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孩子，關注其好行為，不關注其壞行為（只在必要時踩剎車，絕不提前踩剎車），結果就是好行為越來越多，壞行為越來越少，其實成人也基本如此，其內(nèi)在原因可能主要是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別人的關注。
——坤鵬論

第十三卷第五章（3）

原文：

試看意式，它究屬在制造什么？

解釋：

試想理型，它究竟在制造什么？

原文：

沒有意式作藍本讓事物照抄，事物也會有，也會生成，

不管有無蘇格拉底其人，象蘇格拉底那樣的一個人總會出現(xiàn)。

即使蘇格拉底是超世永恒的，世上也會有那樣的人。

解釋：

沒有理型作為藍本讓事物照抄，事物也會存在，也會生成，

比如：人類生育人類，不需要參照人的理型，

在此，亞里士多德強調(diào)了生成原理內(nèi)在于事物自身（形式與質(zhì)料的結合）。

不管有沒有蘇格拉底這個人，像蘇格拉底那樣的一個人總會出現(xiàn)。

即使蘇格拉底是超現(xiàn)世的，現(xiàn)世之中也會出現(xiàn)那樣的人。

亞里士多德通過蘇格拉底的例子向人們揭示：

特定人格類型的出現(xiàn)是歷史條件的產(chǎn)生，雅典民主制需要批判型思想家；

個體實現(xiàn)取決于質(zhì)料因（父母基因）與動力因（教育環(huán)境）的結合；

沒必要假定蘇格拉底理型作為超驗模板。

他在這里對永恒理型進行了祛魅，

指出，即使理型永恒存在，現(xiàn)實個體的產(chǎn)生仍然依賴：

質(zhì)料的潛能（精子與卵子的結合）；

動力因的作用（社會環(huán)境的塑造）；

目的因的引導（個體實現(xiàn)其本質(zhì)的趨向）。

這標志著，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的關鍵突破：

將形式從超驗領域拉回內(nèi)在世界，確立形式在質(zhì)料中實現(xiàn)的基本原則，為經(jīng)驗科學研究奠定了形而上學的基礎。

原文：

同一事物又可以有幾個模型，所以也得有幾個通式；

例如“動物”與“兩腳”與“人”都是人的通式。

解釋：

對于同一個事物又可以有幾個模型，所以也得有幾個通型；

比如“動物”與“雙足”和“人”都是人的通型。

原文：

又通式不僅是可感覺事物的模型，而且也是通式本身的模型，

好象科屬本是各品種所系的科屬，卻又成為科屬所系的科屬，

這樣同一事物將又是藍本又是抄本了。

解釋：

亞里士多德在此揭露柏拉圖理型論的自我指涉困境，

通過種屬的類比進行邏輯解構：

?1.模型嵌套的荒謬性?（前句批判）

通型既是可感事物的模型（如“床的理型”是具體床的范本），

又需要更高階通型作為自己的模型（如“床的理型”需參照“家具的理型”或是“床的理型的理型”），

這導致無限遞歸問題，即“第三人問題”的核心困境。

?2.種屬關系的悖論?（后句例證）

正常邏輯：種屬（如動物）包含品種（如人），

但柏拉圖理型論要求種屬本身也成為更高種屬的品種（如動物需從屬于生物），

讓我們用生物學分類類比，如果界→門→綱每一級都需要更高級作為依據(jù)，將會陷入分類學崩潰。

3.?理論破壞性：

該論證徹底瓦解了通型作為最高實體的地位，

暴露出柏拉圖體系在解釋層級關系時的根本矛盾。

亞里士多德借此確立自己范疇論中屬種關系不可逆的原則。

原文：

又，本體與本體的所在兩離，似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意式既是事物的本體怎能離事物而獨立？

解釋：

另外，本體之間所存在的分離，看似是不可能；

那么，理型既是事物的本體，又怎么可能脫離事物而獨立存在？

這段論述針對的是理型論的核心矛盾：

首先，他提出本體之間的所在不可分離這一根本原因，

這里的本體指的是一個事物之所以是該事物的本質(zhì)屬性，

“所在”指具體存在的個體事物。

亞里士多德認為，本質(zhì)屬性必須依附于具體事物存在，

就像“白”必須存在于某塊白色大理石中，不能獨立漂浮于虛空。

“分離問題”是亞里士多德對理型論的核心批判點，在《形而上學》中以不同形式出現(xiàn)過13次。

其次，馬上對理型論進行批判，指出理型是獨立于現(xiàn)象世界的超驗存在，是具體事物存在的原型，

但是，如果理型是事物的本體（本質(zhì)），按照本體必須與所在不可分離的原則，理型又怎么能脫離具體事物獨立存在呢？

揭露了理型論在邏輯上的悖謬——將事物的本質(zhì)抽離事物本身。

最后，就是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在?方法論上的差異，

這這種分歧源于兩人哲學路徑的不同：

柏拉圖是?縱向本體論?：理型世界（可知世界）與現(xiàn)象世界（可見世界）分離，理型是現(xiàn)實事物的完美原型。

亞里士多德是?橫向本體論?：形式與質(zhì)料結合于具體本體，本質(zhì)只能通過具體存在展現(xiàn)。

以銅球為例，球體的形式（圓形）必須通過銅質(zhì)材料實現(xiàn)，不存在獨立于材料的“圓本身”。

這種批判標志著古希臘哲學從超驗思辨向經(jīng)驗分析的轉向。

亞里士多德并非完全否定理型，而是反對將其實體化、獨立化。

也就是說，他不否定普遍概念，而是主張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比如人性存在于具體人身上。

這一爭論預示了中世紀唯名論與實在論之爭的雛形。

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研究應該從具體事物出發(fā)，通過觀察歸納得出普遍原理，這一思想方法深刻影響了后世經(jīng)驗科學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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