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7日深夜，孟良崮指揮部里，一名副官低聲提醒湯恩伯：‘司令，咱們兵團到底算多少人？報表跟前線對不上號?！币痪湓倨胀ú贿^的抱怨，道出了國民黨軍兵團編制的老毛病——同一個番號，今天是十幾萬人，明天可能只剩兩三個整編師。

孟良崮戰(zhàn)役結束后，湯恩伯第一兵團利潤般地縮水，張靈甫整編七十四師全軍覆沒，只剩個空架子。剛喘口氣，幾周后又接到南京急電，要把殘余整編師抽出，再拼湊一個“機動兵團”去救援開封。文件翻來覆去，連司令部里的人都弄不清“第一兵團”與“黃百韜兵團”哪一個算正宗。

這不是孤例。同年夏天，區(qū)壽年在豫東手里捏著的“第七兵團”總兵力不到四萬人；三個月后，嘩啦一下子補到八萬；淮海戰(zhàn)役打響，再臨時塞進兩個軍，數字飆到十一萬。兵團跟氣球一樣，說大就大，說小就小。

數字反復跳動背后，是蔣介石對建制的隨意拆裝?？箲?zhàn)時期他就這樣：淞滬會戰(zhàn)一忙，先搞出“右翼作戰(zhàn)軍”“左翼作戰(zhàn)軍”，文件上卻寫著“方面軍”職能；忻口會戰(zhàn)又冒出“北路軍”“中路軍”，級別介于集團軍與戰(zhàn)區(qū)之間，卻偏不叫兵團。名目繁多，一律歸口“臨時指揮”，目的只有一個——方便最高統(tǒng)帥隨時開電話、發(fā)手令。

到1938年武漢會戰(zhàn)，薛岳、張發(fā)奎、孫連仲、李品仙四大兵團橫空出世，兵力從十五萬到三十萬不等。司令們肩章光鮮，可彼此誰也指揮不了誰，遇到調動還得越過戰(zhàn)區(qū)直接找重慶。就這樣的一支支“巨無霸”，打完仗不到半年就被南岳會議一紙命令取消。

1945年日本投降，軍令體系再次被蔣介石“歸零重裝”。戰(zhàn)區(qū)改綏靖公署，集團軍改整編軍，軍改整編師。文件字數減少，混亂程度卻翻倍。整編軍只剩兩三個整編師，兵團干脆失蹤。人人以為內戰(zhàn)打不了多久，結果東北、華東一開火，才發(fā)現雙方都已經走到大兵團決戰(zhàn)門口。

倉促之間，南京開始“借殼上市”——把原本的整編軍硬貼上一張“兵團”標簽。歐震整編第十九軍變身第三兵團，王敬久整編第二十七軍成了第二兵團。有人忍不住要問：兵團不是應該轄三個軍嗎？沒時間摳細節(jié)，兩三個師也得叫兵團。

除此之外，還有城防性質的“守備兵團”。長春鄭洞國、沈陽廖耀湘、北平李文，清一色只有兩軍上下，不到八萬人。其余更離譜：為救一個整編師，臨時抽兩個師配一個旅就冒出“第四”“第七”甚至“黃百韜”兵團，活像支援隊戴了將軍帽。

這些“小個子”兵團在魯西南、豫東接連吃敗仗后，蔣介石才意識到：兵團太小上不了臺面，大野戰(zhàn)里連挨打的資格都沒有。1948年8月南京軍事檢討會議，他一拍桌子——整編師恢復為軍，幾個軍抱團重建大型機動兵團。不到一個月，杜聿明第二、邱清泉代理的改編版“二兵團”湊了四個軍；黃百韜重起爐灶的第七兵團也拉滿十二萬人。

兵力終于像樣，但老問題依舊：一個兵團歸陸軍總司令部，一個又受徐州綏署節(jié)制，中間還有剿總、指揮部插手?；春?zhàn)役時，邱清泉調兵要找杜聿明，杜聿明得先問徐州綏署，文件層層批示，電臺里卻傳來粟裕“攔腰切斷”的前線捷報。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結束，機動兵團大批被殲。剩下的四十多萬殘部退到長江以南，蔣介石沒精力再折騰兵團，全部拆散重編。自此，“兵團”兩個字從國民黨軍文件中消失。

回頭看這條脈絡，混亂并非戰(zhàn)場逼出來，而是最高統(tǒng)帥的性格造就。蔣介石信奉“中央集權”卻放不下“臨機獨斷”。兵團變大變小、忽設忽撤，滿足的是他插手前線的沖動，也療治了對非嫡系的不信任?？梢坏┻M入現代化火力密集的大會戰(zhàn)，這種“拍腦門”式編制，注定要付出沉重代價。

遺憾的是，許多一線將領在戰(zhàn)史上留下失敗者的名錄，卻很難改寫“兵團編制特亂”的終極原因——那一聲聲來自南京的電話與手令。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