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記者曾提出一個難題。他在一個公開場合問：“如果被要求，我國會不會接受難民？”

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但其實是一個圈套。它把人推到兩難的境地。如果回答“會”，這可能帶來很多無法預料的后果。一個承諾聽起來容易，但執(zhí)行起來關系到整個國家的資源、社會結構和安全。如果回答“不會”，那么批評的聲音會立刻出現。他們會說，這個國家“缺乏人道精神”、“不負責任”。

這是一個預設了答案的問題。無論你怎樣回答，似乎都會落入提問者的話語。

陳啟宗先生沒有掉進這個圈套。他沒有直接回答“會”或“不會”。他的回應很平靜。他說：“我不做假設性的回答。但我告訴你歷史上我國是怎么做的。”

這個回答很有智慧。他沒有談論“未來”的假設，而是指出了“過去”的事實。他知道，行動比空談更有力。一個國家過去做過什么，比它未來承諾什么，更能說明它的品格。

他說的歷史，是關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往事。當時，納粹在歐洲大陸崛起，開始迫害猶太人。許多人面臨生存危脅，急需一個避難所。

1938年，三十多個歐美國家在法國埃維昂開會。會議的議題，就是討論如何安置這些猶太難民。會上，各國代表紛紛表示“同情”。但輪到做決定時，大家卻都找理由拒絕了。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以國內經濟困難或社會容量有限為名，關緊了自己的大門。

就在那個時候，當猶太人幾乎走投無路時，他們發(fā)現了一個地方：上海。我國的上海向他們敞開了大門。

我們必須知道，那時的我國是什么狀況。我們自己也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937年，日本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上海剛剛經歷了慘烈的淞滬會戰(zhàn)，大片國土淪陷。我們的國家貧窮、羸弱，自己的人民正在遭受侵略者的踐踏。

但即便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上海依然成為了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不需要簽證就能進入的“避風港”。

我們應該記住何鳳山先生。他當時是我國駐維也納的總領事。面對納粹的威脅和他國使館的冷漠，他頂住壓力，發(fā)放了成千上萬張前往上海的“生命簽證”。這些簽證，在當時就是一張張生命的保證書。

據統(tǒng)計，先后有近三萬名猶太難民逃亡至上海。他們在上海的生活很艱苦。尤其是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占領軍將他們強行限制在虹口區(qū)一塊狹小的“隔都”里。但在那里，他們沒有被送進毒氣室，他們沒有被種族滅絕。最重要的是，他們活了下來。

在那段最黑暗的歲月里，同樣生活困苦的上海市民，拿出了最大的善意，與這些異鄉(xiāng)的避難者共享有限的資源，共渡難關。這種行動，不是出于什么政治計算，也不是為了博取什么“道德光環(huán)”。它來自一種樸素的同情心。

看懂了這段歷史，我們就能理解陳啟宗先生那句話的底氣。也能明白，為什么我國在處理當今的難民問題時，有自己清晰的思路。

那么，為什么現在又有人熱衷于提出這個問題呢？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那些過去高喊“人道”口號的國家，自己正面臨這個難題帶來的種種后果。近些年，尤其是2015年以后，歐洲經歷了難民危機。他們“敞開大門”的做法，帶來了很多后續(xù)問題。

社會出現了分裂。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之間，產生了對立和摩擦。公共資源變得緊張，福利體系面臨巨大壓力。治安問題也隨之而來。這種“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辦法，看來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帶來了新的、更深層的問題。

我國的思路不一樣。我們認為，要解決問題，就要從根上解決。

人們?yōu)槭裁磿尘x鄉(xiāng)，成為難民？主要原因是三個：戰(zhàn)爭、沖突和貧窮。如果一個地方戰(zhàn)火不斷，人們無法生活。如果一個地方極度貧窮，人們也無法生存。

如果只在下游打撈落水的人，人是永遠撈不完的。我們要做的是去上游，把那個制造問題的口子堵上。

我國具體在做什么呢？

第一，我們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我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我們的“藍盔”部隊，正在南蘇丹、馬里、黎巴嫩等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qū)執(zhí)行任務。他們在第一線維護?；穑Ｗo平民。和平多一分，難民就少一分。

第二，我們幫助其他國家發(fā)展經濟。我們推動“一帶一路”等合作倡議。我們在非洲、中亞、東南亞等地，幫助當地修建鐵路、港口、電站和工廠。這不只是生意。當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改善了，當當地的年輕人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有了希望，他們就會選擇留下來建設自己的家園，而不是冒險成為難民。這才是從根本上消除難民的土壤。

當然，面對眼前的人道危機，我們也不會袖手旁觀。但我們的做法是務實的。

比如，當我們的鄰國緬甸發(fā)生戰(zhàn)事，我們會出于人道主義，在邊境地區(qū)為那些躲避戰(zhàn)火的平民提供臨時的住所、食物和醫(yī)療救助。這是鄰居之間的幫忙，是應急的措施。

對于那些距離我們很遠、規(guī)模巨大的難民潮，我們的選擇是，通過聯合國難民署等國際組織，提供資金和物資援助。我們幫助那些接納了最多難民的國家（比如土耳其、約旦、巴基斯坦），讓他們有能力在當地建立難民營，為難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們認為，讓難民在離家最近、文化最相似的地方得到安置，是更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回到最初那個問題。陳啟宗先生用歷史給出了答案。

這個答案就是：我國有自己的準則和做法。我們尊重國際公約，但我們不接受別人預設的“道德標準”。我們更看重實際的行動，而不是漂亮的空談。我們的行動，就是努力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我們認為，這才是對世界、對所有人最根本、最負責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