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原載《中國訓詁學報》第九輯，商務印書館2024年8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摘 要：本文結合實際?？卑咐f明?？迸c訓詁有著相同的目的與性質，兩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賴，并有相似的論證方式。

關鍵詞：?？?訓詁 文館詞林

?？迸c訓詁，是閱讀古書的兩項基礎工作。筆者從事有年，深感二者聯(lián)系密切。最近校讀《文館詞林》卷四五二，得到一些案例，本文想結合這些案例來談談這方面的一些思考。需要說明的是，?？睂W與訓詁學涉及的范圍很廣，本文所討論的?？迸c訓詁，主要圍繞兩項工作中與詞的正訛相關的部分展開。

在開始討論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文館詞林》卷四五二的內容及相關版本。該卷共收錄四篇碑銘，分別是北齊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隋薛道衡《后周大將軍楊紹碑銘》《大將軍趙芬碑銘》，唐薛收《驃騎將軍王懷文碑銘》。除《大將軍趙芬碑銘》一篇在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八殘存三百余字外，其余三篇均不見于其他文獻?，F(xiàn)存《文館詞林》的最早版本，是日本抄寫于弘仁年代（810－824）的古抄本。本卷圖像也收錄于日本古典研究會1969年出版的《影弘仁本〈文館詞林〉》中。對照該書影印本卷卷首殘存的印章可知，所據(jù)者為早稻田大學所藏。又據(jù)該影印本書后所附尾崎康所撰《文館詞林目錄注》，早稻田大學所藏此卷實際是弘仁抄本的摹寫本（簡稱“早大本”）[1]。雖然是摹寫本，但因為所據(jù)以摹寫的該卷的弘仁抄本已佚失，故此摹寫本仍屬現(xiàn)存所有《文館詞林》卷四五二的最早版本。據(jù)此摹寫本而傳寫的版本，筆者所見分別有1884年黎庶昌輯《古逸叢書》本（簡稱“古逸本”）、1916年張均衡輯《適園叢書》本（簡稱“適園本”）、2001年中華書局版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本（簡稱“羅本”）、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林家驪、鄧成林著《日本影弘仁本〈文館詞林〉校注》本（簡稱“林本”）。鑒于羅國威的整理本可能是讀者較易獲睹的版本，因此本文的引文都來自該本，并括注頁碼，以便覆核。

一、校勘與訓詁的目的與性質

郭在貽在《訓詁學》一書中談到“訓詁與?？薄睍r說[2]：

清代著名學者段玉裁在其《經韻樓集·與同志論校書之難》一文中，指出校書的困難不在照本改字不訛不漏，而在于難定是非。近人陳援庵先生《元典章校補釋例》（又名《?？睂W釋例》）論校勘之法有四，其四曰“理校”，即“不憑本而憑理也”。按段氏所謂的定其是非，陳氏所謂的理校，都必須在精通訓詁的基礎上方能辦到，換言之，通訓詁乃是校讀古籍的先決條件，否則即謬誤百出，無以進行正確的?？?。

其中“通訓詁乃是校讀古籍的先決條件”，可謂切中肯綮?？上ё髡唿c到為止，沒有進一步闡述其理由。作者接著列舉了王念孫《讀書雜志》等書的實例，也只是說其然，未說其所以然。

筆者覺得，訓詁與?？眱烧咧月?lián)系密切，其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兩者的目的一致，性質相同。

表面上看，訓詁與?？眱身椆ぷ魉坪跤兄黠@的區(qū)別，訓詁是在打破因時代造成的語言的理解障礙，?？眲t是在消除由傳寫導致的典籍的文本訛誤，甚至于在現(xiàn)代學科分類中，訓詁屬漢語言文字學范疇，而?？睔w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yè)。如果深入推究，則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其實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盡可能真實還原文獻記錄的內容，確保我們準確接受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

?？笔且恼墨I傳寫過程中的訛字。從語言的角度看，文獻的內容藉由一個個詞的組合得以表達，字不過是記錄詞的視覺符號。古書中字的訛誤，其本質乃是詞的訛誤。對?？闭邅碚f，某一個訛字必須要校正，是因為這個訛字所記錄的詞并非作者原本使用的那個詞[3]，換句話說，一旦有了訛字，作者的本意便被纂改了，因此，?？钡男再|，乃是除去文獻中因傳寫而訛變的詞，恢復作者原本使用的詞。

我們看北齊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頁一四四）：

英賢居腹心之忉，雄毅當爪牙之重。

“忉”，古逸本、適園本、林本同，早大本其字作

筆者以為此“忉”字當是“切”字因形近而導致的傳寫之訛。從詞義上看，“忉”表憂勞、憂苦，于此文義無取?！扒小毕喈斢凇爸亍保读甲⑽倪x》卷五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有“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句,張銑注：“切，重也。”[4]從駢偶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本例中“切”與“重”相對，兩詞意義相近。正如“當爪牙之重”乃是比喻武將充當爪牙一樣的重任，“居腹心之切”則為形容文臣擔任腹心一般的要職。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七《加程執(zhí)恭檢校尚書右仆射》有“任既切于腹心，位猶輕于喉舌”句[5]，表達的是相似的意思。古人常以“切”與“重”對稱，如《南齊書·崔慧景傳》載慧景子偃上書有“況祖業(yè)之重，家國之切”[6]；《北齊書·崔暹傳》記北齊高祖語有“軍戎事重，留守任切”[7]；而本文作者魏收將“切”“重”對舉的例子，亦見于《魏書》附載其《前上十志啟》的“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以及“《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兩對駢句中[8]，這尤其能夠作為本例當作“切”字的旁證。

在這個個案中，?？钡男再|是在揭示表示重要的“切”應該是魏收原本使用的詞，而表示憂苦的“忉”則很可能是一個因后人傳寫而訛變的詞。針對文字所作的論證，實際上完全是圍繞詞而展開的。

訓詁是要破除對文獻內容的難解或誤解。從本質上看，通過訓詁解釋某一個難以理解的詞的意義，不過是在明確該詞究竟為何詞；而通過訓詁糾正古文獻中的某個具體的詞的誤解，其實質則是揭示一個被誤認為是作者所使用的錯誤的詞，恢復另一個真正為作者所使用的正確的詞。從處理誤詞的角度看，訓詁與?？笔馔就瑲w，都不過是要確認并維護文獻作者具體使用的詞的真實身份而已。

我們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五《禮記中》“隱其學”條[9]：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编嵶⒃唬骸半[，不稱揚也?！奔掖笕嗽唬骸肚f子·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曰：“隱，病患也?！薄逗鬂h書·張衡傳》“勤恤民隱”，李賢注曰：“隱，病也?！彪[其學，病其學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則隱非不稱揚之謂。

在這一條中，王念孫通過引用舊注和分析文義，指出此文中“隱”的意義為“病”，而非鄭玄所謂的“不稱揚”?！安　焙汀安环Q揚”二義雖然都可以用“隱”這個字來表示，但這兩個意義分屬不同的詞。王念孫在這里所做的訓詁工作，本質上乃是用一個他認為作者原本使用的正確的詞“隱”（病）去替代一個被后人（如鄭玄）誤認為作者使用的錯誤的詞“隱”（不稱揚）。從糾正誤詞的角度講，這種工作的性質，與上述通過校正訛字來恢復原詞的?？钡男再|并無二致。

如前所述，訓詁要解決的問題大多是時代發(fā)展造成的語言隔閡，對于文獻的作者來說，自己所寫的著作是根本不需要作什么訓詁的，因為他熟悉所使用的語言，完全理解自己所寫的內容。其實?？币鉀Q的問題，有相當一部分也是時代發(fā)展造成的語言隔閡。同樣對于文獻的作者來說，自己的著作中的訛字是很容易看出來的，因為他很清楚自己原本用的是哪個詞。不僅是作者，與作者同時代的讀者也能輕而易舉地發(fā)現(xiàn)其書中的訛字，這是因為讀者對書中所使用的語言也非常熟悉，訛字對他們來說往往顯得很醒目。這就象今天的報紙上如果出現(xiàn)訛字，讀者也是不難發(fā)現(xiàn)的一樣。但是，今天的讀者閱讀古書卻未必能一眼看出其中的訛字，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對古書所使用的語言并不能象現(xiàn)代漢語一樣的熟悉，換句話說，要發(fā)現(xiàn)這些訛字，就必須打破由時代造成的語言隔閡。我們看王念孫那樣的學者，他們之所以能在訓詁與?？眱蓚€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果，原因就在他們非常熟悉古漢語，對他們來說，閱讀古書時由時代造成的語言隔閡遠較常人為少，對于誤詞，他們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因而能發(fā)現(xiàn)大量常人難以發(fā)現(xiàn)的訓詁與?？眴栴}。在某種程度上，也許可以這樣說，?？迸c訓詁，不過是要沖破古今語言的隔閡，具體來說，主要是對古書中詞的正誤作辨析與確認而已。

總之，盡管校勘與訓詁的工作方式有所不同：校勘是以改字來恢復作者的原詞；訓詁不改字，只辨明某字所記，實為此詞而非彼詞，不過，兩者的性質都是辨明作者所使用的原詞，而兩者的目的則都是維護文獻的原意。

二、?？贝蠖囗氁蕾囉栐b方得完成

（一）訛字的發(fā)現(xiàn)

?？敝杏炞值陌l(fā)現(xiàn)，大致分客觀與主觀兩種途徑。利用對校、他校這樣的手段發(fā)現(xiàn)訛字屬客觀的方式；通過邏輯推理來發(fā)現(xiàn)訛字則是主觀的方式。有些?？钡膱龊希芸陀^條件的限制，只能采用主觀的方式來作推論。這種場合下的訛字，大多依賴訓詁而發(fā)現(xiàn)。

北齊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頁一四四）：

往者晉迨永嘉，中原瓦散，分崩七紀，膠加五胡。于是魏乘其弊，奄括區(qū)宇，洮汰神州，羅絡荒極，中謀外御，比肩受事，燕、許、崔、張決其策，孫、干、奚、庚制其兵。

“干”“庚”，古逸本、適園本、林本同，早大本作

對于今天大多數(shù)的讀者來說，這段文字中不容易明白的，大概要算是“燕許崔張”等八姓，如果要想弄清這八姓的所指，那么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干”“庚”二字可能是訛字。

據(jù)文義可知，文中“燕許崔張”等八姓，當指北魏立朝的主要功臣。如果結合同為本文作者魏收所撰《魏書》的內容，可知“燕、許、崔、張決其策”，對應的是《魏書》卷二四記載開國謀臣的《燕鳳許謙張袞崔玄伯鄧淵傳》中的四人。那么“孫、干、奚、庚制其兵”中的四人，是對應《魏書》中哪幾位開國武將呢？筆者覺得，要按戰(zhàn)功地位而言，“孫”非長孫肥莫屬，“奚”則無疑指奚斤；然而《魏書》所記開國名將中，并沒有姓“干”和“庚”的。魏初諸將中，能與長孫肥、奚斤并列的，有于栗磾和庾業(yè)延。對于前者，《魏書》以整卷的篇幅，記載了于栗磾祖孫三代的事跡，其傳不僅稱“栗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并論為“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于三世”[10]；對于后者，魏收稱“岳（業(yè)延受賜名）為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眾服其智勇，名冠諸將”[11]。根據(jù)這些記載，魏收在本文中將于、庾二人與長孫肥、奚斤并列作為魏朝開國名將中的代表人物，合乎他在《魏書》中所敘述的于、庾二人的戰(zhàn)功地位，所以筆者推斷本例的“干”“庚”當是“于”“庾”二字的形近之訛。

本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從訓詁出發(fā)的考察對于發(fā)現(xiàn)并糾正典籍中的文字訛誤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雖然本案是兩個較為特殊的姓氏之誤，但卻正可以作為古籍傳寫之誤的典型。本案中之所以會出現(xiàn)訛字，一方面固然是“干”“庚”與“于”“庾”字形相近，另一方面是抄寫者對于北魏的歷史并不熟悉。對于?？闭邅碚f，大概有兩種途徑可能發(fā)現(xiàn)并糾正訛字，即拿不誤的底本核對，或從北魏的歷史事實出發(fā)考察。

由于現(xiàn)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便作“干”“庚”，今天的校勘者無法利用更早的不誤的版本來做對校，加上沒有其他文獻可用來作他校，因此不可能通過客觀的比較來發(fā)現(xiàn)“干”“庚”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發(fā)現(xiàn)這兩個字的訛誤，除了結合文義，對與此兩字相關的北魏歷史作考察的話，是沒有其他途徑的。筆者對“干”“庚”二字的懷疑，便發(fā)生在結合北魏初期歷史對文中八位功臣一一確認的過程中。與其他六位不同的是，“干”“庚”根本找不到對應的人。在熟悉北魏歷史的魏收所寫的文章中，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是不可思議的。這意味著文中“干”“庚”二字所記錄的詞，很可能并不是作者魏收原本使用的詞。筆者為確認文中八姓所作的考察，其性質乃是對八個詞作訓詁的過程。這八個詞，在北魏建國初期，在魏收的文章中，原本具有特定的含義，但時過境遷，這些特定的含義對于后人來說，很可能并不了解，這便是屬于古文獻中因時代造成的語言的理解障礙，也即訓詁的對象。筆者就是在試圖打破這樣的理解障礙也就是訓詁的過程中，才發(fā)現(xiàn)并推斷“干”“庚”為“于”“庾”二詞的訛誤的?？梢哉f，如果不做相關的訓詁的工作，是不可能發(fā)現(xiàn)并判定“干”“庚”之訛的。這大概也是其他各本承襲早大本作“干”“庚”的原因。

對于已定稿的古文獻來說，其文本中的每一個詞都是明確而不可替換的，任何對其用詞的改動都會影響文意的表達，也就是說，古文獻中所有的訛字都會對文意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對于文獻的作者來說，任何的文意改變都會立刻引起他的注意，換句話說，文獻中的任何訛字對作者來說都是明顯的，因為他很清楚他原本要表達的意思與被訛字改變的意思不同。拿本例來說，魏收如果看到“干”“庚”二字，他馬上能明確這兩字是訛字，因為他很清楚他原本是要寫于栗磾與庾延業(yè)，“干”“庚”對他來說，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對于今天的校勘者來說，“干”“庚”之訛雖然不能如魏收那樣一目了然，但如果能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文獻數(shù)據(jù)，尋繹魏收的原意，確定其所指，其實也不難發(fā)現(xiàn)。而所謂的“確定其所指”，即屬訓詁的范疇，也是?？闭甙l(fā)現(xiàn)與論定這些訛字的必由之路，至少筆者覺得是這樣。

（二）是非的論證

與因文本的矛盾或不合理而引起懷疑從而最終推定正字的推理的校勘不同，通過對校、他校等客觀途徑開始的?？保溥^程是先由比對獲得異文，再對異文展開分析考察，最后判定異文的是非。這一過程中的分析考察的部分，大多與訓詁密不可分。

我們看隋薛道衡《后周大將軍楊紹碑銘》（頁一四九）：

岳靈集祉，合宿垂光。高門右地，蟬聯(lián)克昌。緇衣朱紱，玉鉉金章。

“合”，林本同。古逸本、適園本皆作“臺”。早大本其字作

雖然早大本字形很象“合”字，但檢視出自一人之手的本卷文字，《大將軍趙芬碑銘》“風煙已合”的“合”作

，《驃騎將軍王懷文碑銘》“烏合為群”與“兵車九合”的二“合”分別作

。這三個“合”字的寫法，與本例的

有明顯的差異。筆者以為古逸本、適園本將此字寫定為“臺”是對的?！芭_宿”是指三臺星。古人將三臺星比作三公，如《后漢書·劉玄傳》載李淑上書：“夫三公上應臺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盵12]李賢注此引《春秋漢含孳》：“三公在天為三臺，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薄逗鬂h書·楊震傳》記震出仕前：“后有冠雀銜三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shù)三者，法三臺也。先生自此升矣?！盵13]這件事在東漢人看來，是楊震后來出任太尉的預兆。所謂的“臺宿垂光”，是指碑主楊紹的先人也即楊姓以往多任三公的輝煌歷史。結合李注“三公象五岳”的說法，可知與之相駢的“岳靈集祉”也是相近的意思，不過是說曾任三公的先人匯集了福祉。而下文“高門右地”數(shù)句，正承此二句生發(fā)。

雖然從字形來看，可以初步判斷“合”字與底本不符，但僅憑這一點，是無法確認“合”非而“臺”是的。從上述論證中可以看出，判定兩字是非的最為有力的理據(jù)來自對“臺宿”一詞所作的訓詁。

對于本例來說，因為我們掌握了早大本與其余各本之間的相互關系，所以，我們更容易推斷羅本和林本的“合”字，很可能是傳寫早大本“臺”字時的一個形近之訛。對于更多的?？惫艜膱龊蟻碚f，?？闭邔λ玫陌姹局g的傳鈔關系的了解，并不能都如本例這般清晰，因此，版本之間的異文，究竟是誰鈔誰時發(fā)生的，究竟孰是孰非，?？闭呤遣蝗菀着袛嗟?。在這種場合下，要想作出是非的判斷，除了通過訓詁尋繹文義以外，是不可能做到的。

此外，如前所述，?？钡男Ｕ`字，其實質是糾正誤詞，這與訓詁辯明誤詞的性質完全相同，因此，在通過客觀手段獲得異文后，對異文所代表的不同的詞所展開的是非判斷，與訓詁辨明誤詞的論證自然也如出一轍，所以，就異文而“定其是非”，雖名為?？保鋵嵸|大多不過是在作訓詁而已。

三、訓詁有時須結合?？?/strong>

古文獻流傳過程中的任何傳寫訛誤，都會對訓詁者準確把握作者的原意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因為訛字的存在，訓詁者難免或就訛字而誤釋其義，或因訛字而無從索解，所以，一切涉及訛字（誤詞）的訓詁都須先仰賴校勘。反過來說，一切的校勘個案都可以作為訓詁必須結合?？钡睦C。這里只舉兩個涉及典故的例子，來說明有些詞之所以令訓詁者難以解釋，是因為記錄作者原詞的字存在訛誤，要正確理解作者的原意，非先對訛字做?？辈豢?。

隋薛道衡《后周大將軍楊紹碑銘》（頁一四九）

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歷任燕、敷、豳三州刺史。憑風云而舉八翅，垂雨露而撫千圻。服冕彰其寵榮，洗憤表其清慎。

“憤”，古逸本、適園本、林本同，早大本其字作

。早大本本文上文“情深發(fā)憤”的“憤”作

，本卷《驃騎將軍王懷文碑銘》“攘袂激憤”的“憤”作

。結合這兩個“憤”的字形，可知本例諸本將早大本其字釋讀作“憤”沒有問題。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洗憤”這樣的組合是罕見的，要說明“洗憤”何以能“表其清慎”恐怕也是很困難的。從修辭的角度來看，駢句中“洗憤”與“服冕”相對，“冕”為具體的服飾名詞，則“洗”后之詞很可能也是同樣性質，因此，筆者推測此處早大本的“憤”字可能是“幘”字的形近之訛。

“洗幘”為用典，其本事見《太平御覽》卷六八七引謝承《后漢書》：“巴祗字敬祖，為楊州刺史，黑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墨，傅而用之?！逼湎虏⒁S慎《說文》注：“澡，洗也?！盵14]《北堂書鈔》卷三八錄其事為“幘毀不改傅墨用之”，入“廉潔”目[15]，后人多以此作為為官清廉的典故。例如唐孟浩然《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16]，又如唐吳師道《對賢良方正策第一道》“愿察洗幘布衣之士，任以臺衡；委金讓玉之夫，居其令守”[17]。本文的作者薛道衡用巴祗任揚州刺史時“洗幘”的這個典故，來贊揚同樣身為刺史的楊紹的“清慎”，可算是恰如其分。

對這個案例來說，不先對“憤”字作?？?，訓詁也就無從談起。

唐薛收《驃騎將軍王懷文碑銘》（頁一五六）

墮伏無虞，前茅爽候。翻逢絓本，乃同夾脰。違邦靡貳，苦節(jié)思貞。

“本”，古逸本、適園本、林本同，早大本其字作

“絓本”是什么意思，大概也會使訓詁者感到困惑。筆者以為此處的“本”當是“木”之訛。這段文字敘述的是王懷文為唐軍斥候而被王世充俘獲事。所謂“墮伏無虞、前茅爽候”是說懷文為斥候而遇伏?！胺杲\木，乃同夾脰”乃是分別用兩個春秋時期的典故來敘述懷文的被俘。其中“夾脰”是指平陰之戰(zhàn)中齊殖綽被俘事，《左傳·襄公十八年》記齊軍退時，殖綽主動請求殿后，“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乃弛弓自后縛之?！盵18]而“絓木”則是用鞌之戰(zhàn)中齊逢丑父被俘事，《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退時，“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19]，遂被晉軍追及，不過丑父最終設法讓齊侯逃脫，自己則被晉軍俘虜。殖綽的被俘，緣于主動要求殿后，而逢丑父的被俘，則是換取了齊侯的逃脫，薛收以這兩人的故事為典，是為了委婉美化王懷文的被俘。

此處的訓詁，也可以說舍?？睙o能為力。

四、?？迸c訓詁的主觀性

陳垣在《校勘學釋例》“校法四例”論及理校法時說道[20]：

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jù)，或數(shù)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

陳氏所說的理校，其實是指校勘中推理論證的部分，實在是任何一個校勘個案中皆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因為看上去再簡單的訛誤論定，也必須有嚴密的邏輯論證，也就是說，一切校勘皆須理校。對于這一點，筆者曾有專文作過說明[21]。任何一個訛字的?？保急仨氂袊栏竦倪壿嬚撟C。通過對校、他校等客觀的方式所獲得的異文，其是非的判斷，必須有嚴密的推理。可以說，嚴密的推理才是決定異文去取的主要依據(jù)，版本證據(jù)只是左證推理的物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了推理，物證也無從談起。上文所舉“臺”“合”這一對異文的判斷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雖然有字形方面的辨別，但要斷定“臺”是而“合”非，則主要是依據(jù)邏輯推理。這種通過邏輯推理來作是非判斷的?？狈椒ǎ闶顷愒f的“理?！薄＞唧w說來，象“臺”“合”之異這樣的個案，便是陳氏所謂“數(shù)本互異，而無所適從”的情況。除此以外，本文所舉的?？薄段酿^詞林》卷四五二的其他例子，則全部屬于陳氏所說的另一種“無古本可據(jù)”而純粹靠邏輯推理作?？钡那闆r。

今天學界論及?？保蠖鄬ⅰ袄硇！边@一概念局限于后一種“無古本可據(jù)”的情況。因此，今天很多人一聽說某個?？眰€案屬于“理?！?，便以為不可信從。即使是從事?？钡娜耍泊蠖嘁詾椤袄硇！奔兇饪客评矶鴽]有版本的證據(jù)，不可輕用。

對于這樣的認識，筆者覺得有必要作一點討論。如前所述，從糾正誤詞這一點來看，“理?！迸c訓詁性質相同。我們翻開訓詁學者的著作，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王念孫還是郭在貽，其所作訓詁的推論，大多與上舉王念孫訓“隱”為病的例子那樣，并沒有所謂的客觀證據(jù)可依[22]。在這種場合下，除非古文獻的作者曾留下某個字應該理解為某個詞之類的說明，否則，訓詁者能從哪里獲得所謂的客觀證據(jù)呢？即便沒有所謂的客觀證據(jù)，只要其推理過程中邏輯嚴密，我們依然會因為這樣的訓詁成果富有說服力，很可能是揭示了作者的本意，從而肯定其學術價值。那為什么同樣是邏輯嚴密的推理，用在同樣是糾正誤詞的?？鄙暇筒豢尚帕四?？

如果我們重視訓詁學者所作的沒有直接的客觀證據(jù)的訓詁，那么我們就應該鼓勵校勘學者在同樣沒有版本依據(jù)的情況下嘗試針對古文獻作“理?！?。勿庸諱言，正如訓詁成果的價值會因訓詁者的學識而異，“理?！钡膶W術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闭邆€人的因素。訓詁者提出的新解釋未見得一定符合作者的本意，但至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供讀者參考的理解，同樣，“理?！闭宫F(xiàn)了?？闭邔ξ淖炙涗浀脑~的懷疑，這對讀者理解古書也有不同程度的參考價值。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有“懷疑是智慧的源泉”之說，只有懷疑，才能讓我們盡可能不受蒙騙而接近事實。當然，在具體的“理校”操作上，校勘者最好遵守顧廣圻提倡的“以不校校之”的原則，即不改原字，只作?？钡耐普?，這樣，既保留了古書版本的面貌，又能體現(xiàn)校勘者個人的學術貢獻。

今天傳授校勘的教材或課程，總要先從對校、他校等客觀的手段說起。在學習者剛開始接觸?？惫ぷ鞯臅r候，傳授者強調其客觀性，注重其可操作性，這當然是引導學習者進入?？鳖I域的合適的方式。不過，有經驗的校勘者想必都會有這樣的體會，如果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看影響?？背晒囊蛩?，那么，隨著與校勘相關的客觀材料的獲得正變得越來越容易，?？闭邆€人的主觀懷疑與邏輯推理的能力顯得愈加重要。換句話說，今天不同的?？闭邠碛写笾孪嗤目陀^材料，影響各自?？背晒膶W術價值的主要因素，來自于?？闭邆€人的懷疑與邏輯推理的能力。這種能力，包括搜集、分析以及質疑材料的能力，聯(lián)系組織材料以構成證據(jù)鏈的能力，等等。在研究材料客觀真實的前提下，這種懷疑與邏輯推理的能力，是決定研究成果學術價值的關鍵因素，對?？眮碚f是這樣，訓詁同樣也不例外。?？钡某晒⒉荒芟蠊I(yè)品的生產那樣通過既定的流水線一次性地機械地生產出來，因為每一次具體的校勘，都會遇到截然不同的挑戰(zhàn)，應對每一個挑戰(zhàn)的具體方式是千差萬別的，有些挑戰(zhàn)甚至可能是一時無解的。這種應對需要人的主觀能力，而這種主觀能力是需要不停的學習與實踐才能提高的。

一切真正具有現(xiàn)代科學性質的學術研究，有專業(yè)的區(qū)分，無高下的差別。在某些人的眼里，包括?？庇栐b等這種古籍整理的工作，沒有七寶樓臺令人目炫的理論，有的不過是點點標點，改改錯字，做做注解這樣的瑣碎而已，實在算不得什么“科研成果”。這樣的無知和淺薄，與現(xiàn)代科學的精神風馬牛不相及。

五、校勘與訓詁的論證方式

陳垣談及“理?！睍r又說[23]：

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

這里所謂的“須通識為之”，不僅是任何一個具體校勘個案所必須注意的，也是一切涉及推理考證的研究所要遵循的。

正如古書中的難解或誤解的詞語對訓詁者來說永遠都是全新的課題一樣，古書中的文字訛誤也時刻會向校勘者發(fā)出形形色色的挑戰(zhàn)，判斷文字訛誤所須具備的知識幾乎可以說是無限的。與這些近乎無限的知識相比，今天的?？闭咴倥W習，他從事?？睍r所具備的知識也永遠不過是九牛一毛。因此，筆者所理解的“須通識為之”，不是指?？闭唔殦碛辛怂械娜祟愔R才能來從事?？边@樣的工作，這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如果我們一定要借用“通識”這個詞來討論?？闭咦鞒雠袛鄷r須具備的知識的話，那么筆者以為這種“通識”乃是指?？睍r應充分掌握任何一處具體的是非判斷所涉及的知識，也就是說，這里所謂的“通識”乃是指對某一個具體問題的盡可能全面充分的認識。

我們看隋薛道衡《后周大將軍楊紹碑銘》（頁一四九）：

陳太丘一介邑宰，尚有改名之碣；郭有道儒生者耳，猶興無愧之詞。

“興”，古逸本、適園本、林本同，早大本其字作

從書法看，早大本的字形是“興”的行書寫法，但筆者認為此字當是“與”的形訛?！肮械馈敝笘|漢郭太，“無愧之詞”事見《后漢書·郭太傳》：“明年春，卒于家……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盵24]據(jù)此可知其本事與“興”無涉，“興無愧之詞”也很別扭，其字薛道衡原文很可能作“與”，義為給予。作者的本意，是要說雖然郭太不過是終身未曾仕進的一個儒生而已，但蔡邕卻在碑銘中給予他崇高的贊美并且不因此而慚愧。

就這個例子而言，要校正“興”字之訛，必須了解郭太其人，還必須掌握蔡邕就所撰郭氏碑文說的那些話。

依據(jù)目前所掌握的信息，筆者就“興”字的訛誤作了推斷。這樣的推斷當然未必能保證絕對的正確，筆者只是想通過這個例子說明，任何一處校勘的“定其是非”，都需要就具體對象展開充分的調查，盡可能掌握與之相關的材料，獲得對該對象的相當程度的“通識”，然后作出判斷，這樣才有可能接近事實。

這樣的“通識”要求，不僅切合今天的?？闭哒归_?？惫ぷ鞯膶嶋H，也符合當今學術研究乃至世界運行的普遍的分工協(xié)作的方式。每個校勘者應該在任何一次具體?？睍r都做出全面的調查，盡可能充分地掌握每一個個案所涉及的相關知識，避免鹵莽滅裂，作出合乎事實的判斷。在圍繞某個字詞作充分調查并掌握了相關知識后，依據(jù)嚴密的邏輯推理，得出獨到的認識，乃是?？闭邽閷W術作出的個人貢獻。盡管如同所有真正的學術研究一樣，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這種認識未必能保證完全正確，但這種基本的工作原則，可以說是真正的現(xiàn)代科學研究所應當遵守的。

段玉裁所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記戴震言[ 25]：

先生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

先生言：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

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之所以至今為人稱道，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專精的追求符合現(xiàn)代科學分工協(xié)作的精神。他們對很多具體問題作專門研究所取得的獨到認識，在今天的學術體系中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戴震的這些話，對于今天的學者，尤其是從事?？钡膶W者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每一次?？?，都是具體而專門的，都要求?？闭呷コ浞终{查并掌握相關連的知識，也就是戴震說的“知得一件卻到地”，唯有這樣，才有可能作出精審的有價值的判斷。?？比绱?，訓詁也一樣，所有具有現(xiàn)代科學性質的研究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