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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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以《宣祖實錄》為核心史料，結合明朝言官奏疏、軍事制度文獻，從史料敘事的矛盾性、李如松的戰(zhàn)后政治處境與遼東危局、戰(zhàn)術風格與性格缺陷、朝鮮藩屬的反應、死事的歷史影響五個維度，還原李如松之死的完整圖景，揭示其死并非單純戰(zhàn)術失誤，而是明朝重文抑武體制、遼東兵力空虛、努爾哈赤勢力崛起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其死標志著明朝對遼東蒙古女真勢力遏制的失敗，也為晚明遼東局勢的全面潰敗埋下伏筆。

李如松是明萬歷朝“三大征”的核心將領，其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的戰(zhàn)死，既是個人軍事生涯的悲劇，更是明朝后期政治、軍事制度弊端與遼東民族局勢惡化的集中體現。

現存關于李如松之死的記載以《朝鮮王朝宣祖實錄》的藩屬視角最為豐富，但信息混亂、敘事多元——死事日期有四月初三、初六、十三日之分歧，戰(zhàn)死經過有“中伏被圍”“分兵夜襲”等版本。

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李如松在遼東廣寧戰(zhàn)死的消息傳入朝鮮王京時，宣祖李昖與群臣陷入了“未知曲折”的困惑——“或云四月初三日，或云十三日，亦未知實報也”。

作為萬歷朝鮮戰(zhàn)爭中率明軍收復平壤、扭轉戰(zhàn)局的核心將領，李如松不僅是明朝軍事力量的象征，更是朝鮮王朝賴以為援的“天朝柱石”。他的突然戰(zhàn)死，不僅讓朝鮮失去了對抗倭賊的重要依靠，更暴露了明朝遼東防御的致命漏洞。

然而，關于李如松之死的記載始終充滿矛盾：《明神宗實錄》僅簡略提及“李如松率輕騎搗虜巢，中伏死”，而《朝鮮王朝宣祖實錄》則保留了來自明朝軍將、民間人士、貿易商人的多重敘事，呈現出資訊傳遞的滯后性、軍事機密的保密性與藩屬國資訊獲取的局限性。

李如松之死的史料敘事

《朝鮮王朝宣祖實錄》是記載李如松之死最詳細的文獻，其信息來源包括明朝軍將、民間信使、貿易人員等，呈現出“多源異質”的特點，也反映了戰(zhàn)時信息傳遞的混亂性。

（一）多重敘事的分歧：日期、經過與兵力

關于李如松戰(zhàn)死的核心信息，《宣祖實錄》至少存在三個版本：

其一，政院啟奏的“初六日圍殲說”。朝鮮政院依據麻提督都監(jiān)堂上的陳述，轉述明朝軍將王國綱的秘言：“本月初六日間, 遼東薊鎭近處, ?虜不知幾萬, 來犯遼陽, 過海州衛(wèi), 入廣寧之境, 李提督只領兵馬六千御之, 以衆(zhòng)寡不相當, 爲?賊所圍逼, 大敗而死, 尸身亦無去處。副將以下參將、游擊竝五員, 及千、把摠二十四員被殺”。

此版本明確了死事日期為四月初六，核心原因是“眾寡不敵”——李如松僅率六千兵抵御數萬虜寇（即蒙古土蠻部），最終被圍殲，且陣亡將官達三十余人，可見戰(zhàn)況之慘烈。

其二，廣寧人的“夜襲敗亡說”。李德馨向宣祖轉述“廣寧人”的秘報：“曺文煥多斬?賊, 而報李提督, 提督卽馳到廣寧, 設敎場閱武之際, 聞賊兵小, 分兵派送, 城外之賊果小, 卽擊破之, 有大勢之賊夜襲, 其后是以大敗”。

此版本未明確日期，但補充了戰(zhàn)術細節(jié)：李如松因曹文煥的捷報輕信“賊兵小”，分兵出擊擊破小股敵兵后，遭大股虜寇夜襲而敗亡。

其三，家丁的“沙磧山伏兵說”。李德馨進一步引用李如松家丁的口述：“虜數甚少, 卽馳往, 則沙磧山外, 大勢之賊, 伏于山下。戰(zhàn)敗曲折, 渠亦不能細知。出來之人, 亦狼狽而還, 提督必亂斫死云”。

此版本與“夜襲敗亡說”呼應，強調李如松因輕敵追擊，陷入沙磧山伏兵的包圍，最終在亂戰(zhàn)中被砍殺。

關于死事日期，除“初六日”外，宣祖還提及“或云四月初三日，或云十三日”，進一步凸顯信息的混亂。這種分歧的根源，一方面是戰(zhàn)時通訊條件的限制——明朝遼東與朝鮮王京之間需經海路、陸路輾轉傳遞消息，動輒延誤十余日；另一方面是軍事機密的保密需求，王國綱“諱不肯說，強之則密言”的態(tài)度，說明明朝軍方對慘敗消息刻意隱瞞，僅向朝鮮透露碎片化信息。

（二）信息傳遞的中介：朝鮮的信息獲取管道

朝鮮獲取李如松死事消息的管道，折射出藩屬國與宗主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1. 明朝經略衙署的官方管道：朝鮮作為藩屬國，主要通過明朝東征經略（如邢玠）的衙署獲取軍事信息，但此次李如松戰(zhàn)死屬于遼東本地戰(zhàn)事，經略衙署并非直接參與者，信息多來自“廣寧人”的私下通報，權威性不足。

2. 貿易人員的民間管道：“頃日督府所送牛羊貿易人沈千摠彥邦還來時, 爲?賊所陷”，貿易人員是朝鮮獲取遼東實時信息的補充管道，但此類人員缺乏軍事知識，僅能傳遞“道路不通”“虜寇圍困”等表面信息。

3. 明朝軍將的私人管道：王國綱作為明朝軍將，向朝鮮透露的信息雖更具體，但因“軍中之事, 不欲漏泄”而刻意模糊細節(jié)（如陣亡將官姓名），導致朝鮮無法掌握全貌。

這種信息獲取的局限性，使得朝鮮對李如松之死始終處于“未知虛實”的狀態(tài)，也反映了藩屬國在宗主國軍事事務中的邊緣地位。

李如松之死的歷史語境

李如松的戰(zhàn)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戰(zhàn)后政治處境與遼東局勢惡化共同作用的結果。萬歷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李如松雖獲“提督”之職，卻陷入“憂危畏譏”的政治困境，最終被派往防御空虛的遼東。

（一）戰(zhàn)后的政治困境：言官彈劾與兵權受限

萬歷朝鮮戰(zhàn)爭后期，李如松因“平壤大捷”而遭到明朝文官集團的彈劾。萬歷十九年（1591），兵科給事中王德完上疏“極論都督李如松父子不宜更叨兵權”，理由是“李氏一門兵權太盛”——李如松之父李成梁鎮(zhèn)守遼東二十余年，五子均在軍中任職，形成“父子相繼、兄弟并立”的軍事集團，引發(fā)文官集團的警惕。

面對彈劾，李如松自言“憂危畏譏之身，當戡亂定變之任，萬一指摘再及，無論心分氣索，且不知死所矣”。這種“憂?！毙膽B(tài)，使得李如松在戰(zhàn)后急于通過軍功證明自己，以應對言官的指責。萬歷二十五年（1597），李如松從朝鮮戰(zhàn)場返回后，并未留任京營，而是被調任廣寧總兵——看似是升職，實則是遠離政治中心，同時承擔遼東防御的危險任務。

（二）遼東的局勢惡化：努爾哈赤的崛起與兵力空虛

李如松調任廣寧時，遼東已處于“虜勢漸熾”的危局：

1. 努爾哈赤的勢力擴張：萬歷二十一年（1593），努爾哈赤擊敗葉赫、烏拉等九部聯軍，統(tǒng)一建州女真，“度地九百里，與北虜相通，其衆(zhòng)七千云”（《宣祖實錄》）。至萬歷二十六年，其兵力已達數萬，且“焚蕩諸胡，有窺覘作挐之漸”，具備了與明朝遼東鎮(zhèn)抗衡的實力。

2. 明朝遼東兵力的空虛：萬歷朝鮮戰(zhàn)爭期間，明朝從遼東鎮(zhèn)抽調了約3萬兵力（遼東鎮(zhèn)原額兵力約9萬），導致遼東防御兵力不足。李如松調任廣寧時，僅能調動“兵馬六千”，而虜寇兵力達數萬，“衆(zhòng)寡不相當”的局面早已注定。

3. 遼東鎮(zhèn)的軍事廢弛：李成梁晚年鎮(zhèn)守遼東時，采取“以夷制夷”策略，縱容努爾哈赤擴張，導致遼東鎮(zhèn)“軍政敗壞嚴重”（王德完奏疏）。李如松雖為名將，但短期內無法扭轉遼東鎮(zhèn)的廢弛局面，只能率少量兵力倉促應戰(zhàn)。

李如松戰(zhàn)死的個人因素

李如松的戰(zhàn)死，既有時代與環(huán)境的外部因素，也與其“勇猛冒進”的戰(zhàn)術風格、“憂危求功”的心理狀態(tài)密切相關。

（一）戰(zhàn)術風格：勇猛突進與輕敵冒進

李如松的用兵風格以“勇猛突進”著稱，在寧夏平叛、平壤大捷中，這種風格曾取得顯著戰(zhàn)果：

? 萬歷二十年（1592），李如松率寧夏軍“晝夜攻城，穴城置炮，轟塌城墻”，迅速平定哱拜叛亂；

? 萬歷二十一年（1593），李如松率兵突襲平壤，“督兵登城，斬獲倭級千余”，收復平壤城。

但這種風格也存在致命缺陷——缺乏謹慎偵察與兵力協同。在碧蹄館之戰(zhàn)中，李如松率數千騎兵追擊日軍，因未充分偵察陷入日軍埋伏，雖突圍成功但損失慘重。此次廣寧之戰(zhàn)，李如松重蹈覆轍：輕信曹文煥的“多斬?賊”捷報，未核實虜寇主力位置便“馳到廣寧”，甚至“設敎場閱武之際”便分兵出擊，最終遭伏兵包圍。

柳成龍評價“似是碧蹄用兵”，精準概括了李如松戰(zhàn)術風格的一致性——始終依賴個人勇猛與騎兵突擊，忽視戰(zhàn)場偵察與兵力部署，這種風格在兵力充足、敵情明確的戰(zhàn)役中可取勝，但在遼東“虜寇伏兵”的復雜戰(zhàn)場中，必然導致慘敗。

（二）心理狀態(tài)：憂危求功與急于證明

李如松的“憂危畏譏”心態(tài)，使其在遼東戰(zhàn)場急于立功。王德完的彈劾讓他意識到，“兵權太盛”的指責隨時可能導致罷職甚至獲罪，因此他需要通過一場勝利來鞏固地位。

曹文煥的捷報恰好提供了機會——“多斬?賊”的消息，讓李如松認為這是“戡亂定變”的絕佳時機。他不顧兵力懸殊，“卽馳往”廣寧，甚至在“設敎場閱武”的過程中便分兵出擊，這種急于求成的心態(tài)，進一步放大了戰(zhàn)術失誤的風險。

正如宣祖所言：“李提督必不就生擒。或敗沒走在遠處，未可知也”——李如松的“屈強”性格，使其在陷入包圍后拒絕突圍或投降，最終“亂斫死”，這既是其個人氣節(jié)的體現，也是“憂危求功”心態(tài)下的必然結果。

朝鮮王朝的焦慮與應對

李如松之死對朝鮮王朝的沖擊，遠超一場普通的軍事失敗——作為抗倭援朝的核心將領，李如松是朝鮮“賴以為援”的天朝支柱；而遼東危局的暴露，讓朝鮮直接面臨女真勢力的威脅。

（一）對李如松的認知：功臣與支柱的雙重身份

朝鮮王朝對李如松的認知，始終與“抗倭救亡”綁定：

? 萬歷二十一年（1593），李如松率明軍收復平壤，朝鮮宣祖稱“提督之功，天地同大”；

? 李如松從朝鮮返回時，朝鮮“付禮單以送”，以藩屬國之禮表達感激。

因此，當李如松戰(zhàn)死的消息傳來，朝鮮群臣的第一反應是“吊祭，必待文報而后爲之”——既體現對功臣的敬重，也反映對宗主國禮儀的遵守。李德馨稱“中國之人，性屈強，必不就擒矣”，則是對李如松氣節(jié)的認可，也暗含對明朝軍事力量的信任。

（二）應對策略：禮儀爭議與現實考量

朝鮮對李如松之死的應對，始終在“藩屬禮儀”與“現實利益”之間權衡：

1. 吊唁的猶豫：洪進提出“吊祭，必待文報而后爲之”，李廷龜則以“外論如此，欲姑徐徐耳”為由暫緩行動，反映朝鮮既想表達哀悼，又擔心消息不實引發(fā)尷尬的矛盾心態(tài)。

2. 對李如梅的慰問：宣祖提議“圣節(jié)使入歸時，修書致問”，并附贈禮單，理由是“纔自我國旋歸，今作總兵于廣寧。節(jié)使之行，固不可無心過去也”。這一建議雖遭鄭琢“似涉私交”的質疑，但最終被采納——朝鮮希望通過籠絡李如梅（李如松之弟），維持與明朝遼東將領的關系，以保障自身安全。

3. 措辭的謹慎：沈喜壽提出“厥兄生死，尚未的知，似難措辭”，柳成龍則建議“不及之，則彼必以爲不及聞也。到彼若實然，則使譯官，臨時措辭亦便”，體現朝鮮在信息不明情況下的謹慎態(tài)度，避免因措辭不當冒犯明朝。

（三）遼東危局的焦慮：“遼右多亂，則我國之事尤不幸”

李如松之死暴露的遼東防御漏洞，讓朝鮮陷入深深的焦慮：

? 宣祖感慨“堂堂天朝尙如此，況我國乎？若遼右多亂，則我國之事，尤不幸也”——遼東是朝鮮抵御女真的屏障，明朝遼東防御失敗，朝鮮將直接面臨努爾哈赤的威脅。

? 柳成龍?zhí)峒啊跋嚏R狀啓，則南兵使當遞云”，反映朝鮮開始調整北方防御部署，選拔“可用于戰(zhàn)陣者”（如李英、金應瑞），試圖加強自主防御。

這種焦慮并非杞人憂天：萬歷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反明后，隨即入侵朝鮮，朝鮮被迫卷入“丁卯胡亂”“丙子胡亂”，最終淪為清朝的藩屬國——李如松之死，實則是朝鮮命運轉折的早期信號。

李如松之死的歷史影響

李如松之死不僅是個人軍事生涯的終結，更是晚明歷史進程的重要轉折點，其影響涉及明朝遼東防御、軍事制度與中朝關系等多個層面。

（一）明朝遼東防御的潰敗

李如松是萬歷朝少數能與努爾哈赤抗衡的將領，他的戰(zhàn)死讓明朝遼東失去了核心統(tǒng)帥：

? 后續(xù)鎮(zhèn)守遼東的李成梁（萬歷二十九年復職）采取縱容努爾哈赤的策略，“以夷制夷”演變?yōu)椤梆B(yǎng)寇自重”，導致努爾哈赤勢力進一步擴張；

? 萬歷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反明，薩爾滸之戰(zhàn)中明朝慘敗，遼東局勢全面潰敗——而這一切的根源，正是李如松死后明朝遼東防御的長期空虛與將領無能。

（二）萬歷軍事制度的暴露

李如松之死，暴露了明朝后期軍事制度的三大弊端：

1. 重文抑武的體制：言官對李如松的彈劾，反映文官集團對武將的壓制——武將即便立功，也需時刻提防言官的指責，導致李如松“憂危畏譏”，急于求功而戰(zhàn)術冒進。

2. 兵力調配的低效：萬歷朝鮮戰(zhàn)爭抽調遼東兵力，導致遼東防御空虛，而明朝中央無法及時補充兵力，使得李如松僅能率六千兵抵御數萬虜寇。

3. 軍事機密的混亂：李如松戰(zhàn)死的消息被刻意隱瞞，反映明朝軍方對慘敗的逃避，這種信息混亂進一步削弱了軍事決策的有效性。

（三）中朝關系的微妙變化

李如松之死，讓朝鮮對明朝的軍事能力產生疑慮：

? 朝鮮原本將明朝視為“天朝上國”，但廣寧之戰(zhàn)中“堂堂天朝尙如此”的潰敗，讓朝鮮意識到明朝并非不可戰(zhàn)勝；

? 朝鮮開始調整對明政策，從“完全依賴”轉向“有限依賴+自主防御”，如加強北方兵使的配置、選拔本土武將，這種轉變?yōu)楹罄m(xù)朝鮮在明清之間的“騎墻”策略埋下伏筆。

結論

李如松之死，是明萬歷后期政治、軍事、民族局勢交織作用的結果：言官彈劾的政治壓力，使其陷入“憂危求功”的心態(tài)；遼東兵力的空虛與努爾哈赤的崛起，使其陷入“眾寡不敵”的戰(zhàn)場困境；“勇猛冒進”的戰(zhàn)術風格，使其在伏兵中慘敗身亡?！冻r王朝宣祖實錄》的多元敘事，不僅還原了死事的混亂過程，更折射出藩屬國對宗主國軍事動態(tài)的敏感與焦慮。

李如松之死的標志性意義，在于它標志著明朝對遼東勢力遏制的失敗——失去了李如松這一核心將領后，明朝遼東防御徹底陷入被動，最終在薩爾滸之戰(zhàn)中潰敗，開啟了晚明滅亡的進程。而朝鮮的反應，則反映了藩屬國在宗主國實力衰退時的自保傾向，這種傾向最終演變?yōu)槊髑逡状H的朝鮮“兩屬”策略。

從碧蹄館的勇猛突擊到廣寧的亂戰(zhàn)身死，李如松的軍事生涯，既是萬歷朝“三大征”的輝煌縮影，也是晚明軍事制度衰敗的悲劇注腳——他的死，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隱喻。

參考資料

《明實錄》

《李朝實錄》

《明史》

《經略復國要編》

《征東實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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