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遺民，是指朝代更替之際出現(xiàn)的不仕新朝、守貧節(jié)志以報故國舊主之恩的特殊群體。民國初年的遜清遺民，在政治上反對共和政體，圖謀復辟專制；在文化上強調(diào)賡續(xù)傳統(tǒng)儒家思想文化，通過撰修亡朝之史來抒發(fā)遺民情懷。

修前朝史本是中國古代政治傳統(tǒng)。“春秋而降，凡新陳之遞嬗，每紀錄而成編?！弊詽h司馬遷撰《史記》、班固撰《漢書》到清政府修《明史》，中國已有二十四史。清室遜位，民國始建，即有修清史之議。1914年(民國三年)，清史館成，趙爾巽為館長。1927年，全書基本完稿，總共五百三十六卷，八百萬字。趙爾巽認為，“今茲史稿之刊，未臻完整”，故效仿王鴻緒修明史，將所修“清史”命名為《清史稿》，“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nèi)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后來修正之根據(jù)，蓋此稿乃大輅椎輪之先導，并非視為成書也”。1927年6月，張作霖出資，《清史稿》得以刊印。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新上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接收清史館，組織專班對《清史稿》進行審查，結(jié)論是書稿“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偽謚”，“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罪名有十九條之多。1929年12月，國民政府下令永久禁止發(fā)行《清史稿》。此后，有關(guān)《清史稿》品質(zhì)問題依然被學者們密切關(guān)注?！肚迨犯濉分袧B透著強烈的遺民情懷已被大家所公認，亦是其遭封禁的根本原因。

一、遺民修清史之思想動機：“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

民國初年，政局始定。大總統(tǒng)袁世凱為標榜正統(tǒng)，延攬舊人，“特辟清史館修撰清史”，“藉以顯示新朝對勝朝的追念和報恩”。袁世凱聘趙爾巽為總裁，以廣召耆儒。眾多前清遺民受詔，但他們對于修史之事意見不一，而參與修史的遺民旨在“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

歷代開國帝王，在新朝初定之時，多有召集文士，纂修前代史的傳統(tǒng)，如唐修《晉書》《隋書》，宋修《唐史》等。官修正史，一以標榜“偃武修文，由亂入治”，一以表示“得國之正，創(chuàng)業(yè)之偉”，蓋以永垂于后世。袁世凱任職民國大總統(tǒng)后，實以“太祖高皇帝”自居，“欲以文事飾治”，設(shè)“國史”與“清史”二館，“圖網(wǎng)羅滿清遺老，為袁家‘新朝’裝點太平”，“世凱之設(shè)館修史，本含有藉是延攬勝朝遺老山林隱逸之用意，猶之清初修明史故智”。

1914年元月，國務院向袁世凱呈請設(shè)清史館：“惟是先朝紀載，尚付闕如，后世追思，無從觀感。及茲典籍具在，文獻未湮，尤宜廣召耆儒，宏開史館，萃一代人文之美，為千秋信史之征”，“將奚以窺前代之盛，備后世考鏡之資”。3月9日，袁世凱以大總統(tǒng)令的形式，批準了國務院的呈請，“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蓋將以識興革之所由，資發(fā)鑒于來葉，意至善也。維大清開國以來，文物典章，粲然具備，遠則開疆拓土，有關(guān)歷史之光榮；近則革故鼎新，尤系貞元之絕續(xù)。迨共和宣布，讓德昭垂，我中華民國特頒優(yōu)待條文，允彰崇德報功之典。特是紀載尚闕，觀感無資，及茲文獻未湮，征求宜亟，應即準如所請，設(shè)置清史館，延聘通儒，分任編纂，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二百余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本大總統(tǒng)有厚望焉”。至此，設(shè)立清史館正式被提上日程。

清史館之設(shè)立，首重館長人選。袁世凱對此問題很是慎重。最初，他意屬徐世昌或陸潤庠。但徐本人意在更高位的總理之職，不屑于此，而陸則忠于亡清，任廢帝溥儀的老師，拒絕出仕民國。后袁世凱又曾考慮梁啟超、樊增祥、周馥等人，都不甚滿意。幾經(jīng)思量，他想到了隱逸于青島的趙爾巽。

趙爾巽，字公鑲，號次珊，漢軍正藍旗人，同治年間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等職。袁世凱之所以敦請他出山：其一，趙出身于翰林院，有較強的論撰文史的能力；其二，趙歷任清末要職，在遺老圈中享有一定的政治名望；其三，辛亥革命后，青島成為諸多清室王公大臣棲身之所，溥偉、善耆、周馥、趙爾巽、于式枚、勞乃宣等人皆隱逸于此。若趙當館長則便于拉攏該地遺民，可達“一呼而百應”之效果。

△ 趙爾巽（1844—1927）

1913年12月初，趙爾巽奉詔入京。12月23日，袁世凱隆加禮遇，親授其勛二位徽章。趙爾巽則答以“往代修書即以養(yǎng)士，欲援曩例以系逸賢”的肺腑之言。他的積極態(tài)度，更堅定了袁氏設(shè)館修前朝史的信心。

1914年3月9日，袁世凱正式頒布設(shè)置清史館的詔令，招趙爾巽北上就職。但是，趙卻居留青島，遲遲不肯動身?！绊棾菍偃苏兄?，公徘徊久之，乃至清史館?！惫P者以為，趙爾巽猶豫徘徊的原因，并非時人所說，“一為某大吏之案尚未辦結(jié)，一為老病衰邁，一為無相當之位置，一為與某當局意見素不甚合之故”，主要還是擔憂身負“貳臣”之惡名。袁世凱派人攜函至青島，“擬以爾巽為清史館總裁，而以于式枚、劉廷琛副之”，但是于、劉二人均堅決拒之。劉廷琛更當面指責趙：“年伯已視袁世凱為太祖高皇帝耶！歷朝之史，均國亡后由新朝修之，今大清皇帝尚居深宮，何忍即修史？年伯如以為可，則與袁世凱好為之；小侄不能從，晦若當亦不能從也?！庇?、劉二人與趙爾巽關(guān)系極為親密，他們明確的反對意見也是趙爾巽躊躇不前的重要原因。

幾經(jīng)蹉跎之后，趙爾巽還是于1914年6月初晉京赴任。在他看來，修史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報先朝之恩，而非簡單的出仕民國?！拔逸吘芟瘸穸?，今逢鼎革，所以圖報先朝者，惟此一事。修史與服官不同，聘書非命令可比?！逼鋵崳谮w爾巽內(nèi)心，修清史以報皇恩正是他此時最想做的事情?！肮钅钜淮幸淮?，始有一代之史。有清關(guān)內(nèi)外垂三百年，事績既多于往代，變遷亦甚于前朝，列帝精勤為治，手批章牘，成為家法。又與歷代垂拱者有間。又史以昭法戒，必當據(jù)事直書，遠年之遺事，或待野史而后詳”，因而“似可偕往致力于此”。

趙爾巽就職以后，明確提出政府對于清史館之用人及編纂問題均不得干涉，袁世凱答應了趙氏的要求。趙爾巽對清史修撰者的選用，有自己明確的考慮。其本人堅定、鮮明的遺民立場，決定了他選任清史修撰人員的標準，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清史稿》修撰隊伍的人員成分與結(jié)構(gòu)。趙爾巽充任館長一職后，“近取翰苑名流，遠征文章名宿”，在具體原則上，“必須由翰林苑起家，學問淵博，掌故熟悉，或精通滿蒙藏各文者方為合格”，并向各地遺老耆儒、文人史家發(fā)出邀請。這些人大都持堅定的遺民立場。

但是，接到邀請者的態(tài)度不一，“是時遺老，有主張修史者，有以為不當修者”，但“卒之應聘者多”。梁鼎芬明確反對清史館的設(shè)立，“國號雖更，少帝尚在，當此時代，公然編纂清史，對于現(xiàn)今幼主而直書前皇之遺事，寧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舉請即中止，卻為穩(wěn)當”。羅振玉接到趙爾巽的信時，“宅中有小池，落成日，都人適有書為趙爾巽聘予任清史館纂修，既焚其書，因顏池曰‘洗耳池’”。梁、羅二人持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李瑞清則以“久已黃冠為道士，不復愿聞人間事矣”，拒之。鄭孝胥，“不愿以委質(zhì)之名，再見于行政之地”，亦拒之。在這些遺民看來，入清史館即是出仕民國，乃是“貳臣”之為。盡管如此，趙爾巽還是網(wǎng)羅了柯劭忞、張爾田、王樹楠、金兆豐、袁金鎧、金梁等大批遺民入館，他們“多以元遺山自況，用修史以報故君”。張爾田認為，“(《東觀漢紀》)即當世所修，何嫌何疑耶”，欣然受聘。金兆豐則奉母命而行，“母蔣太夫人以修史為千古事，勉其行”。其他遺民，如于式枚，雖未到館授職，但也對清史的修撰提出了很多建議。時大清覆滅不久，遜清遺民仍沉浸于故國之亡的悲痛中，修清史成為遺民重要的文化活動，“君自顧儒臣，國亡無所自藎，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其職也”。

據(jù)張爾田、朱師轍的記錄可知，前后受聘于史館的學者共131人，而實際入館工作的大約有90余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調(diào)人員有30余人。在袁世凱當政期間(1914－1916年)，資金充足，史館人員眾多，到第二期(1916－1926年)由于經(jīng)費匱乏，很多史館人員都離職了，第三期(1926－1928年)時，僅剩柯劭忞、金梁、袁金鎧等十幾個清遺民。而在這68位撰稿人中，持堅定遺民立場的就有44位，幾乎占總?cè)藬?shù)的三分之二，如表1所示：

表 1 清史撰稿者統(tǒng)計表

撰稿中的非遺民，或是已出仕民國政府的前清舊臣，如吳廷燮、王式通、王大鈞、袁嘉谷、張啟后、方履中、李景濂、秦望瀾、吳璆、傅增淯等人；或是深受西學影響的新式知識分子，劉師培、夏曾佑、朱希祖、陳敬第、邵瑞彭、藍鈺、楊晉等人，但主要撰稿人還是清遺民。在辛亥革命后，遺民“自是不復談世事”，“閉門著述，以終其身，而家國存亡之故，未嘗一日釋諸懷”；并仍以帝王之禮待遜帝溥儀，“歲時典禮，展覲行朝”；對于民國政府的出仕之邀，則堅決辭之，“吾如處女，少不字，老乃字耶”！國變后，夏孫桐閉門修書，輯錄《清儒學案》、撰修《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袁世凱上位后，曾請王樹楠出面勸說升允罷兵，王認為“不能為亂臣賊子作辭客”，堅決拒之。章鈺臨終前告誡子孫，“以故國冠服斂”，以表其遺民的身份。朱孔彰更是生前就自題墓碣：“清有處士，朱氏孔彰?！痹疰z窮其畢身之力謀宣統(tǒng)復辟，最后醉心在“滿洲國”的美夢中，淪為漢奸?？傊爸饕逭咧?，特別是第三期編纂人員中，清朝遺臣居多，前朝文人為主，父子相隨，兄弟相從，鄉(xiāng)鄰同呼，師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學相應，相互間關(guān)系密切，顯示其獨有的特點，為《清史稿》在其軍閥混戰(zhàn)，經(jīng)費枯竭的條件下便于維系，‘在館之員，等于半盡義務，皆為贊成清史必成之人’”。

清史館在開館初，于式枚、繆荃孫、秦樹聲、吳士鑒、楊鐘羲、何葆麟六人就在擬定的《開館辦法九條》中寫道：“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澤深仁，休養(yǎng)生息。上無失德之君，下無抗令之臣，固屬前代希有，而武功赫奕，拓土開疆，文教昌盛，軼唐紹漢”，如此以來，已然為清史的纂修定下了基調(diào)。清史館的設(shè)立、清史的撰修為遺民寄托故國之思、報答故國之恩提供了寬闊的空間。

二、遺民修清史之著述原則：“內(nèi)清而外民國”

清遺民是傳統(tǒng)政統(tǒng)(君主專制)與道統(tǒng)(儒家文化)的堅定維護者。政治、文化上的立場決定了遺民著述清史的原則是“內(nèi)清而外民國”的，并從體裁確立、體例設(shè)定、內(nèi)容取舍、文字表達等各方面都滲透著強烈的懷念故國舊主情結(jié)。修史是遺民話語表達的便捷方式，乃至成為他們對抗民國、反對新學的得力手段。

其一，關(guān)于體裁問題?！笆分?，先重體裁，體裁不立，末由著筆?！鼻暹z民認為清史修纂在體裁上仍應遵循紀傳體斷代史的舊史體裁。于式枚等人力主效仿《明史》的體裁進行修撰，《明史》集大家之成，效仿《明史》修撰，既秉承清朝修史傳統(tǒng)，又可避免出錯?！皡R聚數(shù)十年之名流，考證三百載之事實，上搜開國之群雄，下錄三王之事跡，數(shù)人同事則類敘，一人數(shù)事則別見，不漏不蔓，體例最善。今日修史，惟專仿《明史》，不必高談皇古也?！倍簡⒊J為，現(xiàn)國體與政體已然改變，為能反映社會文化思潮的新變化，修史不應拘囿傳統(tǒng)，而要采用新史體裁。但是，此建議被遺民拒絕，“各家所上史例，多數(shù)偏于舊史體裁。獨梁啟超建議，頗偏重剏新史體裁。眾以清史為結(jié)束舊史之時，不妨依據(jù)舊史，稍廣類目”，最后，“大體近法明史，而稍有變通”。

其二，關(guān)于史例問題?！肮湃怂灾^修史者，必先定其例”，“史之有例，尤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清史館創(chuàng)辦后，“史例未定，建議蜂起”，而“清史體例，實仿明史”，“其中皆就舊史法立論，不敢講新史學之義例也”。史例問題中，最重要的是史目的確立。經(jīng)館內(nèi)修纂人員討論后，采納了繆荃孫所擬定的目錄，帝紀12，列傳19，志19，表9(參看表2)：

表2 繆荃孫所擬清史史目

該史目在報紙上公布后，遭到新式知識分子的批評。時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國文教員易培基就提到：“見繆君荃孫所編清史例目，誤漏逢午，觸目皆是，以為淺失繆記”。易氏提出該目錄有十三處“失誤”，“本紀微論矣，志目之繁，過于諸史”，如《氏族志》即是滿清宗族，紀傳中有，無需畫蛇添足；列傳設(shè)置不合理，如《諸臣傳》概念不清、與其他列傳有重合之處。除此之外，他建議設(shè)《公主傳》，“世界日趨文明，主重人格，男女不異，各國皆然”，并且還要求設(shè)革命黨籍人列傳，司馬遷有為刺客列傳，班固有為游俠列傳，“何況黨籍諸人，立業(yè)淵宏，規(guī)法覃遠，尤非刺客游俠所能比擬也”。

史館修纂人員對易提出的“志目之繁”等技術(shù)層面的問題進行了調(diào)整，但是對他提出設(shè)立“公主傳”、“黨人傳”的建議，并未采納。最后，柯劭忞、繆荃孫等人確定本紀不變、列傳15、志16、表10(參看表3)：

表3 調(diào)整后的清史目錄

清史體裁框架、史例設(shè)定完全是遺民思想與意志的體現(xiàn)，而這種循舊的文化意識為清史修纂在內(nèi)容取舍、文辭修飾上的“內(nèi)清而外民國”確定了基調(diào)，“清史稿體裁，仿諸明史，既嫌守舊，不能通變。其觀念所在，則純以清遺臣身份，以紀述清事”。故而，在清史纂修中，出現(xiàn)了“趙爾巽諸人，自命為清室遺老，于清豈則多方隱諱，于民國則濫肆詆毀”的結(jié)果。

其三，關(guān)于內(nèi)容取舍問題。遺民在清史撰修過程中，對于清朝統(tǒng)治者的殘暴行徑，以及有損清室帝王尊嚴、后妃名譽的事件，或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而在忠義、列女等傳的安排上，則不惜篇幅，褒揚鋪張。

遺民對于清初朝廷的圈地、屠殺、逃人法等殘暴行徑，或略寫，或回避。諸如“圈地”一事，僅記載：“諭戶部清查無主荒地給八旗軍士……甲寅，免近畿圈地今年額賦稅三分之二”，對于圈地中的野蠻殘暴行為并未有記載。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揚州三屠”、“嘉定十日”等屠殺行為，也只有簡略的記載。1626年，清政府頒布的禁止八旗奴仆逃亡的“逃人法”，稿中亦無任何記載。由此可知，清遺民非直筆修書，“清初入關(guān)，平定東南，屠城慘案，暴戾已極?？登?，清帝游幸，國計民生，交感其困，起自康熙，迄于雍正，慘酷大獄，層出不窮，清室末造，綱紀廢墜，權(quán)閹亂政。勢薰朝野，諸如此類，國之大事，均應詳載，而清史稿則多削而不錄，蓋所以泯沒滿清殘忍變亂之實也，言多隱諱，直道安在”？除此之外，清史重要的“太祖為俘”、“太祖受傷”、“孝莊下嫁”、“世祖逃禪”、“世宗奪位”、“太宗爭立”、“慈禧失德”等事件，都屬影響聲譽之類，統(tǒng)統(tǒng)不見記載。

在撰修《忠義傳》時，遺民不斷增加著錄的人數(shù)，最后確立的目錄中共列444人之多。梁啟超就曾提出：“有清宏獎節(jié)義，而死事之臣，希于前代，惟其希也?！边z民則反對梁的說法，“辛亥一役，晉、蜀、江、閩，遠至新疆，近而湘汴，大臣列將，道義向往(諸人皆應入列傳)，以及地方各官死節(jié)者，尚不可僂數(shù)。革黨方橫，邪說正肆，力為諱詆，無與表揚，邇來公論漸明。浙中吳提學慶坻，方纂《碧血錄》，采訪甚富。將來忠義傳內(nèi)，辛亥不為無人，獎忠之報，無愧于前朝守死之經(jīng)，未淪為末世，自有歷史忠義傳之例在”。因而，大肆褒揚忠義之士，《忠義傳》第十卷中，共收錄辛亥中被殺與殉節(jié)者108人，并贊頌他們“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jié)，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

《列女傳》收錄的四百二十余人中，因事功入傳者極少，“以守節(jié)殉夫者居百分之九十五，其余則以室女事親不嫁，侍婢忠于主婦者著錄焉。若乃以女子而著畸行戰(zhàn)功者，則寥寥無幾焉”。在學者看來，“至著錄清史之諸女悉為庸行，別無赫赫之事跡可見，謂宜改傳為表，題目‘賢媛’，以姓名、邑里、夫名、事跡、年壽分格填寫，旁行斜上，一覽而知，勝于作傳多矣”。

遺民還為民國年間去世的遺民立傳。梁濟、吳寶訓、王國維、沈曾植、勞乃宣、梁鼎芬、張勛等人皆在列傳中占一席位，并稱贊他們“皆碩學有遠識，惓惓不忘，卒憂傷憔悴以死”。遺民為了頌揚節(jié)義的品質(zhì)，更是將王國維列入《忠義傳》而非《文苑傳》?！巴跏峡煞Q者，在積學于躬，著書自稱家言，宜為儒林之冠冕，詎得以忠義一節(jié)蔽之乎”，“王氏之卓卓可稱者，即在學術(shù)一端。籍令忠于一姓，守節(jié)歿世，亦匹夫自經(jīng)溝瀆之為耳，何足取哉”，“考此傳僅寥寥二百余字，未能表王氏學行之十一”！《清史稿》本是紀傳體斷代史，在時間上有明確的上限與下限的規(guī)定，遺民此作法實已違背修史體例。無怪乎后世學者批評：“史稿于民元后逝世之遺臣，一律收入，揆諸斷代為史之例，已嫌不倫?！敝T如此類不合理之處，史稿中甚多。

其四，關(guān)于文字表達問題。遺民在撰修帝紀時，不吝溢美之辭，“至勤”、“至明”、“至仁”等詞處處可見。稿中稱清太祖努爾哈赤，“天錫摯勇，神武絕倫”；太宗皇太極，“帝交鄰之道，實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無以異，嗚呼！圣矣哉”；康熙皇帝，“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光緒皇帝，“光緒恩義兼盡，度越唐明遠矣”等等。而在記載革命黨人的活動時多用“謀亂”、“作亂”等詞，稱呼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為“賊”、“匪”、“寇”，以此來表達自己的遺民立場。

清史稿在內(nèi)容選取、文字修辭方面，皆用清代遺民口吻，對清朝不吝褒揚。時人批評：“修史例有內(nèi)外之分”，“新朝修勝朝史，必以新朝為內(nèi)，勝朝為外”，用“以明主客之分”，但是《清史稿》反其道而行之，持“以清廷為內(nèi)，而以黨人為外”的古怪立場。

遺民在撰稿時，“不奉民國為正朔”，對于民國年間發(fā)生的事均用干支紀年而非民國歷法紀年，“清代遺臣之亡于民初者，清史稿于其歿亡之年歲，多不注述，只云‘未幾卒’、‘旋卒’，只用干支而不奉民國正朔”。

遺民將革命活動定義為“倡亂”、“謀亂”、“謀逆”等。本紀第二十五記載：“宣統(tǒng)三年辛亥，七月壬午四川作亂，八月甲寅，革命黨謀亂于武昌”；《瑞澄傳》：“越月武昌變起，先是黨人謀亂于武昌，瑞澄初聞報，驚慌失措，漫不為備”，《恒齡傳》中亦提及“恒齡抵宜昌鄂亂作”。

對于民國肇造者孫中山，全稿中僅提到一次，且直呼其名。對于革命烈士，多用誣蔑之詞。提到徐錫麟，書曰：“刺恩銘”；談到秋瑾，則書“陰謀亂”。此種情況，“求諸前史，絕無此例”。

這種“以清廷為內(nèi)，而以黨人為外”的修纂立場，直接反映遺民對民國正統(tǒng)地位的拒斥心理?！肚迨犯濉肺谋疽惨虼顺蔀檫z民抒發(fā)孤露遺臣情懷、寄托故國故主之思的絕好載體，“睠睠故君之情，時流露于字里行間”?！肚迨犯濉芬讶徊恢皇敲駠耷俺?，而是清遺民寄寓情懷、思念故國的“私史”。袁世凱逝世后，繼任的歷屆北洋政府對清史館都不重視。史館經(jīng)費奇缺，館員星散。到1920年代，僅剩十幾個遺民還在苦苦堅持。正如金梁所說：“近人每責史稿，謂以民國官修清史，不應立言多背時制，而不知史館修史十余年，實未成書，及議?？蹋瑢嵟R時集款，購稿分印，未用官款一文，不宜以官修官書為衡也?！?/p>

三、遺民修清史之終極評論：“深研究其得失，而得其真相”

《清史稿》刊行后不久，即被南京國民政府封禁。對于《清史稿》文本，朝野上下一片質(zhì)疑、譴責、批判之聲，“時賢之評清史稿者，多謂其乖謬甚多，幾無一顧之價值”。如何評論遺民修清史的得失優(yōu)劣，長期以來學界多有討論。1955年，朱師轍先生論及《清史稿》評判問題時說的，“畢其力以窮其書，深研究其得失，而得其真相，豈非清史稿之大幸歟”，不失為基本公允的態(tài)度。

1927年6月，清史修纂得到了奉系軍閥張作霖較為豐厚的資金支持，史館內(nèi)遺老們準備再用幾年時間對清史進行審核、完善。此時北伐軍已迫近北京，局勢緊迫。趙爾巽已病入膏肓，自知來日無多，于是要求將清史盡快刊印。1928年初，《清史稿》印刷出版。

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接收清史館。新上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奉命對《清史稿》進行審查。此前，易培基就曾對清史目錄提出質(zhì)疑，“此僅一《史例》目，謬誤已多，將來書成，可想見矣”。1929年12月，易培基向行政院長譚延闿上書：“《清史稿》系用亡清遺老主持其事……彼輩自詡忠于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為能事，并不顧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謬百出，開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fā)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他詳細列舉了《清史稿》十九大罪名：“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偽謚”，“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體例不合”，“體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傳志互相不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事跡之年月不詳載”，“泥古不化”，“淺陋”，“忽略”。易培基所列，前七條屬于政治立場的問題，后十二條屬于學術(shù)、技術(shù)層面的。他特別強調(diào)，“況以民國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諸罪狀，若在前代，其身受大辟，其書當然焚毀，現(xiàn)今我國民政府不罪其人，已屬寬仁之至”。根據(jù)易培基的報告，行政院最后決議對《清史稿》“永遠封存，禁其發(fā)行”。

國民政府禁發(fā)《清史稿》的決定，為社會輿論的導向奠定了基調(diào)。1931年，任職北京大學的傅振倫對《清史稿》提出嚴厲批評，認為其“不奉民國正朔”、“違反史家詳近略遠之原則”、“難于征信”、“曲筆之失”、“生人入傳之失”、“稱謂之失”、“稱謂歧出之例”、“互見之失”，“此書不絕，是無天理”！

不過，孟森等學者卻認為，不能僅僅對《清史稿》作簡單的政治倫理批判，而應全面、客觀地認識它的學術(shù)價值，“審查結(jié)果，或有可嫌之處，要之已盡具于是。是本書無謗史之價值，但當指明其應酌正之體例，并出黨史以供參照，為據(jù)稿修為正史時之標準，無毀棄此大宗史料之必要”。而容庚則認為稿中的遺民情懷是情有可原的，其一，“修史者多屬勝朝遺老，不忘故主，間或為之表揚，是誠有之，然明史固亦如斯”；其二，“‘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在此條例被取消之前，竊號自娛，原為中華民國所允許，則彼時不奉民國正朔，再頒謚典，無足怪者，即收諸遺老于列傳中以為效忠者勸，亦當不為舊道德所非難”。再者，《清史稿》對于學術(shù)研究有一定的價值，“夫?qū)W校皆有歷史一門，欲知中華民國肇建之由，不能廢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歷史而不講，即不能廢此一百冊《清史稿》而不用”。

此后，學術(shù)界出現(xiàn)解禁《清史稿》的呼聲。1935年，國民政府對《清史稿》的禁令放松，“(南京)行政院以淸史列傳關(guān)系國家歷史文化”，“經(jīng)院審查決定：所述各書，除中華書局出版之淸史列傳不得據(jù)為底本印行外，其余國史列傳、滿漢名臣傳及國朝儒林列傳等三種準予采用”?！肚迨犯濉穼嶋H上已經(jīng)開禁。

學者們關(guān)于《清史稿》品質(zhì)的爭論仍然在延續(xù)。1936年，陳登原在《讀清史稿偶記》一文中指出：“予自民國二十二年秋，首讀清史稿。至二十五年，又重讀一過。約其疵累之處：其一，為綱常之見太深太露。其二，為褒貶出失，未愜人心。其三，為敘記之言，多有戾謬。其四，為當詳不詳，當略不略。其五，為書事記人，未能適格。其六，為時日不序，先后失第——非敢好謗前輩”。在陳先生所說的六處“疵累”中，筆者以為“為綱常之見太深太露”是《清史稿》最大的問題之所在，也是其被國民政府禁止發(fā)行的根本原因。而綱常名教正是清遺民群體的道統(tǒng)之所在。無外乎金毓黼先生感嘆：“爾許人才國民黨，偏教遺老做文章?！彪m然《清史稿》問題多多，但是后來學者仍對《清史稿》的史料價值給予了肯定，“平心論之，是書積十余年之歲月，經(jīng)數(shù)十學者之用心，又有《國史》原本可據(jù)，而歷朝所修之《實錄》、《圣訓》，及《宣統(tǒng)政紀》，并蔣(良騏)、王(先謙)、朱(筠)三氏之《東華錄》，采摭甚富，史實略備，囊括以成一代之典，信足以繼前代正史之后，而資覽者取資矣”。

終觀國民政府官方對《清史稿》的禁發(fā)，以及社會輿論對《清史稿》的質(zhì)疑與批評，歸根結(jié)底，在于本由政府主導的前朝正史撰修，演變成了清遺民群體表達自身精神訴求的文化行為。朝野上下對《清史稿》的尖銳批評，大都集中在史稿的懷舊政治立場與陳腐遺民情結(jié)。當然，《清史稿》也并非一無是處。從學術(shù)上看，《清史稿》的史料豐瞻，旁征博引；在史例、史目等方面，勉力賡續(xù)傳統(tǒng)，盡管在技術(shù)層面不盡人意，但是它畢竟給后人研究清史留下一份充實的、可資借鑒的資料文本，給中國歷代無一例外的修前朝史這一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一個最終的交待。（節(jié)選自《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