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奧斯曼人的起源其實并無可靠的史實支撐，大致上說，他們的核心在源頭上是不斷向西遷徙的、來自內陸亞洲的游牧部落成員，其在遷徙過程中皈依了伊斯蘭教。來自內陸亞洲的游牧部落早在11世紀曼齊刻爾特之戰(zhàn)后就進入了小亞細亞半島，這同時開啟了小亞細亞地區(qū)的伊斯蘭化。11世紀末，塞爾柱王朝分裂，從中分出的羅姆蘇丹國，以科尼亞為中心，控制了小亞細亞的重要地區(qū)。13世紀中葉，蒙古人的到來對羅姆蘇丹國造成重創(chuàng)，后者成為蒙古人的附庸，于14世紀初滅亡。與此同時，蒙古人在1258年滅亡了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蒙古人的征服給小亞細亞地區(qū)帶來了巨大動蕩，游牧民族向西的遷移更加頻繁。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奧斯曼人趁機崛起。他們混合了流民、游牧部落、對戰(zhàn)利品的追逐和宗教狂熱等多種元素，一般認為奧斯曼人是一個生長于邊疆社會的、混雜的“劫掠集團”，最終從一個邊疆地區(qū)的公國發(fā)展為一個規(guī)模巨大的中東帝國。

奧斯曼集團的核心，是有著內陸亞洲游牧社會背景的、講突厥語族語言的奧斯曼家族，信奉伊斯蘭教。不過，至遲到13世紀末的時候，奧斯曼部落已不再是一個典型的游牧群體了，其失去了很多游牧特征，比如，季節(jié)性的轉換牧場這種做法，最晚到奧斯曼一世時代（1280—1324）初期就已經不存在了，相應地，奧斯曼人的傳統(tǒng)部族紐帶也不重要了，但一種新的能夠把人們團結起來的方式出現了，這就是備受爭議的參與伊斯蘭“ 圣戰(zhàn)”（gaza/????）的“ 加齊” （gazi/????，為信仰而戰(zhàn)的武士）的共同體意識。奧斯曼及其兒子奧爾汗（1324—1362 年在位）都有“ 加齊”稱號，并率領同輩的戰(zhàn)士們參與“ 圣戰(zhàn)”。但這不是正統(tǒng)伊斯蘭神學所謂的“ 圣戰(zhàn)”，他們所做的就是一種集團式劫掠，還與周邊的、同屬突厥系的公國沖突不斷。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奧斯曼帝國經常被誤以為是由來自內陸亞洲的游牧民族所創(chuàng)立的“ 大陸帝國”，但實際上，奧斯曼帝國在很長時期內也算一個海陸復合型帝國，無論是北邊的黑海，南邊的地 中海還是波斯灣以東地區(qū)，奧斯曼人要么將其收入囊中，要么在那里開展海上行動。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的疆域涵蓋從巴爾干、東南歐地區(qū)到小亞細亞再到阿拉伯地區(qū)和北非，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區(qū)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是奧斯曼帝國的實際控制范圍。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奧斯曼帝國視為一個大陸帝國，還應該考慮到它在地中海地區(qū)長期的霸主地位。歷史上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東部曾擁有非常強大的海軍力量，北非地區(qū)的領土主要也是靠海軍的力量來維持的。當然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有那個時代比較普遍的特征，就是主要利用海盜作戰(zhàn)。

歷史上，奧斯曼人其實并不喜歡別人稱呼自己為“ 土耳其人”（Turk，或者突厥人），他們也不會這么自稱。這是為什么呢？簡單來講，自古以來，某個群體如何稱呼自己（自稱）和別人怎么來稱呼或看待它（他稱），這中間往往是有差異的。隨著奧斯曼人力量逐漸發(fā)展壯大，西方人把活躍在小亞細亞地區(qū)的這些長相、語言、習俗、宗教相似的部落或者是部落聯盟，都稱作土耳其人，歐洲人長期稱奧斯曼帝國為土耳其帝國。歐洲人這種說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的同代歐洲人所使用的Turquie。講突厥語族語言的部落當然有自己的部落身份或認同，比如，奧斯曼部落的名稱來自一個叫奧斯曼的著名酋長，這往往是內亞游牧民集團命名的一種習慣，建立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1037—1194）的游牧民集團的名稱，其實也是來自一個叫塞爾柱的著名的部落酋長。這些游牧部落都有各自的身份和認同，但自身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所謂“ 土耳其人”或者“ 突厥人”的認同。外人可能對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界定，比如，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認知里面就會將他們統(tǒng)稱為“ 突厥人”，前面講到的歐洲人對這些游牧部落的指稱也是這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里講到的“ 土耳其”或“ 突厥”是比較泛化的一種統(tǒng)稱，顯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民族認同， 所以，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奧斯曼人的國家繼續(xù)發(fā)展，它以后怎么自稱呢？就是叫“ 偉大國家”（Devlet-i Aliyye），大概有“ 天朝上國”的意思。奧斯曼人當然也知道波斯—阿拉伯的那個認知傳統(tǒng)，而且波斯—阿拉伯這個認知傳統(tǒng)也進入了奧斯曼的文化或歷史書寫中，這對奧斯曼人是有（再）教育意義的。所以，也不能說奧斯曼人對土耳其或突厥沒有認識，或者說他們完全遺忘了出身，他們至少也會承認自己說的語言是突厥語；但是，精英階層、統(tǒng)治階層的人還是不愿意認同“ 突厥”，而更喜歡自稱為“ 奧斯曼人”（Osmanl?）。在當時，如果日常說起“ 土耳其人”或“ 突厥人”，主要是指有游牧背景的、較為不開化的那些部落民。這是奧斯曼帝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一個情況。

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著廣袤的領土，內部有著非常多元的文化身份，這常常體現在奧斯曼帝國君主的稱號上。這些頭銜中包括跟伊斯蘭有關的“ 加齊”（字面意思是為信仰而戰(zhàn)的武士），跟中東地區(qū)歷史傳統(tǒng)有關的“ 蘇丹”（Sultan），然后，還有跟內陸亞洲有關系的“ 汗”或“ 可汗”（Khan），以及跟波斯有關的“ 帕迪夏”（Padi?ah，意思是“ 大王”），此外還有跟歐洲傳統(tǒng)有關的“ 愷撒”（Caesar）等。當然跟穆斯林關系最密切的，是在16世紀奧斯曼帝國達到鼎盛后更多采用的“ 哈里發(fā)”（指的是先知的繼承人）這個頭銜，一直延用到1924年。

所以，僅僅從這些表面的現象就可以看得出來，奧斯曼帝國是一份非常復雜的遺產。研究奧斯曼帝國史的著名專家哈里勒·伊納爾哲克（Halil ?nalc?k）打過一個比方，說奧斯曼帝國就像一把傘，傘下面罩著一群有著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族群以及次級政治體。奧斯曼帝國作為一把傘，蘇丹就是這個傘的頂尖，維系帝國需要的就是對蘇丹的效忠。這個帝國是建立在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的基礎上的。理想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建立在“ 一族一國”基礎上的，但實際上當然很難完全做到。奧斯曼帝國的文化和族群是多元的，在傳統(tǒng)的技術條件下，就跟其他很多規(guī)模較大的政治體一樣，很多時候它都要通過“間接統(tǒng)治”來維持運轉。

本文選自《從巴格達到伊斯坦布爾：歷史視野下的中東大變局》

在從安納托利亞西北部的一個小公國向國家和帝國的轉變過程中，奧斯曼政權首先著力經營和征服的是基督教地區(qū)，尤其是東南歐巴爾干半島，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發(fā)展成為一個巴爾干大國。到1356年，奧斯曼人已經控制了達達尼爾海峽，打開了通向歐洲的大門。之后，他們渡過達達尼爾海峽，開始在歐洲攻城略地，用了差不多100年的時間征服了整個巴爾干半島，其中最重要的，是1453年“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 II，1444—1446 年、1451—1481年在位）率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到15世紀晚期，土耳其人已經據有整個小亞細亞以及巴爾干半島上的保加利亞、馬其頓、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阿爾巴尼亞等地?？梢哉f，隨著奧斯曼人在歐洲的擴張，其治下的人口中基督徒的比例逐漸提高。

進入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繼續(xù)征戰(zhàn)擴張。蘇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時期，其擴張主要表現為對伊斯蘭世界的領土兼并。奧斯曼人的軍隊于1514年在小亞細亞東部的查爾迪蘭（Chaldiran）重創(chuàng)什葉派的薩非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伊思邁爾一世（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的軍隊。此后， 奧斯曼帝國將擴張的矛頭主要指向了以埃及為基地的馬穆魯克王朝（Mamluk Dynasty，1250—1517）。1516—1517年，奧斯曼人征服了馬穆魯克王朝，把敘利亞、埃及和阿拉伯半島的漢志地區(qū)納入統(tǒng)治 范圍，結果之一就是帝國的穆斯林人口比重明顯上升。

征服埃及之后，奧斯曼土耳其人繼續(xù)在北非、歐洲和地中海上 取得一系列進展，1529年攻陷阿爾及爾，1574年占領突尼斯。在東南方向，奧斯曼軍隊將亞美尼亞大部、格魯吉亞一部分以及包括巴格達在內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南部都納入了帝國版圖。在東北方向，衍生自蒙古四大汗國之一金帳汗國的克里米亞汗國奉奧斯曼帝國為宗主，黑海北岸（今屬烏克蘭的草原地帶）也被納入了帝國版圖，黑海成為奧斯曼帝國真正的內湖，成為定都伊斯坦布爾的奧斯 曼帝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安全保障。在西北方向，土耳其人于1504年吞并了羅馬尼亞，1521年攻陷貝爾格萊德，1526年占領布達佩斯。1529年蘇萊曼大帝（Süleyman I，1520—1566年在位）率軍進攻維也納受阻，此后奧斯曼土耳其人與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在中歐對峙一個半世紀。奧斯曼帝國在海上的擴張也很成功：1522年征服了羅得島，1538年占領亞丁，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島，1669年奪取了克里特島。

奧斯曼帝國在16世紀初已成為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

隨著帝國版圖的迅速擴大，其人口總數也從1500年的900萬增至1600年的2800萬，但這大部分是由帝國版圖擴大帶來的。1600年后，隨著帝國領土面積的縮?。ㄈ?9世紀初希臘的獨立），奧斯曼的人口總數下降到了2400萬，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世紀晚期。1500年，小亞細亞地區(qū)有600萬人，1600年后達到750萬人，到1800年增長到900萬人。根據布羅代爾的估算，在1600年左右，奧斯曼帝國的人口在2200萬到260 萬，其中，歐洲領土上約800萬，亞洲領土上約800萬，埃及有200萬到300萬，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有200萬到300萬。土耳其學者巴爾坎（Barkan）認為，1520—1530年，小亞細亞和巴爾干共有1200萬到1300萬人，1580年左右時有1700萬到1800萬人，到1600年左右，奧斯曼帝國可能有 3 000 萬到 3 500 萬人，不過布羅代爾認為這個估計過高。在奧斯曼帝國的非穆斯林中，最多的是希臘正教徒，不過，大敘利亞地區(qū)和伊拉克還有敘利亞正統(tǒng)教會［ 雅格派（Jacobites）］和聶斯托利派（Nestorians），埃及還有比較多的科普特人（Coptic）。小亞細亞東部和伊斯坦布爾有相當多的亞美尼亞人，不過，亞美尼亞教派的中心在伊朗。黎巴嫩有馬龍派（Maronites），他們跟威尼斯和教皇關系密切。耶路撒冷的情況也比較復雜。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在今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還有相當多的天主教徒，此外，伊斯坦布爾的加拉塔地區(qū)也有一些天主教徒。在匈牙利，奧斯曼蘇丹允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存在。有學者曾認為新教徒很受奧斯曼帝國的歡迎，因為加爾文派在匈牙利激烈反對奧斯曼人的最大敵人哈布斯堡王朝。不過，這并未導致奧斯曼人正式地支持匈牙利的新教徒。天主教的主教則不被允許住在奧斯曼領土上。

關于在征服阿拉伯地區(qū)后奧斯曼帝國境內非穆斯林的人口比例問題，學界并無統(tǒng)一看法，估算的比例大約在 20%—40%?？煽繑祿娜狈κ亲畲蟮恼系K。在 19 世紀晚期之前，奧斯曼帝國統(tǒng)計的是臣民的財富，而不是人口。如果說有統(tǒng)計的話，也只是針對那些需 要繳稅的人，通常也就是男性戶主，或者是需要服兵役的人。因此，在 19 世紀晚期之前，關于奧斯曼帝國某個地方的人口數量，人們只能估計。在 16 世紀初期奧斯曼帝國征服阿拉伯地區(qū)之前，其人口結構中非穆斯林仍占較大比重，而這些非穆斯林主要是希臘正教徒、亞美尼亞教派信徒和猶太教徒。根據巴爾坎的統(tǒng)計，在整個帝國范圍內，即便是在征服了阿拉伯地區(qū)以后，穆斯林人口也并未占據明 顯的優(yōu)勢，在 1520—1535 年的奧斯曼帝國人口中，基督徒的比重雖然已經少于一半，但可能仍然超過 40% ；可以說，其與穆斯林人口相比只是略低，幾乎是大體相當的。到 16 世紀中期的時候，巴爾干地區(qū)的人口中約有 18% 是穆斯林，城市地區(qū)的伊斯蘭化要比農村地區(qū)的程度深。從有限的數據可以推算出來，巴爾干地區(qū)的人口密度一直是小亞細亞的兩倍，阿拉伯地區(qū)的人口密度則更小。1850 年的時候，盡管希臘此前已經獨立出去了，巴爾干地區(qū)的人口仍占奧斯曼帝國總人口的一半。1906 年，盡管帝國能夠掌控的巴爾干領土已經不多了，但巴爾干地區(qū)的人口仍然占了奧斯曼帝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巴爾干地區(qū)的經濟比重長期以來都很大，而巴爾干地區(qū)的絕大部分人口是基督徒。一般認為，直到 19 世紀晚期之后，隨著大量基督教人口占優(yōu)勢的省份的失去，奧斯曼帝國才第一次成為穆斯林占絕對優(yōu)勢的帝國。

既然奧斯曼帝國大部分時間里都統(tǒng)治著大量的非穆斯林人口， 那么，他們總需要想一些辦法來汲取非穆斯林的人力資源。他們有一個飽受爭議的制度—“ 德武舍邁”（dev?irme，本義為“ 征召”），簡單來說就是從基督徒的邊遠農村征召主要是 10 歲到 15 歲左右的男孩。這些人被送到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大部分成為禁衛(wèi)軍的一員， 極少數出類拔萃者，經過嚴格且長期的教育，最終會成為帝國大員（統(tǒng)治精英），當然他們都皈依伊斯蘭教了?！?德武舍邁”就是所謂的“ 奴官制”，有時也被稱為“ 血稅”（blood tax）。此外，在奧斯曼帝國的后宮里面，有大量奴隸出身的甚至是從奴隸市場購買來的不同民族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到后來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其實是沒有真正法律意義上的婚姻的，他們的后宮有大量的女性，可以說都是他們的生育工具。像蘇萊曼大帝和許萊姆（Hurrem Sultan，約 1502—1558）正式舉行婚禮這種事，都算非常特殊的例外情況，而且在當時就爭議很大。

還有一點需要關注，就是所謂的“ 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一般認為，米勒特制度就是伊斯蘭帝國賦予境內不同宗 教團體以較大自治權的一種安排。學界對所謂“ 米勒特制度”問題曾經有很多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奧斯曼帝國在 19 世紀以前并沒有一種明確的制度設計意義上的“ 米勒特制度”，只有一些臨時性、特殊性的安排（ad hoc arrangements）；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奧斯曼帝國盡管可能沒有明確地設計一種叫作“ 米勒特制度”的體制，但在實踐中，又的確存在給予非穆斯林宗教共同體較大自治權的做法，而這是奧斯曼帝國內部治理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帝國要統(tǒng)治這么一個國土廣袤、文化多元、人口構成復雜的帝國，就必須倚重已有的傳統(tǒng)，實行某種“ 因俗而治”，才能最大程度地節(jié)約管理和行政成本。

奧斯曼帝國給人留下過很多謎團。關于它的建立，人們在過去常感困惑的是：那群僅有百十頂帳篷的突厥人，怎么就能建立這么偉大的一個帝國？關于它的崩潰，一般的理解也是西方崛起了，奧斯曼帝國落伍了，沒趕上西方的步子，成了西亞“ 病夫”，所以，在面對西方人時就被打敗了。這樣說很簡單，似乎也能說服大部分人。但其實，奧斯曼帝國的建立并不僅僅是蠻族部落靠軍事強力推動的結果，它是中東—地中海文明的優(yōu)秀繼承者。至于它的衰落和解體，也不只是歐洲人推動的，在奧斯曼帝國面對真實的西方沖擊之前，它的內部并沒有出現歐洲那樣的走向工商業(yè)文明的突破，后來它向歐洲學習也并不順利。更不必說，它內部還在 18 世紀后出現了強大的地方分裂主義勢力，而對這些，奧斯曼帝國無法通過內部的體制改革予以消化，這是它解體的內部原因。也就是說，對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不能完全從西方與奧斯曼之間的“ 沖擊—回應”這個視角來看。

分分合合這種事兒，對人生和歷史來說，都是經常出現的主題，只是每個人、每個民族因其特殊性而處于不同的階段罷了。近代歐洲的崛起的過程也是所謂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這個模式在歐洲出現得最早。從近代君主國到主權國家，有一個從貴族制/ 分權制到官僚制 / 集權制的轉變過程，中央政府的效能提高了，國家強大了。歐洲長期存在封建戰(zhàn)爭，尤其是三十年戰(zhàn)爭（1618—1648） 雖然帶來了長期戰(zhàn)亂和紛爭，但殘酷的競爭也增強了歐洲人的國家認同，帶來了軍事、技術和財政革命，使得近代歐洲國家的強大成 為現實（這就是所謂“戰(zhàn)爭造就國家”的命題）。

面對新形勢，19 世紀改革時代（Tanzimat，1839—1876）的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考慮給予國內所有民眾平等的地位（公民權），這當然是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尤其是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同時也 是一種外交上應付列強干預其內政的一個姿態(tài)或策略。這種平權主義的改革理念被稱為“ 奧斯曼主義”（Ottomanism），這意味著奧斯曼人想打造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奧斯曼國家。在整個國家內，無論你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不論你是哪個民族、哪個族群或哪個教派的人，在奧斯曼國民這個公民身份的意義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這是一種建立現代公民權的國族主義，這個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這可以視作奧斯曼國家要把自己整合成一個像西歐式的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所做出的努力，但遺憾的是最終并沒有成功。

奧斯曼主義傾向的改革之所以沒有挽救帝國，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族主義的發(fā)展以及外部列強的干涉。在構建一個新型的、基于平等公民權的現代主權國家的努力失敗后，奧斯曼帝國最終被內部的民族主義嚴重削弱，它以往統(tǒng)治的領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民族國家。希臘在 19 世紀上半葉率先獨立，后來巴爾干地區(qū)的不同基督教民族在帝國解體前都陸陸續(xù)續(xù)獲得了自治或者獨立的地位。

之后，奧斯曼帝國境內講土耳其語的穆斯林，也就是土耳其人，也不得不尋找和建構自己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關于什么是突厥人 / 土耳其人，作為一套近代民族觀念，最初也不是土耳其人自己提出來的。除了歷史上的波斯—阿拉伯語文獻那個傳統(tǒng)之外，對近代奧斯曼土耳其人來說，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東方學里找到的“ 土耳其”。從土耳其思想家的敘述中，我們很容易了解這個過程。在現代土耳其共和國選擇“ 土耳其”（Türkiye）為國名時，政治精英們也強調，歐洲人長期以來就是這么稱呼他們的，即歐洲人長期稱奧斯曼帝國為土耳其帝國。但實際上，“ 土耳其”在歐洲幾乎就跟“ 伊斯蘭”同義。歐洲人對“ 土耳其”的認知，經歷了一個從肯定 / 贊賞到恐懼再到蔑視的過程，變化主要是在啟蒙運動之后發(fā)生的，經歷啟蒙的歐洲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塑造為一個野蠻、專制和暴政的社會。

落后了的土耳其人逐漸被迫或主動去西方學習。留學時，他們會讀到很多西方人關于東方的著述。當然，那些著述的材料也是從東方獲取的，比如大量關于突厥—蒙古的歷史知識，就是來源于中國 的古代史書（當然也有波斯—阿拉伯的史書），但是，經過西方人的加工，這些知識又變成西方知識體系中所謂東方學的一部分。這是西方表述東方的方式，也是相對中性意義上文化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對土耳其人來說，將東方學中有關土耳其的部分譯介回奧斯曼帝國，就是通過西方的那個知識系統(tǒng)來了解自身，并建構自身的認同的必經之路。與此同時，那也是利用西方的知識和思想資源來消除對土 耳其的蔑視性史觀的手段。強勢的西方所帶來的有關東方（土耳其） 的知識，就成為東方與西方抗爭的“ 子之矛”，因為，土耳其民族主義興起后，其與西方的話語相對抗的武器，說到底還是西方生產的知識。這就跟我們在這一部分的引言中討論的“ 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類似，只不過在主題上，它們一個是民族的，一個是宗教的。

到 19 世紀末，大規(guī)模的連續(xù)喪權失地、經濟崩潰、列強入侵，已使奧斯曼帝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到 20 世紀初，民族主義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帝國轄下歐洲各省份大部分已經喪失或正在鬧獨立，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宗教，而且歐洲列強也利用宗教作為 瓦解奧斯曼帝國的工具。1912 年的巴爾干戰(zhàn)爭是該地區(qū)基督徒民族主義運動發(fā)展的頂峰，奧斯曼政府被巴爾干同盟國擊敗。戰(zhàn)爭中巴爾干地區(qū)的穆斯林群眾被大量屠殺，很多清真寺被毀掉，奧斯曼的文武官員大量逃亡，廣大穆斯林也被迫逃亡至伊斯坦布爾和安納托利亞。不過，這些就跟 20 世紀 90 年代南斯拉夫危機時穆斯林遭遇屠殺的情況類似，西方主流輿論是不太會關注的。1913 年，巴爾干戰(zhàn)爭結束。

人們一般把帝國的解體看成是它失敗的最重要標志。在 20 世紀初的時候，奧斯曼帝國就已經名存實亡了；“一戰(zhàn)”后，它被徹底肢解，從此一去不復返?！?一戰(zhàn)”中奧斯曼帝國失敗后，就出現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自決問題。這樣的一個簡單回顧使我們發(fā)現，在奧 斯曼帝國解體的過程中，不光是西方列強，實際上是所有原先屬于帝國的民族最終都拋棄了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可能是其中的最后 一批，他們最終也拋棄了奧斯曼帝國，所以，才會出現后文我們將 提到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對待帝國的那樣一種認知和態(tài)度，而當代所謂“ 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則是與此相對的另一種心態(tà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