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任教于燕京大學的鄧嗣禹，應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A. W. Hummel）邀請，前往美國華盛頓，參與編寫恒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負責太平天國時期33位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其中徐廣縉、怡良與穆彰阿三位人物是他與費正清（J. K. Fairbank）合作完成的。彼時費正清剛花了四年在中國學習與收集資料，才返回哈佛大學執(zhí)教不久。

費正清的早期學術背景

1929年，費正清從哈佛大學畢業(yè)，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后受到在中國海關任職高級官員多年的馬士（H. B. Morse）影響，在其指導下撰寫了關于中國海關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國海關的歷史，首先就要研究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五大通商口岸開埠的歷史。因此，費正清對于中國鴉片戰(zhàn)爭研究的構想可以說由來已久。1932—1936年在北京留學期間，他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1934年第17卷第2期上發(fā)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1858年條約以前鴉片貿(mào)易的合法化》。

費正清的這篇論文，圍繞這樣一個中心問題展開：為什么“鴉片輸入中國為合法”這一條款會被寫入1858年11月8日中英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是由于英國的武力逼迫（這是普遍流傳的看法），還是有其他原因？費正清在結論部分指出，認為1858年英國強迫中國皇帝使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的流行說法是不完全正確的，只說出了一半事實。另一半事實是，“中國人希望通過對鴉片貿(mào)易全面征稅，增加收入”，所以“承認鴉片貿(mào)易也是中國內(nèi)政問題產(chǎn)生的結果”。費正清首篇學術論文的重大突破在于使用了中文資料，但由于當時可供利用的中文資料很有限，所以得出的結論不免有些片面。后來一些中國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費正清教授對鴉片戰(zhàn)爭的敘述是我們中國人無法接受的，他為英國發(fā)動戰(zhàn)爭推卸責任，抹殺了鴉片戰(zhàn)爭的實質。”

鄧嗣禹博士論文的寫作背景與影響

如鄧嗣禹在《張喜與〈南京條約〉》導言開篇所言，“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簽訂，這既是遠東史中19世紀條約體制的開始，同時也是清帝國走向沒落的標志。但是無論在英文、中文還是其他文字的材料中，對于這一劃時代條約的談判過程的記載都非常簡略。這是因為，英國公布的關于第一次中英戰(zhàn)爭的文件，幾乎只停留在1840年的藍皮書里；而直到1930年，中國官方的奏報和諭旨才公布”。對彼時的費正清來說，要想理清《南京條約》締結的實質，看來只有在各方面條件成熟時繼續(xù)完成了。鄧嗣禹的博士論文《張喜與〈南京條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寫作的。

早在1935年，費正清與鄧嗣禹就已在北京相識?！顿M正清中國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述：

1935年我結識了燕京大學經(jīng)驗豐富的年輕目錄專家鄧嗣禹。他和我同齡，但手頭上有無數(shù)的中文參考著作。比我早去北京兩年的畢乃德與鄧嗣禹合作完成了一部當代不朽名著《中國參考書選目解題》（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1936年出版）。

費正清對鄧嗣禹有這樣的印象，又有編寫《清代名人傳略》的合作基礎，鄧嗣禹自然成為與他開展鴉片戰(zhàn)爭研究的最佳人選。于是，1938年鄧嗣禹結束編寫《清代名人傳略》的工作之后，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成為費正清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

1936年，《撫夷日記》由文殿閣書莊于北平刊印，據(jù)書中所稱為一個叫張喜的伊里布家仆所撰，張喜參與了《南京條約》談判，并把他的所見所聞寫進了日記里，日記中記錄了他在南京前后85天的活動，也記下了談判全過程。在費正清的大力倡導與支持下，1941年初，完成哈佛大學博士課程之后，鄧嗣禹開始收集資料，準備以《撫夷日記》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費正清認為《撫夷日記》十分重要，若翻譯成英文，對于西方學者研究鴉片戰(zhàn)爭有重大意義。正如他后來在為本書撰寫的前言中所述：

本書是對一段談判過程的研究，正是這段談判開啟了不平等條約之世紀。書中透過中方一位次要的談判參與者的雙眼來觀察這幾次談判，僅圍繞一份文件展開縝密論述，研究涉及的時間范圍也僅有短短幾個月。然而，較之長篇累牘的綜述，本書卻能給我們提供更為深刻的認識。

本書就是鄧嗣禹在英譯《撫夷日記》的同時對《南京條約》談判過程的研究。鄧嗣禹通過本書的研究，豐富完善了費正清1934年的那份研究成果。1944年，經(jīng)過兩年的進一步完善與充實之后，這篇博士論文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給予了高度贊揚：“鄧博士在書中窮盡了中西雙方的資料，還提出了到目前為止最有效的證明：中國的外交關系可以且必須通過雙方的材料進行對照研究?！嚥┦吭敱M地收集了同一時期的各類資料，他的注釋和列出的參考書目將為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提供指引。”

1944年，本書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后，1945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訂本；1962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再版；1969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第四版，暢銷了近30年。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楊衛(wèi)東首先翻譯了本書的導言，發(fā)表于《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0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nèi)第一個節(jié)譯本，為全譯本提供了可借鑒的資料。遺憾的是，節(jié)譯者在翻譯時，并沒有將注釋內(nèi)容一并譯出，以充分實現(xiàn)原作的學術價值。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元青在他的論文中首先收集、分析了所有民國時期留美歷史學博士論文，并指出“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留美生全部30篇中國歷史研究的博士論文中，共有12篇以英文形式在國內(nèi)外先后公開發(fā)表或出版”。這些書籍的出版“其價值不僅在于精當?shù)闹袊芳⒆g，還在于篇幅甚至超過史籍原文的豐富注釋和精細考證，為西方漢學界提供了極其龐大的學術信息量和扎實可靠的學術觀點”。鄧嗣禹的博士論文亦在這30篇之中，不僅畢業(yè)兩年后就能出版，而且還被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知名高校的出版社多次再版，其學術價值可見一斑。鄧嗣禹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正是從《張喜與〈南京條約〉》開始揚帆起航，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逐漸成為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威。

對費正清后續(xù)學術研究的貢獻

1936年，費正清運用英國檔案完成了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58）的博士論文。而博士論文若想擴充成書，則必須查詢中國檔案，補充完善相關內(nèi)容。從1932年開始，費正清在中國待了四年，跟隨蔣廷黻學習受益良多，有機會閱讀已刊印的清代檔案資料。但是，中國檔案的結構完全不同于英國檔案，費正清坦言道：“文獻中充斥著令人迷惑的各種專業(yè)術語?！?938年鄧嗣禹來到哈佛大學，費正清立即同他開展合作研究。他們利用《籌辦夷務始末》《大清會典》等作為主要參考書，合作撰寫了三篇系列論文，分別論述清代公文的傳遞、清代公文的種類和用途，以及清代的朝貢體系。1940—1941年間，三篇論文相繼聯(lián)名發(fā)表于《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60年，兩人將這三篇論文以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為題，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中譯本題為《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驛遞和朝貢體系》）。

充分掃除使用中文檔案方面的障礙之后，費正清以博士論文為基礎，撰寫了《中國沿海的貿(mào)易與外交，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 1842—1854）一書，于1953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研究的時段從第一批通商口岸開埠一直延伸到海關稅務司設立，而研究內(nèi)容也由此向前延伸了八年。

1998年，正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的錢金保在《世界漢學》發(fā)表文章，文中回顧了費正清博士論文成書的過程，著重提到蔣廷黻與鄧嗣禹二人在其中做出的貢獻：

費正清在從事通商口岸研究時曾得到了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新一代史學家的幫助，而中國人到美國來學習和研究中國史又使西方的學者更容易得到中國學者的幫助與合作。費正清閱讀清代檔案就是蔣廷黻指點入門的。后來他在研究中對清代檔案中的一些問題還是搞不懂，致使他的博士論文擴充成書的計劃遲遲難以實現(xiàn)。后來鄧嗣禹來哈佛求學，成了費的學生。正是他根據(jù)那時關于清代檔案的一些中文論著，幫助費正清搞清楚了清代公文的處理過程，幫他掃除了在使用中文檔案方面的障礙后，他的那本《中國口岸貿(mào)易與外交》才最終得以成書?！梢院敛豢鋸埖卣f，沒有蔣廷黻和鄧嗣禹等中國學者的幫助恐怕未必就會有費正清的成名?！浞掷门c中國學者的廣泛交流與合作是費正清能夠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

2021年1月，費正清的《中國沿海的貿(mào)易與外交：通商口岸的開埠，1842—1854》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從該書第二部分“第一個條約的簽訂：1842—1843年”中即可看到，費正清在注釋中多處引用《撫夷日記》以及鄧嗣禹書中的研究結論。

在此次《張喜與〈南京條約〉》全譯本中，譯者補充提供了鄧嗣禹在本書出版時的照片以及本書英文原版書影，并添加增補版附錄，收錄了鄧嗣禹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以本書注釋為基礎所作的兩篇中文文章，以及本書1944年初版時的中英文書評四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歡這本譯著，并提出寶貴的建議。

《張喜與〈南京條約〉：1842年中英談判內(nèi)幕與細節(jié)》（增補版）
（書寫大歷史的，是無數(shù)個張喜式的小人物）

分類：歷史·社科

著者：鄧嗣禹

譯者：彭靖

定價：89.00元

出版時間：2025年12月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叢書：溯源

書號：978-7-203-14053-5

開本：32開

成品尺寸：145*210

印張：8.75

字數(shù)：200千字

頁數(shù)：280頁

裝幀：精裝鎖線

讀者對象：歷史愛好者、近代史愛好者、對鴉片戰(zhàn)爭感興趣者

普通關鍵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撫夷日記》、《南京條約》、張喜、鄧嗣禹、費正清

學科關鍵詞：中國史、近代史、鴉片戰(zhàn)爭史、海外漢學

內(nèi)容簡介

本書是對《南京條約》談判與簽訂過程的研究。身為伊里布家仆的張喜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參與條約談判前后的親身見聞，題作《撫夷日記》，而這本成書于1842年的日記直到1936年才得刊印，甫一面世，其真實性自然遭人懷疑。本書作者鄧嗣禹第一個全面研究了此日記并證實其真實性，將《撫夷日記》與中西雙方史料并置，逐日驗證日記中的記事，并度量其分量，給出自己的見解，因此本書也可謂一部《撫夷日記》的百科全書式使用指南。作者不但還原了1842年金陵城內(nèi)外的歷史現(xiàn)場，在書中展現(xiàn)了清廷大員日常生活的私密圖景，還厘清了造成《南京條約》之締結的諸多因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本書可稱為哈佛學派“沖擊—回應”模式奠基的原點式作品。

本書原為作者鄧嗣禹在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完成于《南京條約》簽訂百年之際的194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初次出版于1944年，此為首次出版中文全譯本，并增補了作者在本書出版后以此為基礎所撰兩篇中文短文，以及出版時的書評等資料。書后以別冊形式附帶鄧嗣禹撰寫本書時所用的文殿閣書莊版《撫夷日記》影印本。

作者簡介

鄧嗣禹（1905—1988），著名歷史學家、文獻目錄學家和漢學家，中國科舉制度研究的奠基人。1938年赴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費正清，1942年獲博士學位。歷任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院院長兼遠東圖書館代館長，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主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亞洲協(xié)會理事等職，并被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名校聘為客座教授。著有《中國考試制度史》、《太平天國與西方列強》（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張喜與〈南京條約〉》（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2）等30部專著。與費正清合著有《沖擊與回應》（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驛遞和朝貢體系》（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等。論著譯為英、俄、日、德、韓文等十多種語言。

譯者簡介

彭靖（1962—），上海交通大學講座教授，鄧嗣禹外孫。出版《塵封的歷史：漢學先驅鄧嗣禹和他的師友們》、《千年輝煌：〈顏氏家訓〉傳承與海外傳播史》、《突破棘闈：太平天國科舉與社會史》（另有繁體中文與英文版）等專著20余部，并增補《中國考試制度史》（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2025年出俄文版），主編《鄧嗣禹文集》（八卷本），編著《心路歷程：鄧嗣禹回憶錄與學術年譜》；發(fā)表學術論文與文史文章300余篇。

名家推薦

本書是對一段談判過程的研究，正是這段談判開啟了不平等條約之世紀。書中透過中方一位次要的談判參與者的雙眼來觀察這幾次談判，僅圍繞一份文件展開縝密論述，研究涉及的時間范圍也僅有短短幾個月。然而，較之長篇累牘的綜述，本書卻能給我們提供更為深刻的認識。關于一個世紀前治理中國的那些官吏的日常生活，鄧博士在書中展現(xiàn)了一幅少見的私密圖景：他們內(nèi)心各自的恐懼，對自己所面對的國外世界的誤解，對自己生活的世界經(jīng)濟運作方式的無知，浮于表面的隨機應變，仁愛觀念，以及在一切有關中國之福祉的事務中表現(xiàn)出的極端無能。在這幅圖景中，有面對空前巨變?nèi)阅媪鞫M的保守派，也有對自己的行動之含義一無所知的投機者——他們是歷史環(huán)境的犧牲者，照舊推行著沿襲下來的游戲規(guī)則，卻沒有意識到一場使用新規(guī)則的新游戲已經(jīng)開始。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張喜是誰？

從前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廣州去世，中國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悼念他說：“英雄不是只能在戰(zhàn)場上遇見，我們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英雄詩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尋找到，真實的英雄故事題材，在煊赫一時的帝王身上反而找不到。”如果這詞句可以移用的話，似乎也可以送給鴉片戰(zhàn)爭中的張喜。此戰(zhàn)雖是中國歷史上可恥的一頁，但以張喜卑微的身份，在當日兵臨江寧城下的時候，他迫不得已奉命到停泊下關的外國兵艦上去辦停戰(zhàn)交涉，滿腔激怒，表現(xiàn)了不卑不亢的精神。舊日史學家評論他說：“傳聞當日議及此款，張喜拂衣而起，是在仆隸庸流，尚知心抱不平，怒形于色?！笔煜み@段歷史的人，自然要數(shù)他為此次戰(zhàn)役中的一個無名英雄。

——彭澤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張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里布充家仆，隨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邊并無名分的小太監(jiān)權勢盛于朝廷命官一樣，張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來論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為黑箱作業(yè)，張喜深諳此道，放著小官不做，寧充家人而增其權祿?！邙f片戰(zhàn)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毫無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著令人吃驚的表演。張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兩部記錄自已交涉活動的著作——《探夷說帖》和《撫夷日記》，今日讀起來頗有“晏子使楚”的韻味。這卻是張喜乃至當時大多數(shù)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圖書目錄

凡例

譯者序

前言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南京談判的準備階段（8月5日訖）

第二章　再次加入談判陣營（8月6日—8月8日）

第三章　討價還價的談判（8月9日—8月17日）

第四章　炫耀武力的階段（8月18日—8月28日）

第五章　簽約細節(jié)及英國敕命書（8月29日—9月13日）

第六章　尾聲（9月14日—12月1日）

附錄一　1842年南京談判進程表

附錄二　鴉片戰(zhàn)爭時江浙沿岸地圖

增補版附錄

訂立《南京條約》時之要價還價

鴉片戰(zhàn)爭期間英國人的軍紀問題

中外學者關于本書的書評

參考書目評注

索引

出版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