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那個春天，風刮得有點怪，白天太陽晃眼，到了夜里，鞋底踩在巷子里的聲音特別響，陳寶倉那會兒就覺得空氣不對勁，一股子血腥味混著潮氣往鼻子里鉆，他提前三個月就把家里人送走了，自己一個人留在島上，聽著風聲，等著那個結局，他是個軍人，也是個情報員，心里清楚得很，這地方，動靜一大就要死人，白色恐怖那陣子，街上的便衣比影子還多，報紙上翻來覆去都是抓諜案，他看著報紙，什么話也沒說，就跟師文通講，你帶孩子去香港，我這邊處理完了就過去，師文通不樂意，她知道丈夫在干嘛，也知道這句“處理完”說出口，隔著一道船舷，還能不能再見面，誰也說不準，陳寶倉還笑了，說炮位的坐標還沒整理完，這一走，前面的活兒全白干了。
那種平靜，就像一潭死水，一點波瀾都沒有。
他給家人辦離境手續(xù)，沒走軍方渠道，怕被查出來，托了香港的老朋友顧伯誠，弄了個“商業(yè)考察團家屬隨行”的身份，看著不顯眼，出發(fā)前一晚，他把金條分成兩份，一份塞給師文通，到了香港別提我的名字，先找個地方安頓下來，他把兒子的玩具車放進箱子，手在孩子頭上摸了摸，小聲說爸爸很快就去陪你玩，第二天一早，船從基隆港出發(fā)，師文通帶著孩子走上梯子，陳寶倉就一個人遠遠站在巷子口，看著那艘船消失在海面上，沒人曉得他站了多久，從決定送人走到船離開港口，前后不到一個月，港口的安檢一天比一天嚴，再拖幾天，就誰也走不了了。
家人走了，他做事更小心，本來跟吳石每個月碰兩次頭，后來全改成不定期，不固定時間，出門身上帶兩套衣服，先往北繞一大圈再折向南邊，看看有沒有人跟著，那時的臺北，每個拐角都像長了眼睛，到了二月份，他家門口總有人晃悠，上班路上也多了尾巴，夜里他點上一根煙，看著窗外的影子，低聲說，他們盯上我了，吳石很急，勸他趕緊撤到香港，情報的事他來想辦法，陳寶倉搖搖頭，說還有海防坐標沒核對完，他心里也明白，自己要是走了，吳石就少了一個能接觸到機密的人，兩個人的身份都擺在那兒，知道的太多了，在那個年頭，知道太多就是死路一條。
二月底，蔡孝乾第二次被捕，這個人本來就是個隱患，三月一號他徹底叛變了，三月三號《中央日報》就登出“破獲匪諜案”的消息，吳石當天下午就被抓了，陳寶倉還去過吳石家，走到巷口看見特務站在門口，他立馬掉頭就走，回家就把所有的情報都燒了，紙灰埋在花盆底下，那一晚上他一句話沒說，煙一根接一根地抽，有人勸他快走，漁船都聯(lián)系好了，他說得先確認接收情報的人是不是安全，這是他最后一點軍人的習慣，任務沒完成，人不能撤。
三月二十九號早上，他出門上班，剛跨出門口就被特務圍住了，他沒反抗，只是跟鄰居說了一句，幫我跟家里人帶個話，說我一切都好，這句一切都好，其實就是告別的話，特務搜查他的辦公室，找到一份他簽過字的《臺灣海防部署概要》，那個“倉”字落款，成了定罪的鐵證，審訊的時候有人問他，明明有機會走為什么不走，他說，我做的事情要有始有終，這句話后來在筆錄上被劃了紅線，蔣介石看完只說了句，骨頭太硬。
六月十號，陳寶倉、吳石、朱楓在馬場町刑場，那天早上天陰沉沉的，風里帶著雨的味道，行刑前他朝著遠方望了一眼，那個方向是香港，他自己算過，再撐兩個半月，就能趕上和家人約好的匯合日期，現(xiàn)在也只剩下個數(shù)字了，他沒留遺言，也沒要蒙眼睛的黑布，子彈打出去，身體往前一傾，臉上的神情一下子就松開了，好像放下了什么重擔。
八月，師文通在香港收到了他犧牲的消息，當場就暈了過去，五三年，大陸寄來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紀念證，師文通的手指反復摩挲著“陳寶倉同志為革命事業(yè)犧牲”那幾個字，五四年他的骨灰被運回大陸，安葬在八寶山，她抱著骨灰盒，說，你看，我們回家了，現(xiàn)場沒人哭，風吹著黃葉，落在墓碑前，師文通看著碑，嘴角動了動，那個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嘆氣。
陳寶倉走的時候還不到四十歲，他不是那種在大會上高喊口號的英雄，也不是宣傳畫上的模范人物，他就是個軍人，自己干的是什么他最清楚，出了事就是死路一條，在他送走家人的那一刻，就等于提前寫好了自己的遺書。
他的故事，比很多英雄事跡更讓人心里發(fā)堵，不是上級命令他留下，是他自己選擇留下，不是沒有機會走，是他不愿意走，那種明知道是死路一條還要往前走，靠的不是一腔熱血，而是一種很簡單的想法，這事兒總得有人做，自己不做，這條線就斷了，他和吳石、朱楓，是那年地下戰(zhàn)線最危險的一環(huán)，他們沒有槍沒有兵，靠的就是相互的信任和膽量，每一份情報的背后，可能就是十幾條人的性命。
他們做的事，今天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在對方的國防部里，把海防坐標、部隊部署、港口布防一點點抄錄下來，再想辦法送出去，任何一步被發(fā)現(xiàn)，就再也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陳寶倉的故事還有點殘酷的地方，革命已經(jīng)成功了，新中國已經(jīng)成立了，他沒能看到那一天，他送走的家人在香港漂泊了好幾年才回到大陸，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幾十年后，人們提起吳石、朱楓、陳寶倉，歷史書上也就是一筆帶過，像個附錄，那幾個月的臺灣，整個島就像一口燒開了的鍋，蔣介石剛敗退過去，情報線上每天都充滿了火藥味，抓捕、清洗、叛變從來沒停過，在那種環(huán)境下，一個人能把家人安全送走，還能堅持把任務做到最后一步，那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信仰了，是刻在骨子里的選擇。
信仰這東西，不需要說太多話，他就那一句，我做的事，得有始有終，這句話，比任何口號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