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胡圖族軍人的子彈瘋狂射向圖西人時，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世界警察美國身上。此時的美國剛剛結束冷戰(zhàn)，西方霸權正處于巔峰。若能果斷出手，平息非洲內陸這場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事件，不僅符合世界對美國的期待，也是美國“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所必須承受的責任。

然而，令世人大跌眼鏡的是即便屠殺愈演愈烈，法國、加拿大與荷蘭等國都按捺不住，向受害者提供庇護，可最該維護世界秩序的美國，卻對受害者無動于衷，自始至終沒有采取任何制止沖突的行動。為何美國在霸權巔峰時刻會如此行事？盧旺達事件背后，恰恰反映出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根本動機。

在西方殖民者抵達非洲之前，非洲大地上生活的數千萬黑人多以部落為單位，實際上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民族概念。當西方殖民者控制非洲后，出于分化、打壓黑人的目的，開始有意識地在非洲進行“民族甄別”，并對不同族群施加差異化政策。這種策略確實降低了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的統(tǒng)治成本，卻為非洲大陸埋下了民族矛盾的隱患，盧旺達地區(qū)的黑人正是這一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盧旺達位于非洲中東部，在殖民時代之前，此處的黑人多以畜牧業(yè)為生，彼此間沒有民族差別，最多只有牛主人與牧牛人這樣的經濟地位差異。德國人是第一批殖民盧旺達的歐洲勢力，抵達后將擁有牲畜的黑人劃分為圖西族，將替牲畜主放牧的人劃分為胡圖族。這兩個被德國人命名的族群，實際上并無血統(tǒng)差異，最初的身份界限也并不嚴格。

然而，當德國在一戰(zhàn)中戰(zhàn)敗，盧旺達被劃歸比利時托管后，新來的比利時人手段比德國人嚴苛得多，他們除了以經濟地位劃分族群，還將身高、膚色作為甄別標準，甚至建立了身份證件系統(tǒng)，明確區(qū)分胡圖族與圖西族。即便胡圖族人通過努力發(fā)家致富，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獲得榮譽圖西族的身份。于是，占人口多數的胡圖族開始通過暴力手段對抗比利時人，反對其歧視性的族群政策。

二戰(zhàn)結束后，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的統(tǒng)治逐漸終結，飽受壓迫的胡圖族也迎來命運轉機。1959年，胡圖族掀起了同時反對圖西族君主與歐洲殖民者的盧旺達革命。意識到局勢失控的比利時人選擇拋棄圖西族上層階級，而圖西族本就依賴比利時人的支持，比利時人撤離后，他們根本無力抵抗洶涌的胡圖族武裝。1962年7月，比利時托管結束，胡圖族建立了以自身為主體的盧旺達共和國。在這場革命中，多達34萬圖西族人因懼怕清算，逃往鄰國避難。

但圖西族的出走并非故事的終點。習慣了在盧旺達享有特權的圖西族，不可能輕易放棄原有利益，當他們試圖卷土重來時，一場腥風血雨已無可避免。

在半數圖西族逃往鄰國后，盧旺達國內對剩余圖西族人的迫害有所減輕，但胡圖族最多只能做到不趕盡殺絕。與殖民時代相比，所有圖西族人在盧旺達共和國時期的生活水平都出現了斷崖式下跌。為找回昔日的生活，流亡的圖西族開始籌劃建立軍事組織，反攻盧旺達。

1979年，盧旺達民族團結聯盟成立。此時的圖西族雖有組織，卻既無武器裝備，也無戰(zhàn)斗經驗。組織領導者魯維奇耶馬經過思考，決定通過協助烏干達作戰(zhàn)，為組織積累最初的經驗。1986年，圖西族難民幫助烏干達反政府武裝打贏了烏干達內戰(zhàn)，包括魯維奇耶馬在內的一批圖西族武裝領導者，也成為了烏干達軍隊中的軍官。

但他們并未忘記組織的初心。站穩(wěn)腳跟后，盧旺達民族團結聯盟于1987年更名為盧旺達愛國陣線，并啟動了反攻盧旺達的進程。1990年10月1日，烏干達陸軍中的數千名盧旺達愛國陣線成員越過兩國邊境，對盧旺達發(fā)動武裝入侵。然而這次入侵以失敗告終，入侵次日圖西族首領魯維奇耶馬就重傷身亡；不到一個月，數千名圖西族叛軍便被優(yōu)勢的胡圖族軍隊驅逐回烏干達。

盡管戰(zhàn)爭僅持續(xù)一個月，但圖西族的突然襲擊點燃了胡圖族對圖西族的舊怨。在盧旺達國內，8000多名圖西族反對派被逮捕，數百名圖西族民眾遭到屠戮，而這僅僅是盧旺達大屠殺的序幕。

入侵失敗后，圖西族武裝副首領保羅·卡加梅收攏殘兵。作為曾在烏干達陸軍服役的軍事精英，卡加梅在盧旺達內戰(zhàn)中展現出過人的軍事素養(yǎng)，很快重新組織起圖西族反攻軍隊，并在1991年初對盧旺達胡圖族政府發(fā)動第二次進攻。

卡加梅深知盧旺達國內派系林立，無需一戰(zhàn)定勝負，他只需率領手下作戰(zhàn)經驗豐富的前烏干達國防軍士兵穩(wěn)扎穩(wěn)打，感受到戰(zhàn)爭壓力的盧旺達人，自然會將胡圖族政府趕下臺。這個想法本身沒錯，但他忽視了胡圖族面臨的極端處境，對胡圖族統(tǒng)治階級而言，他們的祖輩曾被圖西族奴役，如今圖西族的反攻更是要斷絕他們的生路。

于是，胡圖族控制的盧旺達政府雖在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卻開始大肆煽動胡圖族與圖西族的對立。這一手段雖未阻止政府軍的頹勢，卻徹底點燃了胡圖族民眾內心的仇恨；而最終將仇恨轉化為大規(guī)模暴力的，是1993年發(fā)生的布隆迪總統(tǒng)遇刺事件。

布隆迪是盧旺達南部的鄰國，同為前比利時東非殖民地，其族群構成與盧旺達相似，不同的是布隆迪國內圖西族占多數，且長期處于統(tǒng)治地位。作為少數民族的胡圖族，在布隆迪獨立后長期與政府斗爭，謀求合理的政治地位。1993年，胡圖族人梅爾希奧·恩達達耶當選為布隆迪首位民選總統(tǒng)，胡圖族的努力終于開花結果。然而，恩達達耶上任僅三個月，就被圖西族控制的軍隊發(fā)動政變謀殺。

布隆迪胡圖族總統(tǒng)的慘死，不僅讓這個小國爆發(fā)了一場持續(xù)10年的內戰(zhàn)，也讓剛剛與圖西族勉強達成和解的盧旺達胡圖族感到刺骨寒意。胡圖族人認為，圖西族軍隊的目標絕非布隆迪一國，盧旺達也難逃被圖西族顛覆的命運，盡管這是對盧旺達圖西族的惡意揣測，但不幸的是，就在布隆迪總統(tǒng)遇刺6個月后，盧旺達胡圖族總統(tǒng)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的座機在基加利機場被不明武裝分子擊落，總統(tǒng)本人身亡。

有報告指出盧旺達總統(tǒng)遇襲可能是胡圖族極端分子秘密策劃，目的是將兩族矛盾升級為全面戰(zhàn)爭，但事發(fā)時并無證據支持這一觀點；同時，圖西族也確實存在刺殺總統(tǒng)的動機。于是，在事件未經任何調查的情況下，盧旺達胡圖族便展開了對圖西族的全面種族滅絕。

新仇舊恨疊加之下，盧旺達的胡圖族武裝徹底殺紅了眼，他們的屠殺目標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圖西族人，以及胡圖族內部的溫和派政治家。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胡圖族武裝與民兵組織就在這個人口不足800萬的國家，殺害了超過100萬人，這場屠殺本質上是胡圖族對圖西族的仇恨發(fā)泄，目標幾乎全是手無寸鐵的圖西族平民，不僅未傷及圖西族的對立武裝，反而讓胡圖族政府陷入空前孤立。

隨著屠殺接近尾聲，已完成戰(zhàn)爭準備的盧旺達愛國陣線再次發(fā)兵南下，圍攻胡圖族政府。而胡圖族政府中那些欺軟怕硬的劊子手，面對來勢洶洶的圖西族武裝卻盡顯懦弱：不到一個月，曾在屠殺中耀武揚威的胡圖族就將國家徹底輸給了圖西族。

圖西族的最終勝利，對慘死于大屠殺的平民而言，多少算是一種慰藉。但令人震驚的是，這場血腥的種族滅絕竟發(fā)生在1994年，在胡圖族大肆屠戮的3個月里，包括法國、美國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居然都選擇了坐視不管。如果說盧旺達胡圖族的支持者法國袖手旁觀，是出于對胡圖族政府的一貫扶持，那世界警察美國為何不出手制止這場屠殺？

美國按兵不動的原因，還要從一年前對索馬里的失敗干涉說起。1993年發(fā)生的摩加迪沙之戰(zhàn)，是導致美國在冷戰(zhàn)后快速轉變對外干涉策略的直接誘因。

冷戰(zhàn)剛結束時，美國人普遍認為，他們打贏冷戰(zhàn)的關鍵并非更強的經濟實力，而是更優(yōu)越的意識形態(tài)。正因如此，當時的美國自認為站在道德高地，對自身的民主制度極度自信，熱衷于充當世界警察。在執(zhí)行國際執(zhí)法時，美國更關注軍事行動能否維護其光輝形象，而非單純追求作戰(zhàn)效果。

但矛盾的是，無論冷戰(zhàn)期間還是冷戰(zhàn)后，美國的制度自信都只是表象，從根源上看美國參與的所有軍事行動，本質都是為了維護自身霸權，只是因為當時的對手實力遠遜于美國，才讓美國在上世紀末的多次行動中，既能以壓倒性實力碾壓對手，又能通過勝利證明美式民主的優(yōu)越性。強大的實力，是美國既要面子，又要勝利的底氣。

可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1992年聯合國見索馬里內戰(zhàn)日趨失控，決定派遣維和部隊介入；剛剛贏得冷戰(zhàn)的美國，自然以帶頭大哥的身份參與，聲稱要剿滅造成人道主義危機的叛軍。索馬里內戰(zhàn)的對立雙方，一方是前總統(tǒng)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的殘余勢力，另一方是以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為代表的索馬里軍閥。

事實上，美國出兵索馬里的核心原因，并非單純響應聯合國號召。前總統(tǒng)巴雷曾將索馬里大量石油權益讓渡給美國，美國出兵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為了維護本國石油資本的利益。但起初，美國不愿承認這一動機，對索馬里軍閥的進攻也極為克制。

當得知艾迪德的兩位高級幕僚將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公開露面后，美軍決定發(fā)動突襲，綁架這兩位幕僚，以此逼迫艾迪德讓步。美軍對自身實力極度自信，且為避免傷及無辜，白宮禁止軍隊動用AC-130攻擊機為行動提供支援，最終僅派出以三角洲特種部隊為核心的180名士兵，搭乘數架武裝直升機潛入摩加迪沙市區(qū)。

然而，長期碾壓對手的經歷讓美軍輕敵，艾迪德的情報人員第一時間發(fā)現了美軍行動，索馬里軍閥隨即調動數千名民兵部署在摩加迪沙市內。當美軍直升機慢悠悠抵達摩加迪沙上空時，早已等候的索馬里民兵用RPG火箭筒成功擊落兩架黑鷹直升機。為營救墜機的友軍，本應完成任務后撤退的美軍小隊，不得不進入市區(qū)搜尋墜機殘骸，這一決定讓百余人的美軍小隊瞬間被數千名索馬里民兵包圍。

盡管美軍憑借出色的作戰(zhàn)素養(yǎng)，以及維和部隊友軍的快速支援避免了全軍覆沒，但這場巷戰(zhàn)仍造成92名美軍傷亡。更關鍵的是，陣亡的美軍多是三角洲特種部隊等王牌部隊的精英；而導致他們身陷絕境的重要原因，正是美國政府因顧及國際觀感，未提供足夠的火力支援。

更讓美國人心寒的是美軍在突圍過程中以一敵十，造成索馬里民兵近千人傷亡，可包括部分歐洲盟友在內的許多國家，卻紛紛指責美國在摩加迪沙大肆破壞，傷及無辜平民。此次事件后，美國開始閉門反思，明確拒絕一切缺乏充足支援的軍事行動，對與本國利益無關的國際事件也變得漠不關心。不幸的是，盧旺達大屠殺恰恰發(fā)生在美軍對外干涉熱情最低落的時刻。

很多人指責美國在國力巔峰時對盧旺達大屠殺袖手旁觀，是對自身價值觀的褻瀆。但回到1994年的歷史語境中會發(fā)現，美國選擇不干預盧旺達局勢，其實有其現實考量，“黑鷹墜落”事件后，美國已意識到道德高地并不好站，許多國家只會指責美軍冷血，卻無人感謝美國為制止索馬里內戰(zhàn)付出的努力。

從根源上看，美國干涉索馬里，本就摻雜著為石油資本討債的私心；而盧旺達并非美國的勢力范圍，在盧旺達內戰(zhàn)前，法國才是胡圖族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因此，當盧旺達大屠殺的消息傳到美國時，即便有人認為美國有義務制止慘劇，美軍也毫無興趣，他們不愿再重蹈索馬里出力不討好的覆轍；美國資本同樣對這片非洲內陸的法國勢力范圍毫無興趣。

當最終決策權落到時任美國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手中時，這位以強硬著稱的政客，出于對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的私人矛盾，幾乎當場決定對盧旺達慘劇袖手旁觀。若僅止于此，美國的決策尚算可理解，但后續(xù)一系列操作卻徹底暴露了美國政府的冷血與虛偽。

大屠殺爆發(fā)后，聯合國第一時間對盧旺達局勢表示關切。此前，聯合國已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部署了近千名維和部隊，起初計劃利用這支力量阻止仇殺。但當聯合國詢問美國意見時，奧爾布賴特不僅拒絕派遣美軍支援，還聲稱尚未查清盧旺達局勢真相，主張聯合國不僅不應增兵，反而應在局勢不明時撤出維和部隊。

盡管奧爾布賴特的主張毫無邏輯，但迫于美國的影響力，聯合國最終還是削減了聯盧援助團的規(guī)模，僅留下約270名士兵駐守關鍵設施。

隨著大屠殺的證據越來越多，聯合國安理會在大屠殺爆發(fā)的第7周，終于決定派遣一支5500人的維和部隊進入盧旺達平息局勢。可當討論美國的義務時，奧爾布賴特又以需遵守總統(tǒng)命令為借口，阻撓聯合國軍事行動的推進，直到1994年7月中旬，胡圖族武裝已幾乎將境內圖西族屠戮殆盡時，奧爾布賴特與克林頓政府才改口，宣布與胡圖族政府斷絕外交關系。但此時，大屠殺的惡果早已釀成，面對上百萬具尸體，姍姍來遲的維和部隊連亡羊補牢的機會都沒有。最終，美國因不作為遭到國際社會譴責，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也承受了巨大輿論壓力，并在美國的反對下，成為聯合國歷史上首位未能連任的秘書長。

盧旺達大屠殺是后冷戰(zhàn)時代最血腥的人道主義災難，美國在索馬里的失敗是導致國際社會無人制止屠殺的直接誘因；而從根源上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其干涉他國內政的根本動機永遠是維護本國利益，所謂搶占道德高地，不過是蒙蔽國際社會的借口。

唯一值得稱道的是，在西方國家中美國至少還會標榜道德高地，認為提升意識形態(tài)號召力有助于維護霸權；而那些早已放棄霸權幻想的歐洲殖民國家，在面對前殖民地時，根本不在意所謂國際觀感。事實上，與美國相比，盧旺達的真正支持者法國才最有義務阻止胡圖族的全面屠殺?？蓵r過境遷，如今人們回顧盧旺達大屠殺時，只會指責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殘忍與美國政府的冷血，卻鮮少有人提及法國對這場持續(xù)3個月的屠殺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