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對隔空猥褻案件中客觀歸罪傾向的批判與出罪路徑構建

本文作者：李靖宇

摘要：當前，在“隔空猥褻”案件的司法實踐中，存在一種令人警惕的傾向：辦案機關可能僅僅因為行為人實施了“威脅”外觀的行為，且被害人是未成年人，便直接推定“脅迫”手段成立，進而認定構成強制猥褻罪。這種做法，實質上是“客觀歸罪”思維在現(xiàn)代司法中的回潮，它罔顧被害人的真實意志狀態(tài)與行為的真實動因，嚴重侵蝕了刑法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基本原則。本文將以一宗“16歲被害人明確表示未感恐懼，因金錢交易而配合”的隔空猥褻案為分析樣本，首先深刻批判司法實踐中客觀歸罪的認知誤區(qū)及其危害，進而從強制猥褻罪中“脅迫”之內涵、“陷入恐懼心理”之主觀真實性、刑法因果關系之中斷以及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性權益保護的梯度差異等多個維度，系統(tǒng)、詳實地論證本案被告人不構成犯罪的出罪路徑，以期為刑事辯護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并推動司法實踐回歸罪刑法定與主觀罪責的刑法本源。

一、客觀歸罪的幽靈：對司法機關僵化認定的深刻批判

在深入剖析本案的具體辯護路徑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清除一塊阻礙公正審判的理論基石——客觀歸罪。本案中，司法機關“只要嫌疑人實施了威脅行為（話語）那么被害人就一定被威脅了”的邏輯，是客觀歸罪思想的典型體現(xiàn)。這種思維一日不除，任何基于主觀要件的精細化辯護都將寸步難行。

（一）客觀歸罪的法理剖析及其歷史危害

客觀歸罪，又稱結果歸罪，是一種古老的歸罪原則。其核心特征在于，判斷一個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應承擔何種刑事責任，主要甚至完全依據(jù)其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危害結果，而忽略或輕視行為人的主觀罪過（故意或過失）以及行為與結果之間的真實因果聯(lián)系。在古代社會，“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樸素正義觀，便是客觀歸罪的體現(xiàn)。

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刑法理論的深化，自啟蒙運動以來，主觀罪責原則（或稱“無責任則無刑罰”）已經成為現(xiàn)代刑法的靈魂。這一原則強調，刑罰不僅是對危害行為的報應，更是對行為人主觀惡性的譴責。因此，任何刑事責任的追究，都必須建立在“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基礎之上，即客觀上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且主觀上具備應受刑法譴責的故意或過失?？陀^歸罪因其根本性缺陷，早已被現(xiàn)代法治國家所摒棄，其主要危害體現(xiàn)在：

1.混淆罪與非罪的界限，導致刑罰權的濫用

客觀歸罪只問結果，不問內心，極易將意外事件、無責任能力者的行為、甚至是被他人利用的行為錯誤地認定為犯罪，造成冤假錯案。這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使刑法從“保障人權的最后一道防線”異化為“侵犯人權的利器”。

2.抹殺人的主體性與尊嚴，將人工具化

現(xiàn)代刑法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承認人是能夠進行自主選擇與判斷的主體。而客觀歸罪將人視為引發(fā)物理結果的純粹客體，忽視其內心世界與意志自由，這與現(xiàn)代法治對人格尊嚴的尊重背道而馳。

3.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在精神

罪刑法定原則不僅要求法律對犯罪行為有明確規(guī)定，更內在地要求犯罪構成要件的明確性與可預測性。如果僅憑客觀結果定罪，公民將無法通過規(guī)范自己的主觀意圖來預測其行為的法律后果，從而導致社會成員動輒得咎，喪失安全感。

(二)“隔空猥褻”案件中客觀歸罪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與司法風險

將上述理論應用于本案，司法機關的邏輯謬誤昭然若揭。強制猥褻罪的“強制”二字，本身體現(xiàn)了對行為手段的要求，而“脅迫”作為強制手段之一，其核心在于通過對惡害的告知，壓制被害人的意志，使其“不能、不敢、不知”反抗。然而，辦案機關卻將“脅迫”從一個作用于心理的過程，簡化為了一個物理性的動作——只要“說了威脅的話”，就等于完成了“脅迫”行為，被害人的心理是否真的被壓制在所不問。

這種“客觀化”的認定方式，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幾點風險：

1.法律概念的扭曲

將“脅迫行為”等同于“脅迫結果”。刑法中的“脅迫”，是一個包含行為、過程與結果的完整概念，其實質在于行為人的威脅實現(xiàn)了對被害人意志的支配。如果被害人的意志并未受到實質影響，那么這種“威脅”就只是一個未完成或未遂的脅迫行為，并未達到強制猥褻罪所要求的“手段”的既遂標準。

2.證據(jù)規(guī)則的虛置

辦案機關實際上是以“未成年人”這一特殊身份為前提，預設了“威脅必然導致恐懼”的結論，從而豁免了檢察機關對于“被害人陷入恐懼”這一核心事實的證明責任。這實質上是一種有罪推定，顛倒了舉證責任，極大地增加了被告人的辯護難度。

3.保護的異化

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本意在于彌補其心智、力量上的弱勢，保障其真實意愿不受侵害。但當這種保護演變?yōu)橥耆珶o視其真實意愿的“父愛主義”式包辦時，保護就異化為了控制。在本案中，16歲的被害人已經具備了相當?shù)恼J知和表達能力，其明確表示“未受影響”，這是其真實意志的體現(xiàn)。司法機關若對此置若罔聞，強行“替她害怕”，不僅不尊重其主體地位，更可能在客觀上否定其通過其他方式（如本案中的金錢交易）實現(xiàn)自身目的的自主性，名為“保護”，實為“剝奪”。正如部分法律探討所指出的，網絡環(huán)境下的強制性認定本身就比當面強制要困難，其心理壓力是否達到不敢反抗的程度，需要審慎判斷。

因此，辯護的第一步，就是要旗幟鮮明地指出并批判這種客觀歸罪的錯誤傾向，敦促法庭回歸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則，將審查的焦點從“被告人是否說了威脅的話”轉移到“被害人是否真的因為這些話而陷入了意志被壓制的狀態(tài)”。

二、“陷入恐懼心理”的真實內涵：從主觀要件重塑“脅迫”的認定

強制猥褻罪，規(guī)定于我國《刑法》第237條，其核心構成要件之一便是采用了“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在本案的語境下，“脅迫”手段是否成立，是案件定性的關鍵。而“脅迫”的成立，絕非僅僅取決于行為人單方面的言辭，而必須考察該言辭是否在被害人內心產生了特定的心理效果。

(一)強制猥褻罪中“脅迫”的規(guī)范解釋

根據(jù)刑法理論通說，“脅迫”是指以實施惡害相通告，使他人產生恐懼心理而不敢反抗，從而迫使其服從行為人的非法要求。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脅迫”包含三個層次的遞進關系：

1.行為層面

行為人實施了以惡害相通告的行為。例如，威脅要公布隱私、傷害其家人或損害其名譽等。本案中，嫌疑人確實使用了威脅性話語，滿足了這一層面的要求。

2.心理層面

行為人的通告在被害人內心引起了“恐懼心理”。這是連接行為與結果的橋梁，是脅迫之所以能成為“強制”手段的心理學基礎。如果這個心理層面缺失，脅迫的鏈條就在此中斷。有刑法觀點明確指出，脅迫的表現(xiàn)形式需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不敢反抗。

3.結果層面

被害人基于恐懼心理，被迫處分自己的權益或聽從行為人的指令。即“不敢反抗”。

由此可見，“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是“脅迫”手段成立不可或缺的核心環(huán)節(jié)。它不是一個可以被任意推定的狀態(tài)，而是一個需要證據(jù)支持的、客觀存在的心理事實。如果司法機關無視被害人是否真的陷入恐懼，就等于將《刑法》第237條中的“脅迫”二字，降格為了一個沒有實質內涵的空洞標簽，這是對立法原意的嚴重背離。

(二)被害人陳述的決定性意義：為何“我不怕”足以阻斷脅迫的成立

在刑事訴訟中，被害人陳述是證明案件事實的重要證據(jù)。當被害人陳述的內容有利于被告人時，其證明力往往會受到司法機關的審慎對待，尤其是在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中。但是，審慎不等于無視，更不等于直接否定。

在本案中，16歲被害人明確表示“嫌疑人的威脅話語并未對其造成影響”，這句陳述具有極其重要的證據(jù)價值和法律意義：

1.直接否定了“恐懼心理”的存在

這是關于核心待證事實最直接、最有利的證據(jù)。沒有任何間接證據(jù)的推測，能比當事人對自己內心狀態(tài)的直接描述更具說服力。被害人是自身心理感受的唯一直接感知者，當她清晰、穩(wěn)定地做出否定性陳述時，司法機關除非有相反的、更強有力的證據(jù)（如能夠證明其作證時受到了新的脅迫或誘導），否則無權推翻這一陳述。

2.提供了行為動機的合理解釋

被害人進一步解釋，其之所以發(fā)送視頻，是“因為收了錢就要把事情做好”。這一陳述不僅否定了“被迫”，更肯定了“自愿”——一種基于金錢交易契約的、帶有目的性的“履約”行為。這使得她的行為邏輯完全閉環(huán)，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她不是一個被動的、意志被摧毀的受害者，而是一個主動的在道德和法律上可能存在瑕疵的交易參與者。這種由金錢對價驅動的行為邏輯，是理解本案的關鍵。雖然目前公開的判例中，很難找到直接因“金錢對價關系”而排除脅迫并判決無罪的案例但這并不妨礙其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符合法理的辯護理由。最高檢在指導案例中也曾指出，在涉及威脅和金錢的案件中，需要從“對價是否合理”、“被害方是否有正常需求”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這說明了司法解釋精神也認可了對價關系在排除強制性認定中的重要作用。

3.反駁了對未成年人的刻板印象

將16歲的青少年等同于心智不全、意志薄弱的幼童，是一種懶惰且不負責任的司法判斷?，F(xiàn)代心理學和腦科學研究表明，16歲的青少年已經具備了復雜的邏輯思維能力、風險評估能力和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他們或許經驗不足，容易沖動，但在具體情境下，他們完全有能力區(qū)分“感到害怕”和“不感到害怕”。本案被害人能夠清晰地將“威脅”和“收錢辦事”這兩個因素進行切割，并明確指出后者是其行為的決定性原因，這本身就證明了她具備了司法機關所否認的意志自主性。

因此，辯護策略的核心之二，就是必須堅定地捍衛(wèi)被害人陳述的證據(jù)價值。應向法庭明確指出，無視這份真實、合理、且由具備相應認知能力的被害人作出的陳述，而去采信一種基于身份偏見的、毫無證據(jù)支撐的“客觀恐懼”推定，是對事實的背叛，也是對法律的誤讀。

三、因果關系的斷裂：金錢對價如何成為壓倒“威脅”的介入因素

即便退一步講，我們承認嫌疑人實施了威脅行為，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行為與被害人發(fā)送視頻的結果之間，就必然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本案中，被害人明確陳述的“金錢交易”動機，完全可以被視為一個強有力的“介入因素”，它切斷了“威脅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鏈條。

(一)刑法因果關系理論中的“介入因素”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旨在確定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是危害結果的法律原因。在復雜的案件中，常常有多個因素共同導致了結果的發(fā)生。當在被告人的行為之后、危害結果發(fā)生之前，介入了某個新的、異常的因素時，就可能導致因果關系的中斷。

關于介入因素切斷因果關系的判斷，刑法理論上有多種學說，如“相當因果關系說”、“重要性說”等。但其精神實質是共通的：如果介入因素的出現(xiàn)和作用，使得最終結果的發(fā)生完全超出了被告人行為通?？赡芤鸬姆秶蛘咴摻槿胍蛩乇旧砭哂袎旱剐缘?、獨立的原因力，那么就應當認為介入因素導致了因果關系的中斷。

典型的介入因素包括第三人的行為、被害人的自身行為以及異常的自然現(xiàn)象。在本案中，被害人基于“收錢辦事”的交易合意而實施的行為，正是一種足以切斷因果關系的“被害人自身的行為”。

(二)本案中的因果流程分析：從“威脅”到“發(fā)送視頻”的路徑被“交易合意”切斷

我們可以構建本案的兩個可能的因果流程：

因果流程A（控方邏輯）

嫌疑人發(fā)出威脅→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被害人不敢反抗→被害人發(fā)送視頻。

因果流程B（辯方邏輯）

嫌疑人發(fā)出威脅（但未起決定作用）+嫌疑人支付金錢→被害人產生“收錢辦事”的交易合意→被害人主動“履約”→被害人發(fā)送視頻。

根據(jù)被害人的陳述，本案的真實情況顯然是因果流程B。在這里，“金錢對價”以及由此產生的“交易合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動機源，介入到了嫌疑人的行為和最終結果之間。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論證其“壓倒性”與“獨立性”：

1.從被害人的主觀認知看

她明確將自己的行為歸因于“收錢”，而不是“害怕”。這說明在她的認知里，“金錢”是其行為的充分且必要條件，而“威脅”則不是。威脅可能只是交易背景中的噪音，甚至是一種討價還價的蹩腳方式，但它并未上升為支配其意志的原因。

2.從行為的性質看

被害人的行為表現(xiàn)為“把事情做好”，這是一種主動的、追求完成度的姿態(tài)，與脅迫下被迫、消極、敷衍的行為狀態(tài)截然不同。這種積極履約的心態(tài)，恰恰是市場交易邏輯的體現(xiàn)，而非恐懼心理的產物。

3.從介入因素的異常性看

在一個典型的“威脅-恐懼-服從”模型中，被害人的意志是被動的、受損的。而本案中介入的“金錢交易合意”，使得被害人的意志轉向了主動——為了獲取金錢而主動配合。這種由被動轉向主動的意志轉變，是一個質的飛躍，足以使得最初的“威脅”行為在刑法評價上失去其作為原因的意義。雖然現(xiàn)有刑法理論和案例對“心理強制力形成因果關系中斷”沒有直接和系統(tǒng)的闡述。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運用基本的因果關系中斷理論進行辯護。我們可以主張，被害人基于金錢對價形成的獨立意志，正是中斷心理強制力因果鏈條的關鍵。

綜上，嫌疑人的“威脅”行為，至多只是為后續(xù)的“金錢交易”提供了背景或契機，但并非被害人發(fā)送視頻這一猥褻行為結果的法律上的原因。真正的、直接的、導致結果發(fā)生的原因，是被害人與嫌疑人之間形成的、以金錢為對價的“交易合意”。在這個合意面前，原有的因果鏈條已經確定無疑地斷裂了。因此，即便不考慮“脅迫”未成立，僅從因果關系角度，也無法將被害人發(fā)送視頻的結果歸責于嫌疑人的威脅行為。

四、年齡的界分與意志的尊重：幼女保護與16歲少女權益的法律差異

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是刑法的重要任務，但保護不等于“一刀切”。我國刑法對于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規(guī)定了有梯度的、差異化的保護模式?；煜@種差異，將對幼女的絕對保護模式套用于所有未成年人，是導致本案司法認知偏差的又一重要原因。

(一)刑法第236條與237條對不同年齡未成年人的保護梯度

我國刑法對性侵犯罪中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主要以14周歲為界，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層次：

1.對不滿14周歲幼女的絕對保護

（1）強奸罪層面：《刑法》第236條第2款規(guī)定，“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這意味著，無論幼女是否同意，無論是否使用暴力、脅迫手段，只要與其發(fā)生性關系，就一律構成強奸罪（既遂）。在這里，法律推定幼女不具備性同意能力，其“同意”在法律上是無效的。

（2）猥褻罪層面：《刑法》第237條第3款規(guī)定了獨立的“猥褻兒童罪”。這里的“兒童”，同樣指不滿14周歲的人。與針對成年婦女的強制猥褻罪不同，猥褻兒童罪不要求以“暴力、脅迫”等強制手段為前提。只要實施了猥褻行為，即可構成犯罪。這同樣體現(xiàn)了對幼童意志的絕對排斥，即不承認其有同意猥褻的有效意志。

2.對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未成年女性的相對保護

對于這一年齡段的少女，刑法不再給予“同意無效”的絕對保護。無論是認定強奸罪還是強制猥褻罪，都必須回歸到《刑法》第236條第1款和第237條第1款的一般規(guī)定，即必須證明行為人使用了“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

法律之所以如此設計，是因為立法者承認，14周歲以上的青少年，其認知能力、判斷能力和意志能力已經發(fā)展到了一定水平，具備了初步的性自主決定能力。雖然這種能力尚不成熟，需要法律的特別關注和傾斜保護（例如，在認定“脅迫”時，對未成年人的標準應低于成年人），但法律并不全盤否定其意志的有效性。

(二)尊重16歲被害人的真實意愿：從“特殊保護”走向“賦權保護”

本案被害人16周歲，屬于第二種情況。司法機關不能再沿用處理幼女案件的邏輯，將其意愿完全虛置。恰恰相反，查明其“真實意愿”成為定罪的關鍵。

1.“違背意志”是核心

對于14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強制猥褻罪的本質依然是“強制”，是行為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如果被害人的意志并未被違背，甚至是主動配合，那么犯罪的根基便不復存在。

2.不能以“保護”之名，行“剝奪”之實

司法機關認為“她未成年，所以她一定是被脅迫了”，這種邏輯看似是在保護她，實際上卻剝奪了她作為一名16歲準成年人表達真實感受、作出自主判斷的權利。當她勇敢地說出“我不怕，我是為了錢”時，法律應當傾聽并尊重這份陳述的本來面貌，而不是給她貼上一個“不懂事、被蒙蔽”的標簽，強行將她塑造成一個符合法律預設的“完美受害者”。這種做法不僅是對個案事實的扭曲，更傳遞了一種消極的社會信息：未成年人的意志是不值得信任的。

3.區(qū)分道德評價與法律評價

16歲的少女為了金錢而同意拍攝不雅視頻，這一行為在道德上無疑是值得商榷和引導的。但是，道德上的應然判斷不能取代刑法上的實然判斷。刑法是懲罰最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的最后手段。嫌疑人利用金錢誘使未成年人拍攝視頻的行為，可能構成其他行政違法甚至其他犯罪（如組織淫穢表演等，需另案查證），但如果“脅迫”這一核心要素不成立，就不能僅僅因為行為的“不道德”和被害人的“未成年”身份，就強行將其認定為強制猥褻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底線要求。

因此，辯護策略的第四個支點，在于清晰地向法庭闡明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法律保護的差異性，強調對16歲被害人真實意志的尊重，是準確認定本案事實、適用法律的前提。應主張法院擺脫處理幼女案件的慣性思維，以更加精細化、個體化的視角，審視本案中被害人的獨特意志狀態(tài)。

五、本案的出罪路徑與辯護策略總結

綜上所述，本案雖然表面上具有“隔空猥褻”、“威脅”、“未成年人”等高度敏感的要素，但只要我們穿透表象，回歸刑法基本原則和犯罪構成要件的精細化分析，一條清晰的出罪路徑便躍然紙上。盡管在公開的裁判文書中，直接依據(jù)被害人“未陷入恐懼心理”或“金錢對價”排除脅迫而判決無罪的“隔空猥褻”案例難以尋覓

但這恰恰說明了當前司法實踐中存在著理論上的盲區(qū)和辯護上的巨大空間。我們正是在為填補這一盲區(qū)而努力。

(一)核心辯點：主客觀不統(tǒng)一，脅迫未成立

本案的核心辯點在于，被告人的行為未能滿足強制猥褻罪“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根本要求?？陀^上，被告人雖有威脅言辭，但該言辭并未在被害人主觀上產生“恐懼心理”，未能實現(xiàn)對被害人意志的壓制。因此，作為強制手段的“脅迫”并未成立?？胤皆噲D以“客觀威脅行為”替代“主觀恐懼狀態(tài)”，是典型的客觀歸罪，于法無據(jù)。

(二)證據(jù)策略：強化被害人陳述的證明力，構建完整的因果關系斷裂鏈條

1.首要任務是確保證據(jù)的采信

必須圍繞被害人“我不怕，我是為了錢”的陳述，構建完整的證據(jù)體系。例如，通過詢問被害人作出該陳述時的精神狀態(tài)、有無受到外界壓力，來證明其陳述的自愿性與真實性。調取雙方的聊天記錄，分析其中除了威脅話語外，關于金錢交易的商談過程，以印證“交易合意”是雙方互動的主線。

2.論證因果關系的斷裂

明確向法庭展示，是“金錢對價”這一強大的介入因素，而非軟弱無力的“威脅”，成為了驅動被害人行為的直接、有效原因。通過對被害人行為模式（主動“履約”）的分析，進一步強化因果關系斷裂的結論。

(三)法律適用：請求法院摒棄客觀歸罪思維，精確適用強制猥褻罪的構成要件

在法庭辯論中，必須高屋建瓴地指出本案背后潛藏的“客觀歸罪”司法慣性。敦促合議庭，作為法治的守護者，應當堅守罪刑法定、主客觀相統(tǒng)一、無罪推定等基本原則，抵制輿論壓力或身份標簽帶來的預斷。請求法院嚴格按照《刑法》第237條的構成要件，對“脅迫”進行實質性、而非形式化的審查。同時，清晰界定對不滿14周歲幼女與14周歲以上少女的保護界限，強調對后者真實意志的尊重，是實現(xiàn)個案公正與法律精神統(tǒng)一的必然要求。

結論

法律是冰冷的，但它追求的是理性的正義；人性是復雜的，法律必須直面這種復雜。一個16歲的少女，在金錢的誘惑與口頭的威脅之間，選擇了前者作為自己行動的理由。這或許不是一個值得贊揚的故事，但法律人的使命，不是用刑罰去懲罰所有不道德的行為，而是要精準地厘定罪與非罪的邊界。當“脅迫”未能擊潰她的意志，當金錢成為她行動的引擎時，強制猥褻罪的根基便已動搖。對被告人作出無罪判決，不是對猥褻行為的縱容，而是對刑法謙抑性的堅守，是對主觀罪責原則的捍衛(wèi)，更是對一個16歲公民真實意志的最終尊重。這，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理性與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