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到北洋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軍閥混戰(zhàn)、貪污腐敗、民不聊生，好像這一段歷史一無是處。教科書和不少通俗作品里，也往往只把它當作“舊中國黑暗統(tǒng)治”的代表來批判。

但如果把目光稍微放長一點，會發(fā)現事情沒有這么簡單。北洋時期當然問題重重，可在捍衛(wèi)國家主權、沖破不平等條約這個大問題上，它并非什么都沒做，相反，還留下了幾筆分量很重的“硬賬”，值得今天的人冷靜看看。

一方面，那是一個政治格局支離破碎的年代，軍閥各據一方，財政捉襟見肘，政府更迭頻繁；另一方面，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和部分掌權者，在列強縫隙里不斷周旋，借著世界格局的變化，為中國爭回了一些來之不易的權利。很多后來被簡單一句“弱國無外交”抹掉的努力，其實就發(fā)生在這一時期。

下面從幾件大事，來看看這個常被罵作“賣國政府”的政權，曾經怎樣在主權問題上“硬”過一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歐洲爆發(fā)時，北京的北洋政府剛成立不久。起初，中國保持中立，緊盯戰(zhàn)局發(fā)展。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1917年——美國參戰(zhàn)，戰(zhàn)爭全面升級，協(xié)約國希望中國也站到自己一邊。

這一年，北洋政府內部經過反復權衡，意識到這是一個罕見的“翻案窗口”：德國和奧匈帝國在中國擁有的租界、駐軍、特權，幾乎都是晚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如果趁著大戰(zhàn)，把和這兩國有關的舊約一口氣廢掉，再順勢收回在華權益，中國就能第一次在國際舞臺上，主動動手“剪掉”一部分不平等條約。

1917年3月，中國先與德國斷交，隨后與德國、奧匈帝國先后宣戰(zhàn)。政令一下，下列動作緊跟著展開：漢口、天津等地的德、奧租界被中國軍警接管，大門口的黑白紅旗和雙頭鷹旗降了下去，換成五色旗飄揚在租界上空；秦皇島、塘沽、上海一帶的德軍營地被清點、收繳；對德、奧的庚子賠款也宣布停止支付。

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政府第一次利用戰(zhàn)爭形勢，單方面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的效力。按學者的說法，是中國“第一次突破不平等條約防線”。

戰(zhàn)后，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本有資格重訂條約，但列強卻玩起“換手”的把戲，企圖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轉讓給日本，引發(fā)了五四運動。面對國內洶洶民意，北京政府代表團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使得有關中國的一系列條款長期擱置。

事后，北洋政府并沒有就此罷手，而是借著戰(zhàn)敗國地位的變化，與德國、奧地利重新談判。

1921年簽訂的《中德協(xié)約》，取消了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是近代中國與列強締結的第一份完全平等的新約，不但沒有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等苛刻條款，中國反而從德國獲得了相當數量的戰(zhàn)爭賠款。

同一時期，北京政府又通過華盛頓會議外交等渠道，推動解決山東問題，最終在協(xié)定中確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再轉讓日本，而由中國收回。隨后青島主權歸還中國，日本僅保留極少數經濟特權，這在當時被普遍視為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

在此基礎上，北洋政府又接連宣布廢除部分對比利時、西班牙等國的不平等條約，和玻利維亞、波蘭、希臘等國簽署平等條約，為后來全面廢約和關稅自主，打下了一個法律和實踐上的基礎。

從“天天被迫賠款”到“第一次向別人要賠款”，從“等人上門來簽約”到“主動宣布舊約無效”，這一步跨得并不容易。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在沙俄慫恿下打出“自治”旗號，建立所謂“博克多汗國”。表面上仍承認中國宗主權，實際上沙俄軍隊進駐，外蒙政務也基本受彼得堡擺布。

北洋政府并不是不知道危險，只是內亂不斷、國力不足，一直難以抽身。直到一戰(zhàn)后期和十月革命爆發(fā)，沙俄顧此失彼，在外蒙的力量明顯削弱，北京才意識到機會來了。

1919年，段祺瑞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統(tǒng)一指揮西北邊防軍。10月，徐樹錚率約一萬余人出兵外蒙，一路向庫倫（今烏蘭巴托）進發(fā)。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軍隊，外蒙貴族與白俄殘部很快潰散。

隨后，徐樹錚代表中央政府，與外蒙方面達成協(xié)議，宣布廢除此前沙俄強加的“自治”安排，外蒙古明確為中國的一部分，駐蒙俄軍撤離，中國恢復駐軍和行政權力。這是辛亥以后，中國中央政權第一次在邊疆地區(qū)用武力糾正列強既成事實。

此舉在當時輿論中反響很大，許多人把它視為“北洋政府難得一見的硬仗”。當然，由于隨后直皖戰(zhàn)爭爆發(fā)，徐樹錚被調回參戰(zhàn)并遭清算，外蒙形勢再起波折，最終沒有鞏固住成果，這是后話。但在“要不要去”“敢不敢去”這個問題上，北京政府當年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態(tài)度：哪怕政局再亂，邊疆主權也不能輕易拱手讓人。

和外蒙問題一樣復雜的，還有西藏。

清末到民國初年，英國多次從印度方向向西藏滲透，1904年派軍隊打到拉薩，迫使地方當局簽訂不平等條約，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控制。

面對英方百般施壓，出席會議的北洋政府代表陳貽范在草案上被迫草簽，但他會后立即上報北京，說明簽字是在脅迫下所為，并建議中央絕不能正式承認。

也正因為這一立場堅定，所謂“西姆拉條約”和“麥克馬洪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始終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承認，成為日后中印邊界爭議中中方一再強調的歷史依據：西藏地方政府無權代表中國締結邊界條約。維基百科

換句話說，如果當年北京政府在壓力下簽了字，今天的西南邊疆局勢，很可能會比現實更加被動。

提到北洋，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接受日本二十一條”。1915年，日本趁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核心內容是進一步控制山東、南滿、東蒙等地，并在政治、軍事、財政等方面插手中國內政。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份屈辱條約簽訂不久，北洋政府內部就出現了一條清晰思路：把“民四條約”視為袁氏個人在脅迫下的行為，盡最大可能在法律和外交層面削弱乃至推翻其效力。

袁世凱去世后，北京歷屆內閣都拒絕讓“民四條約”送交國會批準，使其一直停留在“未經正式生效”的狀態(tài)。等到一戰(zhàn)結束，中國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上多次聲明，不承認戰(zhàn)時在脅迫下與日本簽訂的一切不平等協(xié)定。

1923年，北京政府在國內輿論支持下，正式向日方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的要求，并從法理上列舉其無效理由：一是簽訂過程與國際法不符，屬強迫條約；二是未按憲政程序提交國會通過；三是條約內容嚴重損害中國主權。此后，中日之間事實上也再未嚴格執(zhí)行這些條款。

除了以上幾件大事外，北洋政府在收回租界、爭取關稅自主方面，也邁出了一些關鍵步子。

在五卅運動引發(fā)全國反帝浪潮后，北京方面曾多次利用民意壓力，與英國等國交涉，要求歸還部分租界。在廈門、鎮(zhèn)江等地，隨著局勢發(fā)展，中國當局實際接管了英租界的治權，后來南京政府又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法律手續(xù)，把這些地方正式納入中國行政管轄。

在關稅問題上，北洋政府不止一次提出“關稅自主”的訴求。1925年北京召開關稅特別會議，雖然沒有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卻第一次在多邊場合系統(tǒng)提出中國關稅自主原則，為后來南京政府通過一系列新約，徹底收回關稅權奠定了基礎。

今天回頭看，這些努力往往被簡單一句“北洋無能”淹沒了。但從事實出發(fā)，它們確實在一點點蠶食晚清留下的不平等體系：有的通過戰(zhàn)爭結算，有的靠會場上據理力爭，有的則借助輿論力量做后盾。

北洋政府的歷史當然不能美化。軍閥混戰(zhàn)、貪腐橫行、民生困頓，這些都是實情。但是，在“國家主權”這個硬指標上，它并不是完全躺平任打，相反，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做過幾次相當有骨氣、也有成效的嘗試。

可以說，北洋時期外交上的這些“突破”，既是在給清朝時代的屈辱條約擦屁股，也在為后來南京政府乃至新中國的全面廢約、維護主權，打下了某種制度和輿論基礎。

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把這一段經歷看得更細一點，我們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中國近代從“被動挨打”到“逐步站起來”的長路，也能看到：哪怕在最黑暗混亂的年代，總有人在盡自己的力，為這個國家向前挪動哪怕半步。

本期內容到這里就要結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感謝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