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思想史上，孔子誅殺少正卯的事件或許存在爭議，但由此衍生的對五種必誅之人的論述——“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卻深刻揭示了一種超越普通罪行的終極危險。這五種惡行，并非簡單的殺人越貨，而是才智與邪惡的結(jié)合，其破壞力直指社會賴以存在的道德根基。

才華的墮落：心達而險者

“心達而險”是首要之惡。一個人通曉事理、智慧通達（心達），本可為社會福祉貢獻力量，但若其心術(shù)險惡（而險），則其智慧便成了精心作惡的工具。這種深刻的洞察力不再用于創(chuàng)造，而是用于窺探規(guī)則的漏洞、操縱人心、策劃禍端。其危害遠超愚昧之惡，因為他是有預謀、有技巧地系統(tǒng)性破壞。

行為的扭曲：行辟而堅者

“行辟而堅”指行為乖張邪僻，且固執(zhí)己見，堅定不移。特立獨行并非原罪，但當行為從根本上違背基本人倫與正道，并以其頑固的姿態(tài)挑戰(zhàn)公序良俗時，便成為一種公開的示范性破壞。這種“堅守”會讓是非模糊，讓邪僻看似一種值得堅持的“個性”，從而腐蝕社會的行為準則。

語言的毒刃：言偽而辯者

“言偽而辯”是言語的異化。散布虛假荒謬的言論（言偽），卻能用雄辯的修辭將其包裝得看似有理有據(jù)（而辯）。這混淆了真理與謬誤，讓謊言更具欺騙性和煽動性。在信息傳播緩慢的古代，此類人物足以惑亂民心；在信息爆炸的今日，其破壞力更是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是制造社會對立與撕裂的毒源。

知識的污化：記丑而博者

“記丑而博”是知識的異化。一個人博聞強識，但關注的不是人類的美好與智慧，而是專門搜集、傳播各種丑惡、陰暗、負面的事物（記丑）。這種“博學”非但不能啟迪心智，反而會營造一種絕望、頹廢的氛圍，讓人懷疑一切美好與善良的價值，從根本上瓦解人們對道德與文明的信心。

邪惡的推手：順非而澤

“順非而澤”是最后一種，或許也是最隱蔽的一種。它指順從、鼓勵他人的錯誤行為（順非），并用圓滑動聽的言辭為之粉飾潤色（而澤）。這種人不是罪惡的發(fā)起者，卻是罪惡的“催化劑”和“保護傘”。他們讓作惡者心安理得，讓錯誤行為得以持續(xù)和擴散，使社會失去自我批判和糾正的機會。

孔子所列舉的這五種人，其可怕之處在于，他們并非憑借暴力，而是利用思想、辯才、知識等本應推動文明前進的要素來瓦解文明的基礎。他們不是秩序的明顯破壞者，而是道德秩序的“內(nèi)部攻擊者”。因此，在儒家看來，其對共同體的危害性遠超普通刑事犯罪。這一古老警示在今天依然振聾發(fā)聵：當一個社會的才智與影響力一旦脫離道德的約束，與邪惡結(jié)合，其創(chuàng)造的將不是福祉，而是最深重的災難。守護社會的道德根基，不僅需要法律制裁犯罪行為，更需要警惕并抵制這種以“才華”為偽裝的根本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