經落魄到要去碼頭干體力活了。葵涌碼頭上熱浪滾滾，貨輪的汽笛聲在海風中回響。張際鵬站在堆積如山的棉紗包前，學著工友的樣子在肩上墊了塊麻布。當百斤重的貨包壓上來時，他腿一軟，晃了兩步才站穩(wěn)。

“軍長也來扛包了，真是稀罕事。”工頭的話引來一陣低笑。張際鵬默不作聲，咬著牙一步步走上跳板。汗水很快濕透了舊襯衫，在重壓下變成深一塊淺一塊的水印。

正午時分，太陽把船舷曬得發(fā)燙。連續(xù)扛了四個小時后，張際鵬眼前一黑，連人帶貨摔在跳板邊。工友用冷水把他潑醒時，發(fā)現他肩膀的皮肉已經和麻布粘在一起，滲出的血水染紅了棉紗包。

收工的時候，他捏著八毛錢工錢走向粥攤。找零的硬幣從顫抖的手指間滑落，滾進了路邊的排水溝。他蹲在溝邊摸了半天，最后無奈地站起身。這個曾經指揮數萬大軍的將軍，此刻竟然為了錢紅了眼眶。

轉機，在張際鵬堅持了幾年后終于來了。這時臺北的雨季來了，袁守謙在重慶南路的家里整理著來信。五年間，張際鵬的信在書柜里堆了厚厚一疊，每封都仔細標著寄出的日期。這些信從不訴苦，只在過年時簡單寫一句“一切都好，只盼歸期”。

一九五四年秋天，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袁守謙終于等到了機會。蔣經國在報告里提到要爭取流落在外的人員，會后他立即提交了精心準備的報告，還附上張際鵬這些年信件中顯示忠心的段落。

與此同時，張際鵬正在香港郵局填匯款單。他把在碼頭干活掙的錢寄給臺北的朋友，托他們轉交袁守謙當活動經費。這個舉動后來成了袁守謙說服保安部門的證據，“他要是真有異心，何必自己掏錢想辦法回來?！?/p>

一九五五年三月，批復終于下來了，袁守謙馬上自己掏錢買了船票，用掛號信寄到香港那個熟悉的地址。

基隆港的晨霧還沒散盡，張際鵬一家提著最后兩只皮箱走上碼頭。袁守謙特地穿著便裝來接，兩位老同學相視無言，只是緊緊握住對方的手臂，這個動作勝過千言萬語。

在袁守謙的安排下，張際鵬以少將軍銜辦理退役，領著退休金在臺北安了家。他們偶爾在和平東路的茶室聚聚，但更多時候張際鵬喜歡待在家里。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余程萬在香港家里被劫匪殺害的消息，盯著看了很久，最后輕輕折起報紙收進抽屜。

晚年張際鵬常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著孫子們在石榴樹下玩耍。一九七零年一個冬夜，他在睡夢中安詳離世，墓碑按他的遺愿只刻了“黃埔一期張際鵬”七個字。袁守謙親自操辦后事，把老同學的來信整理好珍藏起來，其中一九五二年那封邊角磨損的求救信，被單獨收在一個檀木盒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