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距離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正式施行只剩下最后一個月。從2026年1月1日起，這部法律中的第136條將生效，這一條規(guī)定，包括吸毒在內的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原則上都應該被封存起來，除了國家機關辦案或者特定單位依法查詢外，不能向任何人或單位提供。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改動，是為了給那些曾經犯錯的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讓他們不再因為一個污點而處處受限，這背后體現的，是對個人隱私的尊重和對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的期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似進步的法律條款，卻在社會上，尤其是在網絡上，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和深深的憂慮。

公眾的恐懼，其最根本的邏輯，是害怕我們重蹈西方的覆轍。我們親眼看到，像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的毒品泛濫，就是從放松對吸毒者的管控，從所謂的“人性化”對待開始的。他們的今天，會不會是我們的明天？

首先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吸毒這個行為，跟我們平時說的那些打架斗毆、尋釁滋事之類的治安違法行為，根本就不是一個量級的事情。

吸毒背后是一個龐大而罪惡的黑色產業(yè)鏈。有吸毒的消費市場，才會有制毒、販毒的源頭。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極強的成癮性，復吸率高得驚人，根據研究，這個數字可以達到88%到98%。這意味著，一旦沾上，就極難擺脫，它會像一個惡魔一樣糾纏人的一生。一個吸毒者，不僅僅是傷害他自己，他為了籌集毒資，很可能會去偷、去搶、去騙，引發(fā)一系列的次生犯罪，對社會治安造成持續(xù)性的威脅。

將這樣一種高復發(fā)率、高危害性的行為記錄輕易封存，會不會讓社會失去對這些高危人群的必要警惕和管控？比如社區(qū)戒毒，就需要掌握吸毒人員的信息才能進行有效管理，如果信息一封存，社區(qū)管控要如何實施？

而且，我們現在面臨的國際禁毒環(huán)境，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全世界的吸毒人口已經達到了一個恐怖的數字，大約有3億人用過毒品，其中將近4000萬人是成癮的“癮君子”。

更要命的是，毒品的種類和形態(tài)也在發(fā)生劇變。世界毒品市場的主流，已經被以冰毒、搖頭丸和芬太尼為代表的合成毒品所占據。這些合成毒品制作更簡單、藥效更猛烈、危害也更大。

就在這樣一個全球毒品泛濫如洪水猛獸的時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非但沒有加強管控，反而在禁毒的戰(zhàn)場上一路“躺平”，甚至玩起了“吸毒合法化”的危險游戲。而西方的這種“擺爛”，直接給我們中國的禁毒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外部壓力。當毒品在境外唾手可得，甚至被包裝成潮流文化的時候，我們守衛(wèi)國門的壓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根據2025年前三季度的數據，全國在邊境地區(qū)就偵辦了大量妨害國境管理的犯罪案件，繳獲了1.35噸毒品和大量槍支彈藥。這說明，境外的毒品和暴力正在瘋狂地向我們滲透。

面對如此嚴峻的內外部形勢，我們國家的禁毒形勢，雖然總體可控，但也絕不容樂觀。從2019年到2022年，全國平均每年破獲毒品案件約11.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約14.7萬人。到了2024年，一年就查處了19.3萬人次的吸毒人員，繳獲的毒品重量更是高達26.7噸。

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和一條條被毒品吞噬的生命。更值得警惕的是，吸毒群體的范圍在擴大，不僅有低齡化的趨勢，也開始向高齡人群蔓延，甚至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和職業(yè)當中。新型毒品的偽裝性也越來越強，有的看起來像糖果，有的聞起來像奶茶，對青少年充滿了誘惑。

我們能取得今天禁毒戰(zhàn)爭的基本勝利，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每年，我們有300多名緝毒警察在與毒販的殊死搏斗中獻出寶貴的生命，國家財政為此投入的資金高達2000億元。這是用鮮血和金錢筑起的防線，來之不易。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一項可能削弱這條防線的政策，都必須慎之又慎。我們不能簡單地、一元化地只從保護吸毒者個人隱私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必須將它放到整個國家治理的大系統(tǒng)里去考量。禁毒，在中國的話語體系里，從來都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或社會問題，它是一個政治問題，關系到國家穩(wěn)定和民族存亡

這里有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比。過去，我們對艾滋病患者的信息是嚴格保密的，結果怎么樣？2006年，全國艾滋病感染者是18.3萬人，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40萬，增長得非?？臁Ｒ驗樾畔⒉还_，失去了社會的監(jiān)督和警示作用，反而導致了更大范圍的傳播。

反觀吸毒，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公開管控，2006年全國有116萬吸毒人員，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減少到了74.7萬。一增一減，清晰地說明，對于這種具有巨大社會危害性的問題，公開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監(jiān)督和治理手段。

更重要的是，對于毒品，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深入骨髓的歷史傷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一百多年前的鴉片戰(zhàn)爭，毒品是如何摧毀了國人的身體和意志，讓一個泱泱大國淪為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所以我們決不能再走那條老路，那是一條自我毀滅的路。

因此，保護吸毒者的隱私，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不能以犧牲社會公共利益和公眾安全為代價。公眾的知情權同樣需要被保護。一個企業(yè)在招聘員工時，特別是一些特殊崗位，比如飛行員、司機、醫(yī)生、教師、廚師，他們當然有權利知道應聘者是否有吸毒史，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安全。如果這些記錄被簡單地一封了之，就等于剝奪了公眾的這種基本知情權和自我保護的權利。

即將施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36條，雖然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吸毒記錄封存這個問題上，確實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和爭議。它可能會動搖我們國家長期以來堅持的對毒品“零容忍”的國策，為禁毒長城打開一個危險的缺口。

西方的慘痛教訓歷歷在目，我們民族的歷史傷痛言猶在耳。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在毒品這個關乎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上，我們冒不起任何風險，也絕不能有絲毫的動搖和退讓。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不能僅僅考慮單一的法學理論，更需要有政治的維度、歷史的維度和國家治理的全局觀。我們希望，在法律正式實施前的這最后一個月里，相關的討論能夠更加深入，能夠充分評估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并對適用范圍進行更科學、更細致的劃分，確保我們的禁毒防線固若金湯，萬無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