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萬歷援朝之役時，沈惟敬是個繞不開的焦點人物。一個平頭百姓為何能斡旋于中日兩國之間，又為何能左右戰(zhàn)局甚至大肆忽悠兩國朝廷和君主呢？

首先，明廷雖然在審判沈惟敬時，將他稱為違規(guī)潛入京師居住的“市井無賴”。但真實的沈惟敬，出身和經(jīng)歷并不一般。

沈坤居湖之西麓，家頗饒 … 嘉靖間，以門戶充役集收銀米。遇歲饑，死者相枕，坤悉散家貲并所收銀米以療饑民，官督之，茫無以應(yīng)，甘罪獄中 … 倭戰(zhàn)王江涇，我軍失利，胡亦被圍，坤子惟敬甫弱冠，單騎突圍中，挾胡而出，胡益愛重坤。授職千總，部兵三千，父子設(shè)計，偽裝犒軍官，滿載藥酒，手執(zhí)公文，經(jīng)倭營而過，度倭追我將近，父子棄舟度水走。倭得酒，喜甚，爭飲，而死者無算。

根據(jù)天啟朝《平湖縣志》的記載，沈惟敬家原本頗為殷實，后為救助饑民不僅家道中衰，其父還因未完成收稅的差役而入獄。隨后為贖罪沈惟敬不僅隨父（沈坤）從征抗倭，還在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的“王江涇之戰(zhàn)”中救過直浙總督胡宗憲的命。這既是恩情，也算是獲取了一點官場人脈。

嘉靖三十六年前后沈惟敬北上京師闖蕩，只是三十多年也沒能混出大名堂，長期與一幫方士廝混在一起。不過在此期間，他結(jié)識了喜好丹術(shù)的袁某。雖然此人沒啥本事和成就，但他的女兒是后來兵部尚書石星的寵妾。

萬歷二十年援朝之役爆發(fā)后，明廷在籌備兵馬錢糧時，突然意識一大尷尬。由于四夷館的荒頹，翻遍朝廷居然找不出一個會日語、了解日本情況的人。沒辦法的兵部尚書石星，只好對外特招人才。

就這樣經(jīng)人介紹，自稱懂日語和倭情的沈惟敬就被石星授游擊銜（三品）并安排進經(jīng)略衙門，“石星訪求通曉倭情人員，惟敬自稱頗知倭情。石尚書準授游擊職銜，前赴經(jīng)略（宋應(yīng)昌）衙門聽用”。

注：沈惟敬懂日語以及了解倭情的原因，目前有兩種說法。其一，他早年隨其父參與對日貿(mào)易的過程中自己學習、了解；其二，其仆人沈嘉旺被倭寇俘至日本十幾年，逃回明朝后向沈惟敬講述了在日見聞以及教授日語。

由于日本侵朝之初，明廷正在全力鎮(zhèn)壓“哱拜之亂”，所以對于援朝之役采取的是“戰(zhàn)和并舉”。一邊積極備戰(zhàn)，一邊與日方接觸并嘗試和談避戰(zhàn)。其后隨著朝廷不堪糧餉重負以及碧蹄館之戰(zhàn)的失利，議和更是成為了主流聲音（主要是神宗也傾向議和）。

原本名不見經(jīng)傳的沈惟敬，憑借懂日語的優(yōu)勢，自然也就成為與兩國溝通談判的重要人物。換句話說，并不是沈惟敬忽悠明廷議和，他只是在執(zhí)行明廷的議和命令。

那么沈惟敬有沒有在議和過程中，為個人私利而大肆忽悠兩國朝廷呢？先來看看法司給沈惟敬判定的罪名（來源于《刑部奏議·沈惟敬招由疏》）：

1. 謊報軍情（稱豐臣秀吉處死主戰(zhàn)派加藤清正以及日軍撤回日本）從而讓明廷誤判局勢

2. 在倭情已變（指日本準備增兵再戰(zhàn)）時，阻止使臣返回傳遞情報致大明錯失先機

3. 私帶冠服以及名貴禮品贈送豐臣秀吉以及日方高級官員，甚至向日方透露大明軍情（私送地圖、武經(jīng)七書等）

4. 私送戰(zhàn)馬、騾共三百匹

5. 娶阿合馬之女為妻，欲長居日本（意指叛明）

6. 接受豐臣秀吉禮物并為日本說好話（聲稱日本只是和朝鮮有爭端，無犯明之意）

前兩條有甩鍋的嫌疑。

明廷前線軍情的來源，沈惟敬這條線不僅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渠道。即便前線將官把情報業(yè)務(wù)全推給沈惟敬，急于把日軍趕出半島的朝鮮王庭也不會替日本編排假情報呀。所以沈惟敬在這方面忽悠明廷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除非朝廷無條件地信任他。

而整個援朝之役明廷最失敗的地方在于，還未完全了解日方意圖以及達成和議就主動撤軍了。這不僅放棄了之前建立的戰(zhàn)略優(yōu)勢，也導致第二輪交戰(zhàn)更耗時、也更耗兵馬錢糧。

這鍋肯定不能讓急于止戰(zhàn)省錢的神宗和明廷來背，那么扣給前線議和的沈惟敬就非常合適了。

第三條和第四條則刻意夸大了沈惟敬的能力。

沈惟敬從始至終的職銜都不過是軍職“游擊”，他憑啥未獲朝廷授權(quán)就行“僭越”之事，私授敵國君主冠服（翼善冠、斗牛服）？就算他愿意不顧個人安危也要給豐臣秀吉謀好處，那么采辦冠服、名貴禮品、馬匹的錢從哪里來，自己掏腰包么？要知道沈惟敬就是因為家業(yè)衰敗才北上京師討生活的。

所以這些冠服、禮物如果屬實，更有可能的解釋是明廷（至少是中樞大員）默許了這種贈送。議和達成，算明廷賞賜；議和失敗，則甩鍋給沈惟敬賣國。

除此之外，明廷的判罰也推翻當下對沈惟敬議和的一個錯誤觀點，即沈惟敬沒有在議和，尤其是和約條款上兩頭忽悠。

實際上日方最初提出的議和條款共七條：和親（迎娶大明公主）、恢復封貢以及勘合貿(mào)易、兩國武官永誓盟好、朝鮮割讓四道于日本、朝鮮王子入質(zhì)、日方釋放俘虜?shù)某r官員及王室人員、朝鮮官員宣誓不背叛日本。

但談判不是一方說啥就是啥，必然會有討價還價以及妥協(xié)讓步。所以日本提出的七條不是底線，而是上限。

沈惟敬在和日方的小西行長商議后，上報給明廷的日方條件變成了以下三條，日本向大明稱臣、恢復封貢和勘合貿(mào)易、日本撤回駐扎在釜山的軍隊。

乍一看差異巨大，好像沈惟敬和小西行長在合伙欺騙各自的君主。但邏輯上一點也不通，不說兩國朝廷不是吃干飯的，神宗和豐城秀吉也不是讓人隨意忽悠的傻子。和約最終是要落實的，到時候怎么忽悠？兩人拼上全家性命也要過一把欺君的癮么？

嘉靖二年的“爭貢之役”，促使明廷廢止了明、日之間的勘核貿(mào)易，其后更是重拾已經(jīng)松動的海禁，至此明、日之間的官民貿(mào)易均被截斷。至隆慶朝推行新政，在放寬海禁并開放月港的同時，明廷仍嚴禁對日貿(mào)易。

對于日本七十年貿(mào)易制裁的損失自不必說，與此同時明廷也有自己的貿(mào)易問題。

張居正改革后，白銀成為明朝的主流貨幣，但明朝不是產(chǎn)銀國，白銀主要依靠對外貿(mào)易來獲取。隨著西班牙的衰退，其南美殖民地向東南亞輸送的白銀也日趨減少，簡而言之大明面臨了銀荒。

巧的是這一時期日本開發(fā)出了遠東最大的銀礦 – 石見銀山。一個愁白銀花不出去，一個愁沒有白銀輸入。所以恢復貿(mào)易對于明、日兩國來說是各取所需。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兩國的主和派才會通力配合。

這也是日方議和條款變化巨大的根本原因 -- 日方停戰(zhàn)的真實底線是恢復貿(mào)易。只是日方的底線不是明神宗的底線，他只同意撤軍和冊封，不同意封貢、更不允許開放貿(mào)易。換句話說，神宗希望日本退回原狀。

至此雙方議和徹底失敗，唯有重新開戰(zhàn)。至于沈惟敬這個失去作用的工具人，不說議和失敗本身就是罪，他也該發(fā)揮最后的余熱了 – 背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