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國人掌管的海關，是晚清最為廉潔的部門

光緒二年（1876年）冬，晚清洋務名臣郭嵩燾奉命率30余人出使英國。這是中國第一次派出外交使節(jié)，意義自然非同凡響。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的一舉一動被其隨同副使劉錫鴻嚴密監(jiān)視。因為在保守派劉錫鴻眼中，西方就是夷狄，洋人的東西，都不值一提，他要提防郭嵩燾做出有損大清國威的事。

于是，在赴英之初，他列舉了郭嵩燾的“十大罪狀”，報告朝廷說郭嵩燾“投降媚外”，其中包括：

1.游炮臺披洋人衣；

2.崇效洋人用傘不用扇；

3.令婦女學洋語、聽戲；

左郭嵩燾，右劉錫鴻

然而即便是這樣的“老頑固”，在被文明社會浸染稍久后，也主動承認：“歐洲諸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

他甚至認識到，英國人之所富強，在于每個人挖空心思做生意，“……心愈用愈巧，貨愈出愈多，商賈之攬巨資者乃愈眾。豪富既眾，則百貨自易銷售，貧民自易為生，國課自然充裕”。

▍“中體西用”的失敗

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中國社會開始經(jīng)歷前所未有的結(jié)構(gòu)性巨變。傳統(tǒng)文化與制度的系統(tǒng)性缺陷，在與西方的碰撞中暴露無遺。

然而，由于兩千年的歷史包袱太重，無論是清朝皇帝，還是官僚和知識精英群體，均無法擺脫“天朝上國”的夜郎心態(tài)，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異常艱難。

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已開始學習西方。時值清政府剛受辱于英法聯(lián)軍侵華，又受困于太平天國暴亂，可謂內(nèi)憂外患，學習西方在本質(zhì)上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但是，主導“洋務”的張之洞、李鴻章等清政府實權派，卻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奉行兩大自以為“天經(jīng)地義”的行動原則：

一是以購買機器設備辦工廠為主，對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屑一顧；

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進行，事事以官辦為主，拒絕西方的私營企業(yè)制度。

最終的結(jié)果是，雖傾盡國力搞了數(shù)十年，卻效率低下，成效有限。

洋務運動的失敗，不過用沉重的代價向國人表明，繞開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奉行“中體西用”，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將始終不得要領，其失敗幾乎是無法避免。這種局面，直到甲午戰(zhàn)后，嚴復的譯著出現(xiàn)，才開始改觀。

正如《1840年以后的中國》作者王人博教授所言：

以”開眼看世界”思潮為中介，實現(xiàn)了從“經(jīng)世致用”思潮到“向西方學習”思潮的歷史飛躍。

“西學東漸”的第一次浪潮

嚴復之后，胡適、賀麟、張君勱、張申府、吳宓、梅光迪等更多具有留學背景，對西方文化有深刻認知的知識精英，陸續(xù)加入到譯介西方經(jīng)典的隊列。

從思想體系的角度看，在這短短半個世紀中，無論是哲學、倫理學、邏輯學、社會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等學科的體系，還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西方主要思潮，都在中國初具輪廓。

涌入中國的西方經(jīng)典譯著，開拓了中國知識界的視野，為國人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戶，成為中國社會轉(zhuǎn)型重要的思想資源。

正是在這些思想資源的基礎上，中國人的知識被重構(gòu)。一大批兼具西學與國學背景的知識分子，如胡適、陳寅恪、魯迅等，利用西方思想資源，重建了中國的政治學、哲學、歷史學和文學，讓中國傳統(tǒng)文化，開始接入世界文明的軌道。

這種貫通中西的努力，也成就了中國思想史上，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第二次百家爭鳴、大師輩出的“黃金時代”。在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內(nèi)憂外患不斷的那50年間，這種現(xiàn)象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傳統(tǒng)”與“西學”的纏斗

盡管這場“西學東漸”成就斐然，但兩千年的歷史慣性，成了中國的“裹腳布”：每當學習西方的步子邁得稍微大一點，便面臨“全盤西化”的指責。

指責者們認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所以文化就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則民族亡。

這種質(zhì)疑看似有道理，但卻忽略了“文化并非枯死的文物”這一事實。當一種文化沒有適應力，不能吸收新的文化元素時，它才會真正衰竭。

事實上，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在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所面臨的，從來不是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會衰亡的問題，而恰恰是傳統(tǒng)的守舊力量，對外來文化的排斥與抵抗過于強大。

還是胡適看得更遠：“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擾。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p>

▍救亡壓倒啟蒙的遺憾

清末民初的第一波“西學東漸”浪潮，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基礎。直到今天，我們?nèi)陨钤谄溲娱L線上，無論是思考框架，還是我們正在面對的歷史命題，都能看到那個時代的影子。

然而，由于中國學習西方的時機十分不幸，這場浩浩蕩蕩的“西學東漸”，也留下許多遺憾。

當時，在國內(nèi)，中國正處在政治動蕩和民族危亡的雙重困境中；在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jié)束，被當作中國學習對象的歐洲，也正處于秩序重構(gòu)，文化崩潰的時代。

因而，救亡壓倒啟蒙，民族主義和激進主義的聲勢壓倒了其他所有的聲音，自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中國學習西方的步伐又一次被拖慢了，當歷史的敘事最終變成激進主義狂想曲時，西學東漸中止了。

▍以開放心態(tài)，應對未有之大變局

當外來文明融入，究竟是學習還是對抗？這一直是中國近代史的一條暗線。

其實，早在1840年，大清國就被迫打開國門，光是“要不要學習洋槍炮”就爭論了20年，“要不要修電報”爭論了12年，“要不要修鐵路”爭論了17年……事實最終說明，這種蒙昧的議題，會隨著國門的敞開，以開放的心態(tài)去應對，便會很快消除。

如果說歷史是一條河流，那么思想就是碰撞在問題礁石上的巨浪。人類社會的一切變革和進步，都是在新的思想觀念的推動下進行的。而只有當觀念能夠自由碰撞，時代巨變亟需的思想資源才會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