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向達師(覺明，1900—1966)與先父鄭天挺先生(毅生，1899—1981)相熟于1939年。他們同是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教授。當時北大文科研究所剛剛恢復，由傅斯年先生任所長，鄭先生為副所長，并聘請了北大諸多教授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專家任研究所導師，向先生亦為導師之一。這時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亦在昆明，并運來了大批珍貴書籍。史語所的同仁大多出身北大，傅先生系兩邊所長，因而與北大文科所形同一家。史語所初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號租有一樓，共三層十八間房屋。因日機不斷轟炸，另在昆明郊區(qū)龍頭村建了不少平房。向師把家屬安排在鄉(xiāng)下，每周進城兩次，住在靛花巷宿舍二樓，在鄭先生隔壁，二人經(jīng)常徹夜深談，關系甚篤。當時向師還在聯(lián)大講授中西交通史等課。

1940年秋冬，日本侵華戰(zhàn)爭日緊，昆明形勢緊張，史語所于是年冬由昆明遷至四川李莊，傅先生亦離開昆明。

由于北大及聯(lián)大均缺少書籍，鄭先生很為北大文科所諸生的培養(yǎng)前景擔憂。他曾一度主張北大文科所可暫時依于史語所，以使諸生得到更好培養(yǎng)。

另一問題是西北考察團的事。這是北大與中研院的合作項目，是鄭先生特別關心的一樁事，且已決定由向師前往參加。鄭先生早就認定，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發(fā)展，“語言調(diào)查可在云南；若歷史考證，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廣布未研究之文獻甚多。且其地為國際學術界所注意，關涉甚多，影響甚大”。1942年2月6日，鄭先生給傅先生寫信，詢問向師行期，信中道：

西北考察事如何?向公等何時成行?甚念。

關于這兩個問題，傅先生在1942年8月20日回鄭先生信中稱：

覺明已到。具悉諸兄安好，至慰，至慰。昆明情形如此，尚(有)安全問題；而學風如此壞；生活如此貴，實有深切考慮遷移之必要也。然聯(lián)大是一恐龍，走不動的。北大須趁早自為之地也。弟前陳各點，曾經(jīng)(蔣)孟鄰先生等考慮否?

此間情形，據(jù)覺明比較，(李莊)物價僅當昆明之半，或猶不及。其實此間為十年未有之大旱……而物價未大增，知川間之經(jīng)濟狀況比滇為佳矣。

關于房子事，傅謂：

此地房子，李莊有一四十間者，似可容(北大文科)研究所全部。弟非如是主張，但以事實寫供參考也。

關于向師西北考察事，傅稱：

至于覺明兄往西北事……聞系以北大薪而往。如然，則此事應作為北大、中博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敝所(史語所)三處之合作。是即由北大來一信，內(nèi)云，向教授被邀往西北參加史地科學考察團之史學部分。此項工作，似應即作為三方合作……上寫敝所及中博院籌備處寄弟……即由此上復，便成一案。這也算北大的科學工作罷。

鄭先生對向師的西北之行是始終關懷的。他在1943年1月17日對湯用彤先生說，敦煌學的發(fā)展，“今覺明開始于前，吾輩正宜追蹤邁進”。同年10月11日，鄭先生又致書向師，勸其仍赴西北考察，并表示：“所得古物，北大不爭取，但保留研究權；如有需要參考時，其它機關應充分供給?！毕驇熂捌涞茏娱愇娜逑壬?1943年參加),在西北所進行的西北考察工作，一直持續(xù)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為止。

向師三年多的西北之行，成績巨大，這可以從他的諸多著述中，以及他給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曾昭烯的二十九封信中得到證明。

二

鄭先生在前引向師《紀念論文集》序中，曾稱道向師“為人戇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而對人一善，又稱道不去口”。這確實是他們彼此幾十年之交誼，互相了解又互相敬重而得出的中肯評價。

正直、坦率、誠篤是向師的美德。不容否認，向師是有性格的，這在他的朋友中都會感覺到，甚至連他自己也承認。但此中是有是非的，是出于正義感而發(fā)的。1942年10月，向師在敦煌初見到張大千雇人在千佛洞描畫，于“壁畫年代推究，不無可取之處”,給予肯定。及后則見張氏描摹，“損壞畫面”,又大為生氣，乃寫文投諸重慶《大公報》,主張千佛洞應收歸國有，設立研究機構。這些建議都表示了向師的“是非分明，毫不寬假”。

就我個人而言，亦有一事，足以表明向師的性格。

1955年9月，我和妻子傅同欽于北大歷史系畢業(yè)后，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歷史二所工作，當時向師是副所長。向師對我們非常關懷。時傅同欽已懷孕，而所中分配我們的住房卻又濕又黑，對身體不利。向師知道后，非常生氣，立即讓所中另分我們一間原打字室的房子。1956年夏，南開大學鑒于父親年事已高，一人在津生活不便，因此再次提出，希望我們調(diào)南開工作。當時南開大學歷史系助教徐蘋芳系我的老同學，他正因要照顧愛人關系而調(diào)往科學院考古所。因此南開即提出，希望徐調(diào)往科學院時，將我們調(diào)往南開，以為交換。但我當時思想另有考慮，總希望老人仍能回京工作，而我不太想去天津。一次，我對向師說：“我覺得我還是不動為好。且父親身體尚佳，似乎尚不用照顧?！毕驇熉労髽O為不悅，嚴厲地說：“你說的這些話，如果讓你父親聽到，他會作何感想?”我自知說話冒失，深自悔悟。這恰恰是向師性格可貴之處。

向師對年輕人一向是關懷的。1947年秋，北大史學系教師宿白先生希望從事考古學研究。向師于9月29日立即給系主任鄭先生一信，認為“宿君于史學研究已知門徑，若能就其性之所近，施以適當訓練，將來從事考古工作，或不無裨益。渠于繪畫略有所知，亦能繪畫器形，唯以未學素描……不知學校是否許其抽出一部分時間至(國立)藝專旁聽學習素描?”

向師也是重情義的。記得閻文儒先生在《懷念毅生師》文中說過，向達師“當日在敦煌率予(閻自稱)發(fā)掘時，經(jīng)常道及鄭先生之為人，忠于友誼，倘無鄭先生之推薦，亦不可能再蒞敦煌(指1943年后),偕予西上也”。

三

1942年湯用彤先生在給胡適先生信中，稱向師是一位精力過人，學識豐富的史學家,鄭先生生前也多次向我們介紹向師學識淵博及其刻苦工作的經(jīng)歷，崇敬之心，溢于言表。

1955年，我曾聆聽向師在北大歷史系所講的《史料學》課程，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時。這是我第一次聽他講課，收獲也最多。但因時代久遠，現(xiàn)只能憶及幾個片段。

一是，先生談到他的研究方向及志趣時，是采取“人棄我取”的方式。意思是說，做學問不要趕時髦，應當一步一個腳印，在一些別人沒有涉足過的領域，扎扎實實地下功夫，這樣才能有所收獲，有所創(chuàng)新。正如向師給曾昭燏信中所說：

達生平有一種脾氣，無論作事、作學問，從不喜趁熱鬧。

二是對古代史料的看法。他在講課時說，過去史家講求“文約而事愈備”,或“事多文簡”,其實這對我們歷史研究者來說，是最頭痛的事。舉例說，過去《新五代史》出后，有人標榜系“事增于前(指《舊五代史》),文省于舊(仍謂《舊五代史》)”,我們最怕的是這個?！缎挛宕贰纷髡邭W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字精練，但對研究歷史的人讀之，卻造成不利。如果文字寫得多些，對我們今天研究會更有好處。又說，《新唐書》修后三十年，吳縝即作《新唐書糾謬》反駁之，指出許多錯誤。當然《新唐書》、《舊唐書》各有短長；《新唐書》在敘述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史實，就比《舊唐書》為好。

三是對檔案的理解。他說，狹義的檔案只限于機關的；廣義的檔案，可以把一切文件均謂之。但是必須是原始文件才算檔案，報紙不能算。并舉例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公告才應當算檔案，拿來當時報紙印的公告，怎么能算呢?

四是從石窟藝術談到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他說，中國封建社會長的原因，主要是生產(chǎn)技術的停滯。石窟寺壁畫中耕牛犁田的畫面，與今天基本一致，這不正說明中國幾千年的社會是長期停滯的嗎?

四

向師已離開我們四十二年，我們時時刻刻在懷念他。1981年春，閻文儒師希望父親為紀念向師的學術論文集寫一序言，父親高興地應允了。當時他對我說，抗戰(zhàn)中向師在敦煌時給他很多長信，他一直妥為保存，讓我仔細查查“文革”后退回的信件。我反復查了多次，除見到幾封與西北考察無關的信件外，其他一無所獲。父親也深感失望，但他還是把序文很快寫出了。此后不久，父親也溘然長逝。我在想：如果有朝一日我重新尋到了向師的信札，我一定再寫一文，以紀念這兩位最受尊敬的老人。

2008年12月2日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原載沙知編《向達學記：向覺明生平和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6月版)

來源：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中華書局，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