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信仰是光?？僧斝叛霰旧肀挥米鲏浩鹊墓ぞ?，那些逃離黑暗的人，便只能去尋找新的光。

　　最近，一則消息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甚廣：伊朗已有約100萬穆斯林轉而改信基督教。這不是小道消息第一次出現，卻在全球輿論中掀起了新的波瀾。很多人質疑數據的準確性，也有人懷疑其背后的政治動機。但就算這個數字打個五折、再除以二，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伊朗這個什葉派神權國家，似乎正在悄悄地裂開一道縫。

　　外媒報道截圖

　　這個數字，放在伊朗8600萬人口的大盤里，似乎還談不上驚天動地；但別忘了，這不是換個夜宵口味的問題，是在一個以伊斯蘭為國本、背棄宗教可能換來牢獄乃至絞刑的國度里，人們冒著生命危險，改信一個“非法宗教”。

　　很多人沒意識到，這不僅是一次集體靈魂的背叛，更是一次制度性幻滅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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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解這件事，先得搞明白伊朗是什么國家。很多媒體喜歡說它是“神權國家”，但這說法太文藝。準確說，伊朗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宗教機器，也可以反過來說，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政治機器。

　　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霍梅尼用一套什葉派神權邏輯接管國家機器后，伊朗就不是靠法律治理國家，而是靠教義維護秩序。換句話說，伊朗的社會合法性基礎，不是“人民的授權”，而是“真主的授權”，是神學架構下的“代主行權”。

　　而在這樣的系統(tǒng)里，個人自由只是一個笑話，哪怕你在家里聽個福音廣播、偷偷看一本《圣經》，都可能被鄰居舉報，然后被秘密警察請去“喝茶”。

　　你可以和政府吵架，最多進個監(jiān)獄；但你要是和真主吵架，那就是褻瀆與“叛教”罪——在伊朗，這不是隱喻，是刑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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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悄悄改信基督教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別被字面意義騙了，這不是“換個信仰”這么簡單。放在伊朗語境下，這種轉變本質上是一種反制度行為，是一種對整個國家架構的“用腳投票”。

　　伊朗政府早就意識到這個趨勢，甚至公開把“地下教會”列為“西方滲透工具”。換句話說，這些穆斯林轉向基督教，在伊朗政權眼中，不僅是異教徒，更是潛在的“顏色革命儲備軍”。

　　而很多轉信者，尤其是年輕人，確實就是在用改宗這個動作，表達一種精神上的逃離：我不相信你這套神權系統(tǒng)了，也不相信你嘴里那個真主了。

　　這跟20世紀中國農村那些“天主教走私戶”可不是一個量級，這是整個體系信任的塌陷。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以伊斯蘭為傲、曾經號稱要“輸出革命”的國家，怎么淪落到要靠監(jiān)控來防止自己人民叛教的地步？

　　答案不復雜：現實太殘酷，信仰崩了。

　　伊朗人是被現實推著走向“叛教”的。

　　過去十年，伊朗經濟幾乎處于斷崖式崩潰狀態(tài)。長期被美國制裁、通脹率高達40%、貨幣屢次貶值、大學畢業(yè)生失業(yè)率飆升到30%以上。

　　年輕人發(fā)現，政府一邊高喊“真主至上”，一邊自己子女在國外留學開跑車；一邊讓老百姓勒緊褲腰帶做“烈士”，一邊軍隊高層在迪拜買豪宅、在伊拉克撈油錢。

　　你說他們?yōu)槭裁床恍帕耍?/p>

　　再加上伊朗的“道德警察”天天在街頭查頭巾、抄家翻手機，誰還信你那套真主體系是慈悲的？他們看到的，是制度對身體的暴力，是信仰對靈魂的綁架。

　　而這時候，一個講“愛人如己”、講“上帝與你同在”的宗教出現在地下廣播和油管視頻里——對很多人而言，不是傳教，而是贖罪券，是逃難的精神通道。即便它依舊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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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可能會問，為什么這些人不轉向巴哈伊、拜火教或者更“溫和”的伊斯蘭教派？為啥偏偏是基督教？

　　這事其實很好理解：基督教是打擊面最大的“敵宗”，也是為數不多能出口“現代性”的宗教文化。

　　尤其是以美式福音派為代表的基督教，主打“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系”，不需要阿訇、不需要朝拜、不需要清真寺、沒那么多繁文縟節(jié)，還特別強調“個人選擇權”。

　　用一句話說，就是：你只要相信耶穌，其他一切我都包了。

　　而這種簡單直接、情緒強烈、符號鮮明的傳教方式，極其適合伊朗這種長期被教義壓迫的社會心理生態(tài)。

　　再加上基督教“寬恕”“愛”“自由”等價值觀，剛好與伊朗長期的“規(guī)訓”“懲罰”“命令”構成對照——基督教不只是宗教，更是西方社會結構的象征。

　　伊朗年輕人不是在擁抱耶穌，而是在擁抱一種逃離現有制度的可能性。

　　從教義上講，伊斯蘭教中“叛教”（apostasy）是極重的罪行。很多伊朗人改信基督教，是偷偷摸摸地進行的，有的甚至不敢告訴最親密的家人。

　　他們去參加“家庭教會”，在出租屋里關燈聚會，用VPN聽講道，用化名進微信群。

　　沒有口號，沒有槍聲，卻是一場真真切切的信仰革命。不是轟轟烈烈，但足以令整個體制感到惶恐。

　　因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最怕的，不是外部戰(zhàn)爭，不是核談判破裂，而是信仰基礎的悄然瓦解。

　　信仰不再是統(tǒng)治合法性的來源，而成為了統(tǒng)治合法性的對立面——這才是伊朗當局真正恐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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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的問題不是孤例。所有用“神圣不可侵犯”來掩蓋社會不公、經濟崩潰、制度僵化的體制，終將面臨同一個結局：人們會用精神的出走，替代身體的革命。

　　也許那100萬基督徒并不能馬上撼動政權，但他們已經把那個龐大體制的根基挖出了一道裂縫。而這種裂縫，只要出現一次，就注定不會消失，只會不斷擴大。

　　因為一個人一旦體驗過自由，就不再愿意回到枷鎖里。

　　伊朗的這100萬人，只是走在前面的一批。接下來，也許是200萬、500萬、或者更多。不是他們改變了信仰，而是他們厭倦了假信仰。

　　當然，100萬這個數字，不一定是真實的，也許是10萬，也許是50萬。但它傳遞的信號很清晰：一個國家，當信仰被變成政治權力的工具，當神職人員變成了審查者、監(jiān)管者、壓迫者，人們終將離開你。

　　你可以把教堂封了，但你封不住人心的叛逃；你可以控訴西方的“文化滲透”，但你擋不住年輕人向往“呼吸自由”的權利。

　　他們不是基督的戰(zhàn)士，也不是西方的代理人。他們只是普通人，在現實的泥沼中，向光的方向掙扎。他們之所以改信基督，是因為基督代表了一個念頭：

　　“我不想再被命運安排，我要自己選擇。”

　　這，才是真正讓神權害怕的東西。

　　作者：沒門，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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