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沖（Joan Chen） ，1961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國上海市，祖籍重慶市永川，美籍華人影視女演員、編劇、導演。

【正文】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陽老家生下了我母親。一九三四年外公從上醫(yī)畢業(yè)留校后，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醫(yī)校長朱恒璧家，后來再搬到上醫(yī)分給外公在“祥慶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里讀到，一九三五年北京發(fā)生一 · 二九學運，激起了姥姥這輩年輕人的革命熱情。懷著身孕的姥姥與史良等人組織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后發(fā)展成中華救國會。據(jù)說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后，就把嬰兒留在上海紅十字會（即現(xiàn)在的華山醫(yī)院），自己投入到編輯《中華醫(yī)學雜志》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經(jīng)在紅十字會實習過一年，所以醫(yī)院收留了二姨一個多月，她是嬰兒室聞名的“超大兒”。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戰(zhàn)爭爆發(fā)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傷兵醫(yī)院，直到年底戰(zhàn)事失敗。沮喪了一段時間后，姥姥決定離開上海。她帶著五歲的母親和三歲的二姨，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然后把她們分別留給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倫敦陪讀于外公。這段經(jīng)歷給我母親和二姨帶來了久遠的心理陰影。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從英國回來，但是她沒有回到孩子們的身邊，而是幫助上醫(yī)校長朱恒璧完成了國立醫(yī)學院兩次龐大的遷校任務。朱恒璧校長是外公的恩師，兩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們從上海乘輪船途經(jīng)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陸，而后改乘滇越鐵路前往云南。

在昆明郊區(qū)白龍?zhí)对O校（簡稱“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遷往重慶，在重慶市郊歌樂山設校（簡稱“渝院”）。

一九四二年，在日軍從緬甸進攻中國大后方的危急時刻，姥姥又被借調(diào)到滇緬鐵路督辦公署衛(wèi)生處，在美國援華抗瘧委員會工作，工作所在地為彌渡。一九四三年她才從彌渡回到歌樂山，擔任《中華醫(yī)學雜志》的編輯。

在歌樂山，姥姥和外公終于安定下來，便決定去上海接女兒們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發(fā)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親戚家寄宿的母親和二姨接到信后就開始期待。大人們叮囑她們，只能跟人家說姥姥是從南京過來的，千萬別說重慶。姥姥到滬以后，把我母親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舊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過了數(shù)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來，卻不是來接二姨，而是來跟她告別的。她跟二姨解釋說，闖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太困難了，回滬路上花了一個多月，她實在無力帶兩個孩子上路，只能帶母親一個人。

在二姨的記憶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遺棄。第一次是她三歲時姥姥去英國，把她交給了親戚。二姨在回憶錄里描寫了她那天的感受：

在一個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籠子般的小床里，周圍一圈都是我從沒見過的、可怕的臉，我手里捏著一只紙袋，這是我母親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據(jù)說里面是幾塊蛋糕。這個小床和這個紙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緊閉雙眼，不哭不哼，據(jù)說就這樣待了三天。

五年后從重慶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棄二姨而去，還帶走了她的姐姐。那時二姨留著兩根硬得像棍子的長辮子，姥姥說喜歡。臨走拍拍她的頭，叮囑她好好留著辮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針線盒里的剪刀，把辮子剪掉。

后排姥姥和她妹妹——我的二姥姥，前排左起小姨、“矮好婆”、二姥姥的女兒

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上學的時候，借了一本《簡·愛》的英文版，帶回家讀。我那時的英文水平讀原文書十分吃力，記得姥姥經(jīng)常在邊上幫我一起查字典，給我解釋字典不能回答的疑問。書里有一段引起我強烈的共鳴，并激起我對遠方和未知的向往。

我爬上三道樓梯，推開頂樓的活動天窗，來到鉛皮屋頂，極目遠望與世隔絕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線。隨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極限的視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達繁華的世界，抵達那些我曾有所聞，卻從未目睹過的生氣勃勃的城鎮(zhèn)和地區(qū)。隨后我渴望掌握比現(xiàn)在更多的實際經(jīng)驗，接觸比現(xiàn)在范圍內(nèi)更多與我意氣相投的人，熟悉更多類型的個性……

我沒有辦法，我的個性中有一種騷動不安的東西，有時它攪得我很痛苦�！话闳硕颊J為女人應當平平靜靜，但女人跟男人一樣的有感覺。她們需要發(fā)揮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們一樣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歲的姥姥在中央大學文學院第一次讀《簡·愛》的樣子。她一定也向往去發(fā)現(xiàn)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證實自己，并從中找到生存的意義。姥姥是個失敗的母親，但她無疑愛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著我母親六歲的時候，給她往英國寫的信。那一小條發(fā)黃的紙對姥姥的價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親提及童年被遺棄的事，姥姥臉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誰的人生沒有遺憾，哪個選擇沒有代價，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沒有選擇。

晚年的姥姥雖仍是無神論者，卻也與上天對話。這首詩寫于她去世前的一年，我一直以為那時她老糊涂了，而她其實在這么清醒和淡定地面對著死亡。她寫下這些話，是不是因為身邊沒有可訴說的人？這個想法讓我傷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