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輯哲，1955年出生，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教授，檔案管理教研室主任。中學畢業(yè)在山東煙臺挖山洞、壘磚坯、磨砂輪、拉板車、當鉗工、跑供銷；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畢業(yè)后在中央檔案館工作八年；1991年回人大從事教學與科研。2015年退休。

原題

堂吉訶德式的青年

作者：張輯哲

作者9個月大時在奶奶懷中，右邊成年人是后來被打成“右派”的父親，兩個女孩是姐姐

1972—1978年是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人格中的許多東西，都是那時形成的。

那是個物質、精神和社會生活匱乏而單調的年代，當權者幾乎掌控著一切，甚至包括人們的所思所想，就差每個人所呼吸的空氣了。

1972年年初，我中學畢業(yè)了，還不到17周歲。由于家庭的階級出身(當時叫“成分”)呈“灰色”(土改時雖定為“貧農”，但在后來的歷次運動中，組織上又屢次說當時定錯了，應該是“富農”或“地主”，且總是懸而不決)，再加上父親曾被打成過“右派”，所以正式分配就業(yè)自然就沒有我的份兒了。

在家呆了幾個月后，煙臺市第一磚瓦廠招臨時工，街道干部不知為什么竟然讓我去了。

當時“深挖洞、廣積糧”的風潮尚未過去，挖防空洞是煙臺市的一項重要任務，各個單位都要抽調人力參與。我一上班就被派去南山挖防空洞，干了有一年左右，練就了一身掄大鐵錘、把鋼釬，在石頭上打炮眼，裝炸藥、點火放炮炸石頭的本事，也長了不少力氣。在與重體力勞動者的共事中，我切身體驗到了人世間的很多東西。

第二年回到磚瓦廠當“下亭工”——把剛剛制好的濕磚坯擺碼在露天里，晾干。

記不清是1973年下半年還是1974年上半年，又一輪狂風暴雨般的大規(guī)模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在煙臺開始了。

1974年五一勞動節(jié)這一天，我正式不勞動了，結束了磚瓦廠臨時工的工作——并不是因為我犯了什么錯被辭退了，而是因為我抵制上山下鄉(xiāng)運動。

按照當時的政策，所有沒有正式工作的城市青年，都必須報名上山下鄉(xiāng)、插隊落戶。對膽敢違抗者，則有“四不許”政策：不許就業(yè)，不許干臨時工，不許當兵，更不許上學。

而我當時的決定是：我就不下！看你能把我怎么樣？

反正我爸我媽還能養(yǎng)活我，遠在內蒙古烏海的父母，又開始每月給我寄生活費了。

我內心的想法，即抗拒的理由(邏輯)是：我們1972年這一屆畢業(yè)生，并沒有動員上山下鄉(xiāng)，按當時的政策，應該在城里就業(yè)。我沒就業(yè)并不是因為我不夠條件，用人單位不要，而是你們公家根本就不給我們這些出身不太好的人就業(yè)機會。現在又要求上山下鄉(xiāng)了，憑什么讓我們這些本應該在城里就業(yè)的人，也跟今年的畢業(yè)生一起下鄉(xiāng)？這不合理，也不公平！

當然，我還沒狂妄到上街或到政府門前抗議的程度，只是默默地對抗這一上山下鄉(xiāng)政策。

經過強體力勞動鍛煉的作者（右二），大學期間擔任系體育委員，既是參賽者，也是組織者。檔案系78級男生在校運會上所向披靡，連續(xù)三年獲男子團體總分第一

我就這樣在家呆了整整一年。

這是一場個人與整個社會，主要是當權者之間的冷戰(zhàn)。

現在每每想起當時的境況，我就會聯(lián)想到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想到他與風車之間的戰(zhàn)斗。

和同齡人比起來，我算“明白”得比較早。我沒有大多數“文革”青年的那種思想上的大起大落和震蕩?！拔母铩遍_始時我剛11歲，隨著“文革”的推進，我開始進入青春期，開始思考自己所遇到、所看到的各種各樣的現象與問題。

我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文革”期間的那種病態(tài)、瘋狂的宣傳，總覺得這社會中的事情不對勁兒，有點兒怪：現實并不美好，但宣傳中卻是歌舞升平，形勢永遠大好；再者，人怎么能活一萬歲？黨不是由普通人組成的嗎，怎么可能永遠正確？毛澤東不是也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嗎，那由普通人構成的黨怎么會像神仙一樣完美無缺，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呢？

黨的所謂歷次路線斗爭中的錯誤一方，不也都是黨員，也是黨的一部分嗎？最讓我難以理解的是，“偉大”、“光榮”、“正確”這種極端褒揚之詞，怎么能用來自己說自己呢。

所以對抗歸對抗，我心里倒平靜而理性：該干點兒什么，能干點兒什么，就干點兒什么吧?，F在看來，我人生的“收獲”主要來自這一段經歷。

這些收獲大致有三：

一是看書。我不是出身書香門第，家里基本沒書可看。我爺爺是個自學的民間中醫(yī)，他有不少中醫(yī)和傳統(tǒng)文化方面的書，但自己像寶貝一樣藏著，不讓別人動，更不讓孫子輩的看。而我卻經常趁他不在的時候偷著看，在他回來前原封不動地放好。兩個叔叔都是高中畢業(yè)生，他們借回來的書我也經常偷著看。后來就從同事、工友、朋友處借書看。最幸運的是我后來辦了張煙臺市圖書館的借書證。

也不知道為什么，除文學、歷史方面外，我最鐘情的竟然是哲學書。那一年加上后來的幾年，我基本上通讀了《馬恩選集》，還有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等，雖不能完全看懂，但卻覺得過癮，有一種俯瞰塵世，痛快淋漓的快感。

煙臺圖書館的管理員曾對我說：“你借的書不用按期還，因為你借的書基本沒人借，沒人看”。

這種“收獲”的后期和長期效應是我當時難以想到的。后來我之所以在綜合把握問題上還不錯，活得還算“明白”，之所以在學術上能有所建樹且有些新意和深度，主要得益于此。上大學時，哲學課我只聽了兩節(jié)(在八百人大教室)，考試卻考了92分；我邊聽課邊想：這課還不如讓我來講呢，怎么能把那么有意思的哲學課講成這樣。

1980年人民大學運動會，作者（左1）代表檔案系78級領取男子團體總分第一名獎狀

二是體育鍛煉。從小我的身體并不好，雖沒有什么先天缺陷和疾病，但體質較差，小時候每年都要發(fā)幾次高燒，有時會燒到很危險的程度，以至于我奶奶總說我的聰明伶俐勁兒被燒壞了，否則會更好。

中學畢業(yè)時，我身高雖有一米七四，但是絕對的“豆芽菜”或“麻稈兒”體型，而且還是雞胸。中學時班里男生掰手腕，我居然誰也掰不過。這種身體，對于一個青春期的小男孩來說，絕對是一種恥辱。

男孩強烈的自尊心，驅使我從中學畢業(yè)后就開始加強體育鍛煉，而在家閑居的那一年，又使我的體育鍛煉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程度——因為這時鍛煉的目的不僅僅是強身，增加男人的資本和自信，它又負載著一個更大的目標期望：被部隊特招為體育兵！我買來了兩本專業(yè)的體育書，一本是籃球，一本是游泳，我就照著書上說的，自己摸索著練。

被特招的功利性目標雖未實現，但實質性成果很明顯：我自己學會了蛙泳之外的其他三種泳姿，后來100米自由泳的最好成績已超過當時國家專業(yè)三級運動員的標準；籃球雖未成為專業(yè)，但后來也是廠隊、局隊、館隊的絕對主力和人大校隊的板凳隊員。

我現在的身體狀態(tài)主要得益于那個瘋狂鍛煉的“大躍進”時期，掰手腕沒幾個人能掰過我(包括年輕人)，很多同齡人和年輕人都羨慕我的身體和運動能力，我心想，這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白來的，它的“成本”我自己最清楚——打籃球經常打一天，游泳可以一天三次到海邊，下了夜班還在半夜里蹲杠鈴(石頭的)；球鞋磨破了自己補，沒有籃球就到處去跟人湊(蹭)，買不起游泳褲就讓奶奶用布做。

三是“冷戰(zhàn)”的繼續(xù)及其中的歷練。事情總是要變化的，只不過有時漸變，有時突變。

1975年5月，在家閑居整整一年后，我又去上班了。并不是政策有變，而是風頭過了，當權者對“臣民”的看管放松了些，因此我就偷偷地到我小叔工作的砂輪廠干合同工(季節(jié)工)。先是在倉庫當庫工，裝卸、碼放金剛砂等原料，后又去車間里磨砂輪。而該年的下半年，一個“驚人”的突變現象出現了：去年下鄉(xiāng)的知青全部回到了城里，而且基本都在國營工廠正式就業(yè)了。

我開始慢慢明白了：噢，原來下鄉(xiāng)是這樣的——那我也報名下鄉(xiāng)吧。但沒想到政策也隨之調整：那些該下鄉(xiāng)而沒下的人，今年開始不用下鄉(xiāng)了，可以在城里干臨時工，但不許到國營和集體企業(yè)就業(yè)，要就業(yè)只能到所謂的小集體所有制的工廠，即街道工廠。

看看，天底下沒有那么便宜的事，抵制政策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代價：我們這些(為數不多的)“抵抗分子”，永遠沒有到國營工廠就業(yè)的資格和機會了。

好嘛，這代價可夠大的，我們已被“打入另冊”，成了永遠只能在社會底層掙扎的“賤民”。

現在看起來，當權者也不容易啊，他們在利用人們的表現差異，調控人力資源分布：因為青年人沒人愿意去街道工廠工作，街道工廠里都是些老弱病殘或文盲等弱者，這樣的工廠能有什么發(fā)展希望？

怎么辦？妥協(xié)，向命運低頭，去所謂的小集體工廠就業(yè)？

我這個“堂吉訶德”的決定是：不，決不！

不知是哪根神經起了作用，我作出了一個正常人無法理解的決定：一個猛子扎到底，去拉大板車。

作者酷愛自駕遠游，2010年夏自駕新疆途中

拉大板車，在當時的煙臺市絕對是最底層、最低賤的活，在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地位連掏糞工都不如。一看到或一提起拉大板車的，人們都是一種鄙夷、不屑，但又有些畏懼的神情與口氣——因為這個隊伍里匯集了大量刑滿釋放的前罪犯和有前科、有劣跡，任何單位都不會錄用的人。

1976年年初，我自愿加入了這個隊伍。

拉大板車的生涯雖只有半年多，但收獲頗豐，身心兩方面的體驗、感悟是極致的、刻骨銘心的。

所謂大板車，是一種人力運輸車，兩個轱轆和車軸上架著車體，車體是用兩根3-4米長的樹干和若干木板釘成的，閑置時呈斜梯狀，車把向著斜上方；被人用雙臂架起后呈平面，上面可裝載貨物。煙臺是個丘陵城市，且街道狹窄，許多貨物汽車運送不了，這種運輸工具就應運而生，被人拉著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間。

我們這些拉車人在平常人的眼中，是沒有尾巴的牲口，雖然誰也不敢這么叫，但在心里大都是這么認定的。每輛大板車的平均載重量是1噸左右，我拉過的最重一車貨(汽車軸)是1.6噸。每輛車的車軸都是彎的，經常爆胎，車輻條經常成片地斷掉，使車輪扭曲成麻花狀而報廢。拉車途中在路邊休息時，經常有年輕力壯的同齡人走過來，想試試能不能拉得動車，但絕大部分人都以失敗告終。當他們不好意思地揮揮手走開時，我們心里會生出些許得意與自豪。

什么事情都一樣，有失必有得。

失不必多說，誰都會想象到。尤其拉車時碰到了同學或熟人，大部分人都會假裝沒看見你而走開。

而現在看來，“得”肯定要大于、多于失。

這種已達生理極限的重體力勞動和身處社會底層的境況，對人的生命和心理有一種極致性沖擊。這沖擊不僅銘心刻骨，而且會使人從中深切體悟到很多東西。所以我后來一直很尊重重體力勞動者；所以我現在經常在課堂上對學生說：“在人格上不要看不起任何人，無論他(她)們是罪犯還是妓女，說不定哪一天你也會同他們一樣，那是一種任何人都可能經歷的生存狀態(tài)?！彼晕覍δ俏话贇q高僧“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另類注解是：“他不勞作就吃不下去飯！”

拉車時，我早飯吃過一斤二兩油條(單根算是48根)，午飯吃過二斤多饅頭或包子，晚上回來，雙腿已快邁不動步了，還要晃晃悠悠地下樓去打一壺散裝啤酒，很快吃喝完畢就立刻睡去，一覺睡到大天亮，連做夢的精力都沒有。因為第二天的太陽照常升起，還要去拉車。

每天都會接近生理的極限，都能摸到生命的“命門”。這種體驗讓我從另一個方向知道了什么叫閑愁——沒有“閑”就沒有“愁”；讓我深知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等小資情調的空洞和無聊，因為在這種生存狀態(tài)中，根本沒有它生長的心理土壤和空間；讓我深知所謂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真正區(qū)別何在，我從來都不認為他們在人格上誰高誰低，他們都是人，只不過對生命、生存和生活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而已……這是我后來雖然成了所謂的知識分子，卻絲毫沒有知識分子那種酸臭勁兒的根本原因。

我承認，我骨子里是個勞動人民。我身邊的很多人，包括妻子、女兒、父母姐弟等經常拿我開玩笑：看你哪像個大學教授，整個一個農民、民工，頂多像個包工頭、農民企業(yè)家……我聽著不僅不生氣，反而很得意。我一直認為，人本質上就應該像我拉車時那樣，簡單而深刻地活著。

最得意之處，是我們不僅每月可以掙到一般人不可能掙到的錢(最多可到100多塊！)，而且每天干不干、干多少完全由自己說了算，沒有考勤等制度，更沒有學習、開會，勾心斗角、跟風起哄等啰唆事兒。完全徹底的計件(量)工資，按勞取酬，多勞多得，干多少拿多少——在那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年代，有幾個人嘗到過這種淋漓透徹的生活快感？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些拉大板車的，恰恰是那個年頭最自由、最幸福，活得最自我的幸運兒，除了身體的勞累和人們的冷眼，我們幾乎不受任何社會性羈絆的束縛和煩擾。我們好像與現世隔絕，生存在另一個簡單、明快的世界中，出力、掙錢、吃飯、睡覺，自由自在地活著。

我當時確實曾經想過：我就拉一輩子大板車。

但想歸想，人在現實中，有時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我如果拉一輩子大板車，“現實”就是很難找到媳婦，成家立業(yè)。在家人和朋友的勸阻下，加上有一個還不錯的機會，我“低頭”了：放棄了拉一輩子大板車的打算，在1976年8月，到煙臺市晶體管零件廠(小集體所有制的街道工廠)正式就業(yè)了。

在這以后的兩年中，我又收獲了一些東西，但已新意無多。

1978年，我來到北京上大學，人生開始了新的一頁。

2015年退休前，作者在學院畢業(yè)典禮上代表教師發(fā)言，希望畢業(yè)生們能看破參透化解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