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家文物局）

轉自：國家文物局

由國家文物局、人民網主辦，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網文娛共同承辦的《中國考古大講堂》第五季“尋根·探源”系列講座正式推出。本季講座聚焦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選取十個代表性遺址，以翔實的考古發(fā)掘材料，豐富的綜合研究成果，溯文明之源，探華夏之根。本期邀請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統(tǒng)項目考古領隊、研究員王寧遠主講《何以良渚：5000年文明的實證》。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本次講座將從“何謂良渚”“何以良渚”“匠人營國”“城郭宛然”“澤潤萬民”五個方面對良渚文化進行闡述。

何謂良渚——基本概念與認知

中國的遺址數量豐富，全國三普數據顯示，各類墓葬、遺址總數約33萬處。其中，良渚遺址、二里頭遺址、殷墟遺址三處因其在中華文明發(fā)展中屬于節(jié)點性遺址而備受關注。良渚遺址以其種類齊全、規(guī)模宏大的遺址類型，數量眾多、材質精美的文物，逐漸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方式和途徑等重大學術問題的認識，它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從距今5800至3500年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兩個時代。古國時代可進一步細分為三個階段，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為古國時代第二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之一。

首先要厘清幾個概念：良渚文化遺址是考古學概念，指距今5300至4300年長江下游地區(qū)種水稻、用黑陶和玉器的稻作農業(yè)文明，因首個遺址點在良渚鎮(zhèn)命名，涵蓋長三角；良渚遺址指浙江余杭區(qū)良渚鎮(zhèn)的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一部分；良渚遺址群指該地300多個遺址點構成的整體；良渚古城是2007年在遺址群內發(fā)現的核心城市；良渚文明是對其社會發(fā)展程度的評價，現已實證，良渚已進入了國家文明的狀態(tài)。

何以良渚——江南模式及成因

良渚文化的形成原因與江南模式及其成因密切相關。江南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槳聲欸乃、飯稻羹魚”代表了一種最美好的農業(yè)社會景觀。

通常人們認為江南富足美麗是因為地理環(huán)境優(yōu)越，但自然地理表明，長三角是中國環(huán)境最脆弱的地區(qū)之一。這里位于山地、平原和海的交界處，太湖平原海拔很低，海平面波動易引發(fā)洪災，至今仍多洪澇。然而，它卻發(fā)展成為中國最富足、最發(fā)達的社會標桿，這直接與良渚人處理人地關系的方式相關。

良渚文化的出現與5500年前的一次全球氣候事件密切相關。由于氣候突然變冷，導致原有采集狩獵經濟無法維持人口生計，迫使人們轉向稻作農業(yè)。水稻雖在一萬年前開始馴化，但此前一直是輔助食物，因為種植投入勞動是采集狩獵的數倍，非常辛苦。5500年后，氣候變化導致原有模式難以為繼，人們被迫以稻作為主。良渚人從周邊山間谷地大規(guī)模向平原遷移，開發(fā)平原，稻作成為主要生業(yè)，良渚文化由此建立在發(fā)達稻作基礎上。

良渚人以背井離鄉(xiāng)式移民整個向太湖平原遷移，類似情況見于江蘇、安徽，原地人口消失，長三角人口暴增。到5300年左右，人群到達河流下游、太湖平原邊緣時，出現顯著特征：所有男性墓均隨葬石犁和鐮刀，表明他們已成為職業(yè)農民，死后也帶勞動工具，此前無此現象。職業(yè)農民因這次人口移動和生業(yè)轉化而出現。

從采集狩獵向稻作農業(yè)的轉化是良渚文化出現的前提。但平原種水稻面臨問題——河網密布易種稻，但海拔低，季風氣候下易遭水患。良渚人解決方案是堆墩。在平原開辟稻田的中心位置挖土堆墩，制造人工高地居住，避水淹且離田近，形成南方密集散布的小聚落模式。這種模式延續(xù)至今，太湖平原地區(qū)現代村子下基本是良渚人的堆墩。表明5000年來江南水網平原的居住和生產模式未變，良渚人奠定了江南模式。

隨著人群從周邊高地向平原大規(guī)模移動，原本較落后的良渚遺址在約5100年突然出現古城跡象，這可能并非土著居民自然發(fā)展的結果，而與西邊（如凌家灘文化）或北邊（如北陰陽營文化）先進人群的移動有關。

匠人營國——都邑選址與規(guī)劃

良渚遺址位于長江三角洲太湖平原，是中國傳統(tǒng)江南核心區(qū)。但良渚古城不在區(qū)域中心（蘇州），而選在最南邊與山地交界的邊緣位置，原因涉及資源、交通和觀念。

良渚的都城靠山地區(qū)可利用山上和平地資源，且交通便利。大都市中許多人不從事勞動，糧食需從沼澤平原通過船運方式輸送。良渚遺址以東的太湖平原是稻米重要產地，但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所需石料僅西部山區(qū)可尋。

此外，由于不同來源、不同傳統(tǒng)的人群匯聚平原，初期必然會出現叢林法則。崧澤晚期階段，文化傳統(tǒng)雜亂，墓葬無規(guī)矩，社會內耗嚴重。為提升社會發(fā)展效率，精英分子可能推動制定規(guī)矩和制度，借宗教軀殼建立社會禮制，創(chuàng)造了以神人獸面像為體現的一神教，形成長三角共同信仰，物化形式是將神像刻于玉器上。而玉礦作為控制思想和禮制的戰(zhàn)略物資，僅存在于山區(qū)。研究表明，良渚地區(qū)僅西北與江蘇、安徽交界處有透閃石玉礦線索，天目山區(qū)有蛇紋石，因此，都城需靠近玉礦。此外，建都所需木材、石材也來自山區(qū)，故選址山地平原過渡區(qū)建造都城。

除了資源角度，良渚古城選址還體現了“居中”的概念。它未建在小山上，而是建于小山間的平地，三面環(huán)山、東臨平原，與各山距離均為3公里，雖需耗費大量人工在平地建城，但體現了居中理念。

古城選址資源豐富、交通便利，但常受季節(jié)性降水不均所引發(fā)的水患困擾。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良渚人在周邊山谷修建龐大水利系統(tǒng)：雨季通過多級水壩蓄水防洪，旱季放水抗旱，趨利避害。該系統(tǒng)設計充分顯示出良渚人的智慧。

城郭宛然——古城功能與設計

良渚城市結構經過設計，體現“城鄉(xiāng)分野”。內城3平方公里，加外郭城共6.3平方公里，內設八座水門，形成井字干河將城市分割為九塊：中心為宮殿區(qū)，周邊為作坊區(qū)。從宮殿區(qū)到內城、外郭，呈現三重向心結構，高度上宮殿區(qū)最高，次為內城墻、外城墻，呈階梯狀。遺址北邊和西邊是水利系統(tǒng)，東邊平原分布300個遺址，整體構成良渚古城及郊區(qū)聚落的框架。

宮殿區(qū)莫角山是史前中國最大單體土建筑，面積約30萬平方米，上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烏龜山三臺，可能為宮殿或神殿。復原顯示，古城為巨大長方形土臺，堆高14米，土方量相當于胡夫金字塔石方量，上有雕梁畫棟的宮殿。東側河道曾出土長達17～18米、直徑0.6～1米的巨木，帶有牛鼻穿（用于水路拖運），印證水利系統(tǒng)除防洪抗旱外，還為城市建設提供了物資運輸通道，至關重要。

此外，著名的良渚玉器、王陵和貴族墓均位于城內。同位素和DNA分析證實，城內居民除了本地人外，甚至可能有來自中原、山東、江西等多地的個體。物資同樣從四面八方匯集，豬的鍶同位素顯示來自于嘉興，DNA檢測顯示稻谷至少來自6個不同產地，證明城內完全不產糧，依賴各地進貢。城內還有大型倉儲遺跡。

良渚古城遺址整體范圍達100平方公里，它的完備結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數百年建設。水利系統(tǒng)、宮殿和王陵建于5000年前，內城墻建于約4800年前，外郭建造時間更晚。城市規(guī)劃與建設是百年大計，其規(guī)劃視野宏大、建造技術科學，令人嘆為觀止。

澤潤萬民——水利興國與發(fā)展

近年來，通過遙感、GIS等技術和勘探結合，揭示了良渚遺址系統(tǒng)完整面貌。高精度地形掃描顯示，眾多壩體與多條南北向“長壟”，將水利系統(tǒng)分為復雜層級。

良渚并非水利最初起源，而是5000年前經驗的集成，中國是水利大國，其他地方如屈家?guī)X遺址、石家河遺址也有早期水利遺跡，但山塘坡塘類遺跡發(fā)現少，需加強研究以提升水利考古與文明起源認知。

良渚水利影響深遠。從古國文明時期的山塘水庫，后發(fā)展出運河、塘浦圩田及海塘等大型工程，治水能力漸強，體現長江流域文明以水利發(fā)展為主旋律。

5500年前進入江南開發(fā)模式后，先民從山麓逐步開發(fā)平原，創(chuàng)造出山塘水庫、運河、海塘、圩田等大型水利系統(tǒng)，貫穿古國、王國及帝國時代，展現了江南人民的創(chuàng)新智慧、勤勞勇敢，與自然和諧相處又敢為人先的精神，開創(chuàng)了美好的江南，延續(xù)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