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水滸傳》的作者，其籍貫歸屬問題歷來眾說紛紜，成為學術界長期爭論的焦點。近日，《光明日報》刊發(fā)浙江樹人學院林家驪教授的文章，認為“施耐庵是杭州人”。而《中華讀書報》2014年刊發(fā)泰州興化文史學者莫其康的文章，從歷史文獻、田野調查與考古發(fā)現(xiàn)等維度，論證施耐庵是興化人，這也是目前的主流說法。今天“泰州知道”一并推送兩篇文章，以期于論辯中啟新思。

《光明日報》發(fā)文：施耐庵是杭州人的依據(jù)

林家驪

《水滸傳》是施耐庵編著的章回體長篇小說。關于《水滸傳》的作者，明人記載不一。郎瑛《七修類稿》中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高儒《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崩钯棥吨伊x水滸傳敘》中提到作者時，說是“施、羅二公”。據(jù)記載，水滸原本叫《草莽英雄傳》，施耐庵編著，后由羅貫中提議改為《水滸傳》。施耐庵是錢塘（杭州）人，羅貫中是山西太原人。在明代，田汝成、汪道昆、胡應麟、王圻等，都一致肯定施耐庵是“錢塘人”“越人”“武林人”，沒有任何人提出否定的觀點。但后來施耐庵的籍貫出現(xiàn)了分歧，有浙江杭州和江蘇大豐兩說。筆者支持馬成生先生的浙江杭州說，也認同主張杭州說的諸位先生的觀點，今試再申述之。

首先，從《水滸傳》作者的地理觀來看。林沖故事：林沖被刺配滄州（河北），出東京(開封)，經(jīng)山東聊城野豬林，魯智深送到離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處。從東京至滄州，完全可以直接走，為何經(jīng)聊城？這樣的行程安排令人費解。又林沖（在滄州）問道：“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shù)里，卻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去時，須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碑敃r大雪，湖上應該結冰，而書中的描述如江南春暖水景。武松故事：武松在河北滄州柴進處避難，病愈后準備回清河探望哥哥，清河也在河北，直接去就可，但經(jīng)過山東陽谷，不合常理。宋江江州故事：戴宗送信，該直接從江州到東京，卻又經(jīng)過山東梁山；劫法場后又經(jīng)揭陽鎮(zhèn)（位于廣東）再到梁山。再看宋江征方臘故事：《水滸傳》作者十分清楚地理位置，東線宋江軍，他們沿著運河南下蘇州，再取杭州。所經(jīng)路線為:潤州—毗鄰郡—吳江縣—平望鎮(zhèn)—秀州—崇德縣—臨平山—長安壩—皋亭山—東新橋—杭州。另水軍以李俊、阮氏兄弟等為首，行軍路線為:潤州—江陰—太倉—昆山—嘉定—常熟—海鹽—赭山門—杭州。西線盧俊義軍行軍路線可概括為:宣州—湖州，分兩軍，林沖軍經(jīng)獨松關到達杭州;呼延灼軍經(jīng)德清到奉口鎮(zhèn)直達杭州。宋江軍與盧俊義軍各自為戰(zhàn)，最后在杭州匯合。以上四例，前三例可以看出作者對北方及江西、廣東地理知識所知甚少，以至于不能一一詳細地對地理以及行走路線進行描述，錯誤百出。而第四例宋江征方臘，從各軍行軍路線及以后作戰(zhàn)情況看，足以說明作者施耐庵是一個精通杭州及其周邊地理的人，路線安排合理、細致且準確。

其次，《水滸傳》中關于梁山泊的描寫。《水滸傳》作者熟悉西溪。他描寫梁山泊景色，很可能是以西溪自然景色為素材的?！端疂G》戲寫梁山泊：“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保ǜ呶男恪峨p獻功》）到《水滸傳》：“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薄案坫庥侄?，路徑甚雜，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薄斑@石碣村湖泊，正傍著梁山水泊，周回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保ǖ谑呕兀?；杭州西溪，處處有小渚、灘涂，蘆葦連成曲曲折折的小港。這些都是江南水鄉(xiāng)特色?！端疂G傳》書中寫梁山好漢兩戰(zhàn)童貫、三敗高俅，其水戰(zhàn)場面，似乎都是依照西溪的水網(wǎng)描繪的。書中寫道：高俅率領的大海鰍船隊進入梁山泊，只見港汊四散錯落，蘆葦叢中鉆出千百只小船，水面猶如飛蝗一般。“看看逼將攏來，一個把鐃鉤搭住了舵，一個把板刀便砍那踏車的軍士。”只聽得蘆葦中鑼鼓大振，艙內軍士齊聲喊道：“船底漏了”，前船后船，皆盡漏水，眼看就要沉下。四下小船，如螞蟻般，朝著大船涌來。最終高太尉落水，束手就擒。（第八十回）此種場景，唯有在西溪這般特殊的水網(wǎng)地帶才會出現(xiàn)。倘若在寬廣的八百里梁山泊水面，不可能有縱橫交錯、密如蛛網(wǎng)的港汊供飛蝗般小船藏匿，也難以有無處不在的蘆葦叢讓無數(shù)小船鉆出。西溪的水網(wǎng)由沿山河、五常港、紫金港、顧家橋港、嚴家港和蔣村港六條河流縱橫交匯，形成了獨特的濕地景致，其間水道如巷、河汊如網(wǎng)、魚塘櫛比、諸島棋布、魚鱗狀魚塘，水中遍布蘆葦和蓼草，形成獨特的江南水網(wǎng)。進入水網(wǎng)地帶，港、灣、灘、蕩、蘆葦、雜樹等曲折迂回，宛如迷宮。

再次，《水滸傳》中諸多地名的來源。《水滸傳》里的地理地名、山川形勝、物產民俗，隱含著許多杭州元素與西溪的痕跡。《水滸傳》中的部分地理背景取自杭州。隱現(xiàn)的西溪村落：西溪村是《水滸傳》中極為重要的故事發(fā)生地，晁蓋“七星聚義”，智取生辰綱后投奔梁山，在作者所述，隱現(xiàn)西溪的背景。晁蓋原是“東溪村”的保正、豪杰，吳學究吳用亦是東溪村人，與晁蓋自幼相交。東溪村與西溪村隔溪相鄰。蓼兒洼，石碣村：所謂“蓼兒洼”，茫茫蕩蕩，溝汊縱橫，便是今天的西溪濕地，古稱南漳湖。西溪濕地涵蓋沿山河流域和塘河水網(wǎng)，古時面積達60平方公里，遠比現(xiàn)在廣闊?！端疂G傳》中有一重要之地為石碣村，是阮氏三雄的居住之所，在蓼兒洼邊上，有如杭州西溪的真實景象描述。所謂“石碣村”為西溪秦亭山下當時的某個小村落。古人傳說秦始皇駐蹕錢塘，登秦亭山望海，立碣石，建山亭，故而得名。安樂村，黃泥崗：在《水滸傳》中，離黃泥崗十里處有一個安樂村，是白勝的住處，也是智取生辰綱七位好漢密謀策劃和藏身聚義的一個好地方。書中的安樂村，實際上在杭州真實存在。《杭州府志》記載，安樂山高三十丈，周長三里，俗名唐家山，因“安樂山茶”和“安樂泉”而聞名。晁蓋等七位好漢智取生辰綱的黃泥崗，于西溪亦有跡可循，現(xiàn)今在桃花塢的入口處，叢林中仍有一條偏僻小路蜿蜒起伏，經(jīng)過一個小山崗，再直通山頂，古時是一條泥路，人稱黃泥崗，附近村民口中至今仍流傳著古時候黃泥崗強盜劫路的傳說。

最后，杭州方言在《水滸傳》中的顯現(xiàn)。杭州浙地方言無處不在，如“家生”：在第二回，史進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槍棒”，浙人稱槍棒等打人工具為“家生”。如“菜蔬”：在第四回，“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三雙箸，鋪下菜蔬、果子、嗄飯等物”。這里說的“菜蔬”，是菜肴的統(tǒng)稱，是杭州及浙地方言?！班娘垺币酁檎阏Z（嗄，杭語與“塞”同音），指下飯小菜。在第二十三回：“果子菜蔬，盡都裝了?！比纭绊健保涸诘谌?，武松大戰(zhàn)飛天蜈蚣道人，“讓那先生兩口劍斫將入來……”“斫”乃杭州及浙地說的砍劈之意。如“回”：在第四十六回，揚雄、石秀在祝家店吃酒，見堂檐下插著許多樸刀，石秀想買一把，與店家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樸刀用如何？”“回”是杭州浙地方言，指從別人手里轉買某樣東西。又杭州方言中的兒綴詞出現(xiàn)甚多。如第三回：“又只一拳，太陽上正著，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比绲诙兀骸拔渌烧?，看看酒涌上來，便把氈笠兒背在脊梁上，將梢棒綰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比绲诙幕兀和跗鸥嬖V西門慶，我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歷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個裁縫來做。”“雌兒”指的是潘金蓮。如第六十回：“交鋒盡是哥兒將，上陣皆為父子兵?！比绲诹兀骸氨澈笥质遣宄峄⒗讬M，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卻似蝦兒逢巨浪，兔子遇豺狼?！比绲谄呤幕兀旱晷《?“休道別人取笑!那貨郎兒是一個小小后生，做得甚用!”如第四十四回連用15個“兒”字描寫潘巧云的形象。如第八十四回：“青氈笠兒，似千池荷葉弄輕風；鐵打兜鍪，如萬頃海洋凝凍日?！?/p>

本文來源于《光明日報》（2025年09月22日13版）

《中華讀書報》發(fā)文：施耐庵到底是哪里人?

莫其康

目前，關于施耐庵籍貫的多數(shù)研究，傾向于“江蘇興化”為施耐庵的出生地，同時認為他可能曾在錢塘等地生活或游歷。本文通過梳理歷史文獻、田野調查與考古發(fā)現(xiàn)可以發(fā)現(xiàn)，施耐庵為江蘇興化人的論斷擁有更為堅實的證據(jù)鏈。本文綜合考察施氏后裔口述傳承、興化施家橋村現(xiàn)存“硯臺地”故居遺址、《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等出土文物，以及專家組的調查結論，同時辨析古白駒場與今白駒鎮(zhèn)的歷史地理關系，論證施耐庵雖曾流寓杭州，但其出生地、定居地及主要活動區(qū)域均在元代白駒場（今屬興化市新垛鎮(zhèn)施家橋村）。

有關“施耐庵故居”的爭議

施耐庵是興化人，這是后裔們一代代口口相傳、字字相承下來的遺存。2014年初，我們赴興化市新垛鎮(zhèn)施家橋村調查，在采訪施耐庵后裔施寶安、施祥松、施祥凱、施恂廣、施恂輝、施恂銀時，這6位老人一致認為：“始祖耐庵公出生地和定居地都在白駒場倪卲莊（今施家橋），直至第九世奉橋、隆橋、石橋、板橋、柳橋老祖，始有分支遷出，但‘施家三橋’仍是施氏族人的主要聚居處?！笔┓顦虻厝谐霈F(xiàn)的“白駒場街市居住”字樣，是九世孫施奉橋遷居白駒場街市的最早物證。施氏第18世孫、83歲的施寶安老人重申：“施耐庵故居‘硯臺地’位于施家橋村河西40號，與施耐庵墓地同處一條水平線上，一西一東，兩處相距350米，這絕不是偶然的?！倍?989年12月由大豐縣白駒鎮(zhèn)編志委員會編纂、內部印行的《白駒鎮(zhèn)志》卻將施耐庵故居說成在白駒，該志第377頁有述：“白駒鎮(zhèn)北街的施氏宗祠是施公耐庵故居改建而成”。這一說法后成為浦玉生所著《施耐庵傳》引據(jù)的“史料”。歷史的真相是，清咸豐五年施埁（峻峰）所撰《建祠記述》（《施耐庵研究》，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說：“其祠由國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燦公與族伯美如公侭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笔┦献陟?，明明是由施耐庵第十二世孫施“奠邦公宅”改建，怎么到了《白駒鎮(zhèn)志》修志者筆下就改為“施耐庵故居”？施氏族長施祥愷強調指出：“施家三橋及周邊的張舍、清水灣、何家橋、施童、圣家舍等8個莊舍（分屬興化新垛、大營兩鎮(zhèn)），聚居著施耐庵后裔700多戶、3000多人，合陳鎮(zhèn)施氏后裔也有100多戶，而大豐白駒本街不過幾十戶。我們從未到白駒祭過祖，只有外地的施氏后裔到施家橋施耐庵陵園來祭祖，因為施氏的總根子在施家橋?！爆F(xiàn)在無論是出土文物、古籍文獻，還是早年的民間傳說，都找不出浦玉生所著《施耐庵傳》中記述的關于“施耐庵出生在白駒場街市”、“出生在茅家園”、“在白駒場街市有茅屋三間”的任何證據(jù)。

兩譜、兩志與遺址

施耐庵是興化人，不僅有兩譜（《施氏家譜》、《施氏家簿譜》）兩志（《施耐庵墓志銘》、《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可證，且有興化市新垛鎮(zhèn)施家橋村“施耐庵故居遺址”尚存。拙作《1952年、1982年施耐庵身世調查成果的檢閱與思考》（《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已予考辨，茲不贅述。1978年出土的《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有“彥端會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懷故居興化遂白駒”的磚刻記載，上述“懷故居興化遂白駒”（承前省略，說明白駒屬興化）。1928年11月8日《新聞報》所刊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記述得很清楚：“今秋瑞亭奉公調查戶口，迤邐長途，按戶編籍，至興化屬之白駒鎮(zhèn)有施家橋者，見其宗祠中，所供一世祖，諱耐庵，心竊疑焉，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滸》之施耐庵?！?943年抗日民主政府興化縣縣長蔡公杰在施耐庵古墓前建坊所撰碑文中亦記述：“邑之東北隅有施家橋者，施氏之故廬也。考施氏族譜所載，先生避張士誠之征而隱于此?！倍≌A、蘇從麟的《施耐庵生平調查報告》（1952年第21號《文藝報》）篇首就指稱“施耐庵故鄉(xiāng)——興化縣老圩區(qū)施家橋”。徐放的《再次調查有關施耐庵歷史資料的報告》（《明清小說研究》1986年第2期）開篇亦認為“施氏故鄉(xiāng)興化縣”?！跺X鋒談1952年施耐庵身世調查》(《博覽群書》2012年第6期)說得很清楚：“興化施耐庵墓我們去看過……施耐庵腳印的具體地點回憶不起來了，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家房子很舊，據(jù)說施耐庵在這住過（筆者按：即施家橋“硯臺地”施耐庵故居遺址），正好走到那，有個街道，我們也把腳印伸進去量一量，記得當時是聶紺弩先量腳印的，我是最后一個量的。我記得量過后還風趣地說：‘乖乖，施耐庵大文豪腳也大，我是小作家所以腳不大?！薄笆┠外衷谂d化一帶，有子孫后代，有宗祠，有墳墓，我們認為施耐庵確實是興化人?！?/p>

古白駒場與今白駒鎮(zhèn)

施耐庵是興化人，也是對當前施學研究中一些似是而非說法的匡正。容易讓人迷糊的是，多年來有人將白駒、白駒場草率地說成是“今大豐市白駒鎮(zhèn)”、“白駒場（現(xiàn)屬鹽城市）”、“古白駒場即今白駒鎮(zhèn)”，這些說法純屬誤導，應予澄清。拙作《古白駒場及施耐庵籍貫考辨》（《博覽群書》2013年第2期）對此辨析得很清楚：古白駒場與今白駒鎮(zhèn)是兩個概念，不能混同。一是白駒（場）、鎮(zhèn)成名時代不同。白駒場成名于元代，古白駒成名更早，白駒鎮(zhèn)則成名于晚近。二是區(qū)位不同。從嘉靖白駒場圖和今白駒鎮(zhèn)地圖對比中可以看出，古白駒場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西，今白駒鎮(zhèn)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東。三是面積不等。據(jù)明嘉靖《兩淮鹽法志》記載，當時的白駒場域面積為180平方公里；據(jù)1988年底修編的《白駒鎮(zhèn)志》記載，白駒鎮(zhèn)總面積則為58平方公里；區(qū)劃調整后，對外公布的白駒鎮(zhèn)總面積是113平方公里。四是白駒場域大部分今天仍在興化市域內。據(jù)《白駒鎮(zhèn)志》載“宋元時期地方文獻無征，白駒場西部具體邊界不可考，但白駒場西部有鹽灶應屬于白駒場，是大體可信的”；又據(jù)清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一）·四境全圖》標記，范公堤以西的上五灶、下四灶等皆在興化市境內，今新垛鎮(zhèn)施家橋村無疑在白駒場域內。白駒場今跨越興化、大豐兩市，且大部分今天仍在興化市境內，這是不容置疑的。還有一種說法，也是經(jīng)不住推敲的：“施耐庵生活著的時代這兒不叫‘興化白駒場’，而稱泰州海陵縣白駒場，《中國歷史地圖集》也是這樣標注的?！笔聦嵅⒎侨绱耍┠外稚畹臅r期，歷經(jīng)元朝元貞到至正十四朝直至明洪武三年，復旦大學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時期圖組編例中注明：“前期全圖以1280年（至元十七年）為準，后期全圖以1330年（至順元年）為準”。元前期1280年施耐庵還沒有出生，元后期施耐庵生活的時期，白駒場隸屬于揚州興化的行政區(qū)劃又迭遭多次演變。清顧祖禹撰，賀次郎、施和金點校的《讀史方輿紀要》卷八第355頁轉載：“元志：‘至元十年，嘗置河南等路行省于襄陽，十三年又置淮南行省與揚州，尋皆改廢。至正中復置淮南行省于揚州?！倍T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元后期僅有一份圖組，將施耐庵生活時期的白駒場位置標在“河南與江北行省”顯然是不全面的，是不能說明問題的，不足為據(jù)。我們專此致函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請教，時任《中國歷史地圖集》分主編的老專家趙永復先生復函指出：“《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清圖按體例只畫路、府、直隸州界，不表示屬州、縣級界線，縣級以下地名，不能反映其屬縣?！币虼?，所謂“泰州海陵縣白駒場”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學界、調查團的考證

施耐庵是興化人，無論從籍貫，還是從故里來考證，都有可靠依據(jù)。北京大學侯忠義教授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興化》和上海大學朱恒夫教授所撰《〈水滸傳〉作者為江蘇興化人》，均持論公允。至于有人以為“在大豐市白駒鎮(zhèn)建有施耐庵紀念館，那施耐庵就是今大豐市白駒鎮(zhèn)人”，這種認識也是片面的。殊不知，在山東濰坊市和河南省范縣都建有鄭板橋紀念館，并不能證明鄭板橋是濰坊人或范縣人一樣，鄭板橋依然是興化人。據(jù)南京知名學者告知，省里原定將施耐庵紀念館建在興化，而興化時任領導不重視，執(zhí)事者沒有大豐人積極，以為興化歷史名人多，以致旁落。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教訓，值得認真總結。其實，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教科書就稱“施耐庵為元末明初興化縣白駒場人”，這是客觀準確的表述。若如有人所言，施耐庵是泰州白駒場人，為什么歷代《泰州志》對施耐庵無載，而民國《興化縣志》對施氏列傳及墓志有載！毋庸諱言，張士誠是地地道道的泰州草堰人，無怪乎清道光《泰州志》等對張士誠有載，而歷代《興化縣志》對張士誠無載。張士誠是亭人應歸于灶籍，施耐庵是耕讀之人應歸于民籍，二者迥異，彼此不同的身份籍貫怎么可以混淆？張士誠是泰州人，施耐庵是興化人，涇渭分明，有人將張士誠、施耐庵的里籍混為一談，認為是同鄉(xiāng)，都是泰州白駒場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只能自證其謬。

施耐庵是興化人，是因為1952年中央文化部調查團南下興化開展的施耐庵身世調查和1982年江蘇省社科院邀請全國16位《水滸》研究專家開展的施耐庵文物史料的調查，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兩次調查都肯定了興化施耐庵的存在，在施耐庵研究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用系統(tǒng)研究的方法來分析，《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施讓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處士施公墓志銘》是“紙上之材料”，山東、江蘇、浙江綿延千里、流傳百年的施耐庵軼聞傳說是“口述史料”，它們既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機的整體。歷次調查所獲取的出土文物、家譜和民間傳說等多重證據(jù)，在興化施耐庵身上大體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興化人施彥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滸傳》的作者。從文化生態(tài)學的研究視角看，興化位于江蘇中部、長江三角洲北翼，東臨黃海，西依運河及高郵湖，北枕淮水，南頻長江，地處江、淮、湖、海之間，里下河地區(qū)腹部，四面環(huán)水，具有“水滸搖籃”賴以產生的鍋底洼、荷葉地、蘆葦蕩、水滸港等獨特的歷史地理環(huán)境，可謂“枕吳楚之交，襟江淮之風”，享天地之靈氣，得文化之精華，是運河和江淮流域的“水文化”滋育了《水滸傳》，為施耐庵創(chuàng)作提供了養(yǎng)分和素材。

“施彥端”與“施耐庵”

施耐庵是興化人，是因為施耐庵確實流寓過錢塘（今杭州），有史料可稽。章培恒先生在《復旦學報》（社科版)1982年第3期撰《施彥端是否施耐庵》一文中認為：“說施彥端就是施耐庵，本來很難使人相信。因為《水滸》舊本署‘錢塘施耐庵的本’，其人自當為錢塘人，與白駒的施彥端什么相干？但是，前幾年出土的《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卻有這樣的記載：‘……生曾祖彥端。會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懷故居興化，遂白駒。生祖以謙。’可知彥端確曾長期‘家’于浙。因此，他曾被視為浙江人甚或曾經(jīng)入籍浙江，都不是不可能的；而錢塘正是浙江的省會。這樣，施彥端跟施耐庵不可能是同一個人的最根本的原因，就不復存在了?！薄翱傊?，我的看法是：根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我們今天可以承認施彥端即施耐庵?！鄙綎|大學袁世碩教授在《東岳論叢》1983年第6期撰《〈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問題》一文中認為：“原籍興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與錢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無矛盾?！焙{兩岸合作發(fā)展基金會顧問、臺灣專欄作家協(xié)會秘書長、前《中央日報》總經(jīng)理、山東鄆城人李在敬先生于1992年11月20日在臺灣《中央日報》上撰《梁山泊是施耐庵的故鄉(xiāng)》一文中認為：“興化縣即是梁山泊。施耐庵的故里興化縣施家橋，據(jù)查勘其地理環(huán)境，為四面環(huán)水，周圍阡陌縱橫，如不熟悉路徑，很容易迷路，而這水鄉(xiāng)澤國的風貌，與《水滸傳》中對梁山泊的描述非常相似，施氏筆下的梁山泊似是以其故里為藍圖而撰寫的。根據(jù)此一發(fā)現(xiàn)，《水滸傳》七十回本，似應為施耐庵所作無誤，同時也可證明，他寫《水滸》雖以位在山東西南部的梁山泊為《水滸傳》的地理背景，但他未到梁山泊實地勘察地形，而以故鄉(xiāng)施家橋的地理環(huán)境為設想，而加以構寫的。古時交通不便，文人閉門虛構，寫的又非正史，應是常有的事，文采如蘇東坡，他所寫的赤壁賦，地理環(huán)境就不對，可為一大例證?！庇芍行颗鷾?，文化部、中國文聯(lián)、財政部主辦，中國美協(xié)承辦的“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chuàng)作工程”，2012年5月25日公布的第131項選題關于“四大名著”的簡介中，將“錢塘施耐庵”與“興化施彥端”認定為同一個人：“施耐庵（公元1296—1371年），名耳，又名肇瑞，彥端，字子安，號耐庵。”這是權威部門對主流學術成果的認可，是對先賢的告慰。

本文來源于《中華讀書報》（2014年12月10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