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積最大的地級行政區(qū)面積比4個韓國面積和還多出5.8萬平方公里，這個地方是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在新疆的行政區(qū)劃版圖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是個特殊的存在，它面積達(dá)47.15萬平方公里，相當(dāng)于整個黑龍江省，是新疆乃至全國最大的地級行政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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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人疑惑的是，新疆以維吾爾族為主體民族，為何這片最大的區(qū)域卻以“蒙古”冠名？

要解開這個疑問，不能只看當(dāng)下的行政區(qū)劃，更要回到200多年前，那段讓無數(shù)人動容的土爾扈特部東歸史詩中去尋找答案。

要理解巴音郭楞的“蒙古”印記，先得看清它的地理底色，這片47.1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并非全是人們印象中的沙漠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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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山脈橫亙其中，融化的雪水滋養(yǎng)出大片綠洲與草原，博斯騰湖像一顆藍(lán)寶石鑲嵌在盆地中央，巴音布魯克草原更是被譽為“豐饒的泉水之地”（巴音布魯克蒙古語意為“豐饒的泉水”）。

這樣的地理條件，天生適合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也為后來蒙古部落的定居埋下了伏筆，不過，巴音郭楞的蒙古族，并非土生土長的新疆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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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故鄉(xiāng)遠(yuǎn)在萬里之外的歐洲伏爾加河流域，明朝時期，蒙古瓦剌部的分支土爾扈特部，因受到同屬瓦剌的準(zhǔn)噶爾部攻擊，被迫離開草原西遷。

他們越過中亞的荒漠與山脈，最終在伏爾加河流域停下腳步，建立起自己的部落聯(lián)盟，在這里放牧、生活，一住就是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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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沙俄的壓迫，土爾扈特人或許會在伏爾加河畔世代定居，隨著俄羅斯帝國的擴張，他們的生活逐漸被陰影籠罩，沙俄政府強迫土爾扈特部首領(lǐng)送質(zhì)子入宮。

部落太子薩賴甚至被囚禁至死，大量牧民被強征入伍，成為沙俄對外戰(zhàn)爭的“炮灰”，史料記載“征兵數(shù)萬，歸來者十之一二”，無數(shù)家庭因此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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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土爾扈特人無法忍受的是，沙俄還試圖改變他們的信仰與文化，要求他們放棄傳統(tǒng)習(xí)俗，融入俄羅斯社會，這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讓土爾扈特人下定決心東歸的，是清朝對新疆的治理與故土的召喚，乾隆年間，清廷平定了長期割據(jù)新疆的準(zhǔn)噶爾汗國，將新疆重新納入中央政府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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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傳到伏爾加河流域，土爾扈特部首領(lǐng)渥巴錫看到了回歸的希望，準(zhǔn)噶爾部是他們當(dāng)年西遷的仇敵，如今仇敵被平定，故鄉(xiāng)的障礙已清除。

更重要的是，清朝作為蒙古部落認(rèn)可的“天朝上國”，能為他們提供庇護，可東歸之路遠(yuǎn)比想象中艱難，1771年正月，渥巴錫秘密召集部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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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東歸計劃：“我們的子孫永遠(yuǎn)不當(dāng)奴隸，讓我們到太陽升起的地方去”，7萬土爾扈特人帶著帳篷、牛羊，趁著夜色踏上歸途。

沙俄政府得知后，立刻派軍隊追擊，沿途的哈薩克部落也受沙俄煽動前來攔截，土爾扈特人一邊與追兵廝殺，一邊在零下幾十度的嚴(yán)寒中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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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過冰雪覆蓋的烏拉爾山，穿過寸草不生的中亞戈壁，半年的遷徙之路，成了一場悲壯的遠(yuǎn)征，糧食吃完了，他們就殺牛羊充饑；水喝完了，就融化積雪止渴。

老人、孩子和傷員不斷倒下，最終抵達(dá)新疆伊犁時，7萬部眾只剩下不到3萬人，可即便如此，沒有一個人選擇回頭，對故土的執(zhí)念，支撐著他們走完了這段萬里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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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爾扈特人的東歸，不僅是一段民族遷徙史，更直接塑造了巴音郭楞的行政區(qū)劃歸屬，當(dāng)渥巴錫帶著殘部抵達(dá)伊犁時，沙俄立刻向清朝施壓。

威脅“若接納土爾扈特人，便即刻開戰(zhàn)”，面對強硬的外交壓力，乾隆皇帝的態(tài)度毫不退讓：“若爾等不從我言，決然不成，必與爾等交戰(zhàn)！”

清廷不僅明確接納土爾扈特人，還專門派人勘察新疆地形，為他們尋找最適宜的定居地，最終，巴音郭楞周邊區(qū)域被選定為土爾扈特人的聚居地。

這里有天山融水形成的河流（“郭楞”蒙古語意為“流域”，“巴音郭楞”即“豐饒的流域”），有廣闊的草原可供放牧，博斯騰湖還能提供充足的水源與漁業(yè)資源。

完美契合游牧民族的生活需求，清廷不僅為他們劃分了牧場，還提供糧食、衣物等物資，幫助他們重建家園，從那時起，土爾扈特人就在巴音郭楞扎下根來。

他們與當(dāng)?shù)氐木S吾爾族、漢族等民族和睦相處，共同開發(fā)這片土地，隨著時間推移，蒙古文化逐漸成為巴音郭楞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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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設(shè)立地級行政區(qū)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名稱便順理成章地確定下來，這既是對土爾扈特部東歸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多民族共生現(xiàn)狀的認(rèn)可。

如今走進巴音郭楞，依然能看到當(dāng)年東歸歷史留下的印記，巴音布魯克草原上，牧民們騎馬放牧的身影，延續(xù)著傳統(tǒng)的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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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shù)氐拿晒抛骞?jié)慶活動中，“那達(dá)慕”大會上的摔跤、賽馬，展現(xiàn)著濃郁的蒙古文化，博物館里陳列的東歸路線圖、渥巴錫的畫像，訴說著那段悲壯而光榮的歷史。

而這片土地上，維吾爾族的葡萄架、漢族的棉田與蒙古族的草原相映成趣，不同民族的文化在這里交融共生，成了新疆多民族和諧相處的生動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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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疆最大的行政區(qū)為何冠“蒙古”之名？

答案早已清晰，不是偶然的命名，而是對一段東歸史詩的銘記，是對一個民族堅守故土的致敬，更是對新疆多民族共同開發(fā)、共同生活歷史的認(rèn)可。

巴音郭楞的“蒙古”二字，不僅刻在行政區(qū)劃的名稱里，更藏在這片土地的血脈中，提醒著人們，新疆的歷史，從來都是各民族攜手書寫的篇章，新疆的未來，也必然是各民族并肩開創(chuàng)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