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這個神奇的國家，一會兒是市場里光天化日之下動槍，一會兒是官員和毒梟扯上關(guān)系，連總統(tǒng)都自身難保。

這哪像個正常國家該有的樣子？

但你們知道最讓人想不通的是什么嗎？

這個國家其實要資源有資源，要位置有位置，怎么就活生生把日子過成了這樣？

要理解墨西哥的亂，咱們得先從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入手：是什么讓這么多年輕人甘愿“墮落”？

答案不在道德，而在賬本里。

過去這四五十年，墨西哥經(jīng)濟表面上風風光光——對外開放了，外資也進來了。

可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底層青年，真實的機會卻越來越少。

我給你們算筆賬：在墨西哥，一個15到29歲的年輕人，如果按官方最低工資去打工，一個月掙不了幾個錢。

可要是跟著毒販干，收入能翻十倍！全國有1100萬青年處于“三無”狀態(tài)——沒工作、沒教育、沒社會安置，其中七成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對他們來說，這哪里是選擇？分明是被逼上梁山。

更讓人心寒的是農(nóng)村的變化。

1986年墨西哥加入關(guān)貿(mào)總協(xié)定后，美國補貼的玉米像洪水一樣涌進來，價格跌了一半還多。農(nóng)民們辛辛苦苦種地，反而越種越窮，八年里230萬農(nóng)民不得不放棄土地，涌向城市邊緣。

可就在合法農(nóng)業(yè)凋敝的同時，毒品原料卻在漲價——鴉片從每公斤200美元漲到800美元，大麻從30美元漲到120美元。

格雷羅山區(qū)的農(nóng)民不是選擇犯罪，而是被市場淘汰后，只剩下這一種“崗位”了。

說到格雷羅，就不得不提墨西哥另一個頑疾——南北差距。

北邊靠近美國的地方，工廠林立，人均GDP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0%，一派繁榮景象。可南部的土著州呢？人均收入只有全國一半，基礎(chǔ)設施落后得像隔了四十年。

更氣人的是財政分配——最窮的州每人每年只能分到1100比索，最富的州反而能拿到2300比索。這就好比家里分飯，最能干的孩子分得最多，最弱小的反而分得最少。

私人資本家精得很，誰也不愿意往窮地方投資。格雷羅每千人擁有的銀行網(wǎng)點還不到全國平均的十分之一！這片“經(jīng)濟真空”地帶，毒販集團自然就乘虛而入了。

那么，毒販為什么能如此猖獗？這就不得不說到墨西哥另一個痛處——腐敗。

上世紀80年代石油危機后，聯(lián)邦財政縮水，地方官員開始把手中的權(quán)力“外包”換錢。最早是走私商人，后來就輪到了毒販。

1985年，米卻肯州爆出驚天丑聞——州長以每個貨柜2萬美元的價格，把海關(guān)緝毒檢查權(quán)整體“出租”給了當?shù)卮舐榧瘓F！

警察和毒販在同一份合同上簽字，毒販付了這筆“年費”，接下來一年他們的貨柜就能自由通行。

這套“外包式腐敗”很快被各州復制，成了墨西哥治理的潛規(guī)則。

1990年代開放多黨競爭后，情況更糟了。

毒梟集團學精了——與其事后賄賂，不如直接資助“自己人”參選。

2006年聯(lián)邦選舉中，有個黨派的候選人在邊境六州的花費超出法定上限3.4倍，卻無人被追責，因為這些黑錢大部分是毒販以企業(yè)捐贈形式注入的。

候選人一旦當選，就得按“投資協(xié)議”任命毒販指定的人擔任警察局長、交通局長，甚至法院院長。這哪是選舉？分明是毒梟在選“承包商”。

最讓人絕望的，是司法系統(tǒng)的淪陷。

墨西哥不是沒有法律，而是把法律做成了“按年訂閱”的套餐服務。2000至2022年間，涉及毒梟的引渡案有1847件，最終定罪的只有31件，定罪率低得可憐。

秘訣在于“程序性腐敗”——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甚至翻譯，都能在關(guān)鍵節(jié)點出售“拖延服務”。一次引渡聽證能拖五年，每延長一次審限，毒販律師團就要向法院支付5至15萬美元。

當整個司法系統(tǒng)從根子上爛掉時，老百姓還能相信什么？

說了這么多現(xiàn)狀，咱們還得往根子上找找原因。墨西哥今天的亂局，其實五百年前就埋下了種子。

1519年，600名西班牙士兵踏上墨西哥灣沿岸。他們帶來的不光是火槍與戰(zhàn)馬，更帶來了一套以掠奪為目的的統(tǒng)治制度——“分封制”。

殖民者把土地和土著居民像禮物一樣分給有功之臣。表面上這是勞動制度，實際上是合法化的奴役。土著人被迫開采銀礦、種植甘蔗，而財富則源源不斷運往西班牙。16世紀中葉，墨西哥貢獻了全球近一半的白銀產(chǎn)量，當?shù)赝林丝趨s因勞役、瘟疫和屠殺銳減九成以上。

這種拿人命換白銀的模式，奠定了墨西哥經(jīng)濟資源外流、苦難內(nèi)卷的初始結(jié)構(gòu)。

更深遠的影響在政治文化上。殖民政府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機器，而是以國王為頂端、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的私人統(tǒng)治網(wǎng)絡。總督、都督均由王室任命，只對遙遠的馬德里負責。

這種自上而下、不受監(jiān)督的權(quán)力催生了極端的腐敗。官員把職位當作發(fā)財工具，公開賣官鬻爵，連司法判決都標上價碼。當法律淪為商品，暴力便成為唯一的仲裁方式。

19世紀初墨西哥獨立了，但問題沒那么簡單。西班牙人走了，留下的那套治理邏輯卻被完整繼承。

新的共和國憲法照搬歐美模式，基層卻依舊沿用殖民時期的“卡西克體系”。地方強人憑借私人武裝控制選區(qū)、稅收與司法。選舉成了幾個家族之間的輪流坐莊，法律成了強人意志的遮羞布。

整個19世紀，墨西哥經(jīng)歷了七十多次政變，平均每年換一次政府。殖民遺產(chǎn)中“權(quán)力私有化”的基因，始終沒有被清除。

殖民者離開已200年，但他們的影子從未消散。分封制變成了毒梟的地盤割據(jù)，總督的腐敗變成了州長的保護費。

當暴力與掠奪成為國家的統(tǒng)治邏輯，每一次改革都只是換一批人操作同一套程序。而那些自始至終被視為可拋棄的群體，自然會用暴力讓國家聽見他們的存在。

一個地方的歷史包袱太重，制度建設跟不上，經(jīng)濟發(fā)展又不平衡，會給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帶來多么深重的苦難。

咱們能生活在和平穩(wěn)定的環(huán)境里，真是莫大的福氣。要知道，這世上還有很多地方的人，每天醒來第一件事不是想著怎么過得更好，而是怎么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