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寬之變：清代科場罷考問題研究》

作者：王學深 著

ISBN：978-7-5764-2089-0

定價：68元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

作者簡介

王學深現(xiàn)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拔尖人才。主要從事清代政治制度史和科舉史研究。出版著作《清代科舉制度史論稿》《黃帶子的功名：〈宗室貢舉備考〉整理與研究》《明清法律、社會與文化研究》《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驛遞和朝貢體系》等。在《清史研究》《歷史檔案》《古代文明》《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國際漢學》等期刊發(fā)表論文50余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歷史與社會（文摘）》等期刊轉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課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課題、國家民委民族研究課題等。

內容簡介

科場罷考是清代較為特殊的科場事件。本著作的目的不僅要考察清代科場罷考事件的形式和主要特點，更希望以此為切入點，研究清代政府是如何應對士子科場罷考問題的，從而折射出在十八、十九世紀清代國家管控模式的變化。更為直接地說，本書論述的核心是通過清政府對于科場罷考士子態(tài)度與處罰力度的強弱轉化，朝廷對待罷考問題由責士向責官策略的轉變，地方士人對罷考態(tài)度的轉化與他們對罷考案判決施加的影響，展現(xiàn)出中央與地方像平衡木的兩端，在十八、十九世紀發(fā)生了權力平衡關系的轉換。在這種權力關系轉換過程中，科場成為了雙方角力的平臺，而罷考成為了雙方張力關系的體現(xiàn)。透過本著作對于科場罷考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在十九世紀一系列危機面前，清廷不僅主動地選擇從地方退卻，使精英們得以發(fā)揮更強的能動性，達成雙方權力的妥協(xié)，而且官方更加依靠地方精英以保持社會穩(wěn)定，進而保證國家治理上的“長治久安”。

目 錄

緒論001

第一節(jié)研究背景與名詞界定001

第二節(jié)學術史回顧014

第三節(jié)史料運用018

第四節(jié)本書架構019

第一章清代科場罷考問題概述022

第一節(jié)清代以前士子群體行為概述022

第二節(jié)清代科場罷考的量化分析028

第三節(jié)清代科場罷考原因概述035

第四節(jié)清代科場罷考的規(guī)模與發(fā)動網絡049

本章結語057

第二章清前期朝廷對科場罷考問題的應對059

第一節(jié)清代順治、康熙年間對士子群體擾亂科場的處理059

第二節(jié)康熙末年科舉場域內的保官與留官罷考062

第三節(jié)雍正朝的統(tǒng)治策略與對科場罷考的嚴厲懲處066

第四節(jié)雍正朝對于科場罷考問題律令的出臺072

第五節(jié)乾隆朝的罷考案與乾隆帝對士子罷考處罰的態(tài)度078

本章結語089

第三章嘉慶朝統(tǒng)治危機與官方應對罷考事件策略的轉變091

第一節(jié)嘉慶危機091

第二節(jié)嘉慶朝對罷考事件的態(tài)度與應對098

第三節(jié)19世紀科場罷考事件處罰原則的轉變：由責士轉向責官116

第四節(jié)嘉慶朝以后地方官員對科場罷考的應對126

本章結語130

第四章19世紀地方精英對罷考事件的發(fā)聲131

第一節(jié)19世紀地方士人對罷考的發(fā)聲、支持與回憶131

第二節(jié)科場罷考事件在19世紀地方志中的敘述147

第三節(jié)新舊并存——19世紀科場罷考事件的傳播與輿論空間154

本章結語166

第五章對抗與妥協(xié)：19世紀地方精英對罷考事件的介入168

第一節(jié)19世紀下半葉的平衡木效應168

第二節(jié)“官”與“非官”的博弈——科場罷考180

本章結語194

結語196

第一節(jié)階層與可控性張力196

第二節(jié)清代19世紀的統(tǒng)治198

附錄201

參考文獻206

圖表目錄

一、表格目錄

表1-1明代士子群體集體性事件024

表1-2清代士子罷考事件府屬分布統(tǒng)計032

表1-31846年銀錢比例045

表3-1嘉慶四年（1799年）江蘇吳縣士子罷考事件時序表100

表3-2清代順治、乾隆、嘉慶三朝處理士子罷考對比102

表3-3雍正、乾隆、嘉慶、光緒四朝關于涉事罷考的地方官員的處罰

規(guī)定119

表3-4地方志對19世紀罷考事件“調解處理”的記載127

表4-1地方精英記載吳縣士子科場罷考案一覽143

表4-2嘉慶四年（1799年）吳縣士子群體罷考案二十五名參與者

家世背景144

表4-3中國數(shù)字方志庫與中國方志庫所收錄的18世紀各版本地方志中

關于士子罷考的記述148

表4-4中國數(shù)字方志庫與中國方志庫所收錄的19世紀各版本地方志中

對士子罷考的記述149

表5-1涉及士子罷考的33處州縣職官任期轉變情況171

表5-2乾隆時期與1850—1900年間廣東、江蘇、浙江三省新建

書院對比176

表5-3“江南民團”主要人物、功名情況及朝廷封贈185

二、插圖目錄

圖1-1《清實錄》載士子群體罷考、鬧考統(tǒng)計029

圖1-2清代91次科場罷考事件趨勢圖029

圖1-3清代每20年等分科場罷考事件趨勢圖030

圖1-41801—1804年間浙江省糧價波動圖044

圖2-1清代縣學臥碑060

圖3-11723—1898年清代財政存銀趨勢圖092

圖4-1信息傳播與教育、權力的關系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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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第一節(jié) 研究背景與名詞界定

一、名詞界定

清代科場罷考是指為表達訴求和謀取群體利益，本應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卻群體性拒絕考試并時常伴有后續(xù)行為的科場事件。在清代以前的史料中幾乎沒有關于科場罷考的記述，直到雍正朝，清政府才將罷考視為一種嚴重的科場群體行為，將其直接納入朝廷的管控之下?？茍隽T考不僅是清代特殊的士子抗議方式，而且是一種管窺中央和地方之間張力關系的新途徑。本著作不僅要考察清代士子科場罷考的形式和主要特點，更希望以此為切入點，闡釋國家對基層科場的管控措施和治理，揭示出朝廷應對罷考問題的“嚴寬之變”，從而體現(xiàn)出在18、19世紀之交，國家管控模式和統(tǒng)治方式的變化。更為直接地說，本著作的論述核心是通過清政府對于罷考士子態(tài)度與處罰力度的強弱轉化，朝廷對待罷考問題由責士向責官策略的轉變，地方士人對罷考的態(tài)度由靜默到發(fā)聲，再到直接介入罷考案判決、施加影響，展現(xiàn)出中央與地方像平衡木的兩端，在18、19世紀發(fā)生了權力關系的轉換。

在這種權力關系的動態(tài)轉換過程中，科場成為雙方角力的平臺，而罷考則成為雙方張力關系的體現(xiàn)。雍正、乾隆兩朝對科舉和士子治理的趨嚴轉變、管控力度加強以及相應律令的適用與升級，使得罷考問題在雍乾時期得到快速而有效的控制，展現(xiàn)出清前期朝廷對科場治理的有效性。然而，伴隨著嘉慶初年面臨的一系列危機，朝廷在不改變律法的前提下采用了和雍乾時期不一樣的方式應對科場罷考問題。本著作的研究反映出，自19世紀初始，由于朝廷經濟狀況快速惡化，急于應對各種危機，朝廷觸手逐漸從地方回縮，讓渡出部分權力給地方精英，從而釋放出地方力量以維系統(tǒng)治。在因應的權力格局調整背景下，地方精英們得以發(fā)揮更強的能動性，并圍繞科場罷考案件展開中央與地方、官與非官群體的博弈與妥協(xié)，進而在危機重重的19世紀保證清朝統(tǒng)治上的“長治久安”。本著作對清代科場罷考問題的研究體現(xiàn)出清代國家基層管控策略動態(tài)調整與科場治理的效果。

清代士子罷考以群體性表達不滿為主導，以希圖獲得利益為目的，士子們一同行事，以期法不責眾。與之同時，科場罷考也是尚未出仕的非官群體與各級官員之間，地方社會與中央和省府之間的一種互動行為，故而從這一角度來看，士子群體罷考體現(xiàn)了一種社會互動的結果。為了更好地了解清代科場罷考這種集體行為，需要率先定義幾個關鍵詞。

首先，本著作中“清代”一詞的研究跨度涵蓋了有清260年，即以清初順治三年（1646年）科舉制度完全恢復為起點，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廢除科舉制為終點。下文所提及的清前期，指順治三年（1646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后期，指嘉慶元年（1796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科場”在本著作中是指涵蓋縣試及其以上各層級科舉考試的場域，包括童生試、歲科兩試、鄉(xiāng)試、會試、殿試等。但是，這并非意味著在清代各層級考試中均會出現(xiàn)罷考行為。就目前所收集的資料而言，罷考事件多發(fā)于生員的歲科兩試和童生的院、府、縣試階段。

其次，“士子”是科場罷考的主體，在本著作中涵蓋了童生、生員、監(jiān)生、貢生、舉人、進士等以追求科舉功名為目標的讀書人和功名持有者。本著作對“士子”的界定與詹姆斯·M.波拉切克（Polachek, James M.）所界定的“士”的范圍類似，即“所有持有或追求科舉功名的低級別科舉精英，或者對朝廷事務持有意見者”，均可納入“士子”的范圍。在巫仁恕對于明清都市民變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描述。他將舉人以下、童生以上的所有讀書人納入“士階層”，強調他們在集體行為中的主導者身份。簡而言之，因為參與科舉考試這一行為本身已經代表了一種身份的界定，所以在中華帝制晚期，所有參與科舉考試的成員均可稱為士子。

再其次，本著作研究的是士子群體的科場罷考行為，以及官方對這種行為的管控、應對與態(tài)度，由于個人原因的棄考不在本著作研究之列。清代地方社會中士子的個人特權與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們更多憑借群體力量或優(yōu)勢，以集體行事的方式向地方和中央施壓，而罷考正是這種群體行為中的典型代表。恰如瞿同祖對于清代地方生員的描述：他們的權力或力量主要來源于集體團結和集體行動，比如聯(lián)名請愿或集體罷考。筆者所收集的資料顯示，清代科場罷考以百人以上為多見，多者可達近千人。正因如此，《大清律例》卷19《兵律·軍政·激變良民》，將四五十人定性為士子群體罷考的參照和判罰依據(jù)。據(jù)載：

“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逼勒平民，約會抗糧，聚眾聯(lián)謀，斂錢構訟，及借事罷考罷市，或果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眾至四五十人，尚無哄堂塞署，并未毆官者，照光棍例，為首擬斬立決；為從，擬絞監(jiān)候。如哄堂塞署、逞兇毆官，為首斬決梟示。其同謀聚眾，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擬斬立決。其余從犯俱擬絞監(jiān)候。被脅同行者，各杖一百?！?/p>

最后，本著作研究的核心詞——罷考，在科舉領域內專指本應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群體性地拒絕參加科考，有時甚至阻礙其他士子參考，并經常性地發(fā)展至哄鬧官衙、毆打學官的暴力性群體行為。但實際上，以上定義是筆者根據(jù)史料研究總結得出的。可以說，無論在清代，還是在當代，都沒有對“罷考”一詞專有、統(tǒng)一、權威的界定。縱觀雍正朝以前的各種官、私版本的史料，幾乎沒有對于科舉領域“罷考”一詞的定義，與之相近的“罷舉”一詞也極少出現(xiàn)在各種典籍中，“罷考”更多是對行政領域內“罷考功”“罷考課”“罷考滿”的一種簡易描述。直到雍正帝在位期間，清代中央政府才將“罷考”視為科場內一種嚴重的群體行為，直接納入朝廷管控之下。因此，根據(jù)筆者對于清代科場罷考問題的研究，可以將罷考定義為：在清代科舉體制下，為表達某種訴求，本應參加科考的士子卻群體性地拒絕考試，并時常伴有后續(xù)行為的科場事件。

通過上文對關鍵詞的定義可知，清代士子群體的科場罷考行為基本具備兩大特征：其一，參與人數(shù)眾多。在許多事件中，參與士子達百人以上，但參加罷考者以士子為限，主要領導者與組織核心大多是功名持有者，如生員、監(jiān)生、舉人等。其二，罷考時常伴有后續(xù)更為激烈的互動行為，如士子對州縣官、學官的毆打，鬧署，朝廷與地方官府的彈壓，地方官與士紳的調解，以及清后期士子逐漸增多的京控、省控等行為。由此而言，清代士子群體科場罷考體現(xiàn)了群體行為中人數(shù)眾多、社會互動與行為情感這三要素的加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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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第四編輯部

編校排版：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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