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務印書館推出了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修訂本》。這套書中，葛兆光以個人的觀察角度與理解視野，對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歷史進行研究與描述。值此書出版，“從‘一般思想’到文明對話——《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平裝本首發(fā)暨學術研討會”舉辦。

《中國思想史·修訂本》

作為本書的作者，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以 “越境之思” 為題發(fā)表了主旨演講。

葛兆光首先從歷史維度看思想的跨界流動。他以1905年德國探險隊在新疆吐魯番景教遺址發(fā)現(xiàn)的敘利亞文殘片為引子，指出近年已有中國學者考證出這是亞里士多德《范疇篇》的相關內(nèi)容，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表明，早在9-13世紀，希臘哲學思想就已通過景教傳播至當時的高昌（今新疆地區(qū)）。他感慨，思想文化的跨界交流其實數(shù)量眾多且歷史久遠，遠超我們以往的認知。

“思想傳播與交錯的中心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發(fā)展不斷移動的。”葛兆光舉例說，中古時代的西域曾是東西文明交匯的“地中?！保蔀樗枷虢涣鞯暮诵膮^(qū)域；而15世紀之后，東部亞洲的思想交流中心則轉移到了環(huán)東海南海區(qū)域。這就要求思想史研究必須突破傳統(tǒng)的王朝與帝國乃至現(xiàn)代國界的框架限制，關注思想史中心的空間移動與變化軌跡。

跨界流動中的思想必然發(fā)生變異。葛兆光討論了思想在跨越國界過程中出現(xiàn)的形態(tài)改變：佛教傳入中國、朝鮮、日本后，各自發(fā)展出了鮮明的本土特色；摩尼教在福建霞浦的道教文書中得以傳承延續(xù)；封建制與郡縣制在中日語境中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思想的跨界絕非簡單的復制粘貼，在跨界移動過程中，思想往往會因為傳播者的不同身份，再加上本土文化背景的解讀與重構而發(fā)生變異，形成新的思想形態(tài)。

葛兆光贊同全球史對“聯(lián)系”的強調(diào)，但同時也提醒學界必須注意傳統(tǒng)國家對思想的形塑與限制作用。他以包容差異的羅馬帝國與追求統(tǒng)一的秦漢帝國為例，指出東亞尤其是古代中國的思想變異往往深受政治文化的影響，不能因為片面強調(diào)“聯(lián)系”而忽略了國別的特殊性。

葛兆光

商務印書館編審、原總編輯陳小文指出，葛兆光突破了傳統(tǒng)思想史專注于精英奇思妙想的獵奇模式，轉而將一個時代的“常規(guī)之物”——“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作為研究基礎與核心。這一范式轉換，使思想解釋必須基于具體歷史處境，并在整體性的歷史進程中展現(xiàn)社會與民族的共同命運，為思想史研究找到了更為可靠的基石。

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雷啟立談道，《中國思想史·修訂本》打破了傳統(tǒng)思想史以概念、人物為主體的寫作框架，將社會知識、民間信仰，甚至占卜等以往被忽視的材料都納入了研究范疇。“同時，葛兆光先生的寫作文風機智靈動，很多地方既像是師生同儕間的平等對話，又仿佛是作者的自省自語，如切如磋，能夠有效引導讀者共同參與思考?！?/p>

在捍衛(wèi)人文學價值方面，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郁振華指出，在全球唱衰人文學科的背景下，《中國思想史》直面后現(xiàn)代史學挑戰(zhàn)，描繪了中國心靈轉進的畫卷，關注人類基本價值。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評論，該書以“一般常識事件”切入，讓抽象命題下沉到古人日常，使思想史成為“有體溫的平民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