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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jié)的新出發(fā)點是試圖在王氏的美學、他的心理學以及文史文物研究中找到一種連貫性。歷來對王國維研究的共識是他的《紅樓夢評論》（1904）與《人間詞話》（1910）間存在一個斷層，他早期的文哲階段與后來的文史階段之間則出現(xiàn)一個更大的斷層，甚至有人吐露《人間詞話》乃由西化歧途回歸傳統(tǒng)的欣慰。[1]葉嘉瑩批判王氏“完全用叔本華的哲學來解說《紅樓夢》”是一個“根本的缺點”，頗為尖銳。[2]采蘇聯(lián)的“別—車—杜體系”——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批評文藝者對王國維就更不客氣：“他是一位好歷史學家，好文字學家，好文學家，而卻是一位壞哲學家，是一位叔本華信徒，……?！盵3]

目前已有人挑戰(zhàn)這個共識，試圖重建《紅樓夢評論》與《人間詞話》之間的連貫性：王國維是專撿偏離傳統(tǒng)中國“文以載道”最遠的作品（《紅樓夢》）與文類（詞）來發(fā)揮叔本華的非功利、唯美的美學，并非《紅樓夢評論》走岔了、《人間詞話》柳暗花明。[4]表面上，《紅樓夢評論》通篇是叔本華的從生之苦中解脫的思想，《人間詞話》里只有一二處出現(xiàn)世紀末思想家的名字。[5]細觀之，這兩篇的所謂“斷層”是王氏看出了叔氏美學之不足，思以補充之：“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春，皆與叔本華為伴侶之時代也。……后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第四章內(nèi)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于其主觀的氣質(zhì)，而無關(guān)于客觀的知識?！盵6]《人間詞話》中對此作出修正：“自然中之物，互相關(guān)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shù)中也，必遺其關(guān)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gòu)之境，其材料必來之于自然，而其構(gòu)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盵7]這里已糾正了叔本華的片面性，即受困特殊時空關(guān)聯(lián)中的個體必擺脫充足理由律方達理念界的命題（也是變相的佛理）。但《人間詞話》中仍出現(xiàn)叔氏的物我兩忘說：“無我之境，人唯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yōu)美、一宏壯也。”[8]叔氏的擺脫個體性方臻永恒的整體性之玄學命題則被王氏人事化與歷史化：“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盵9]

在繼續(xù)探討王氏從叔本華的玄學另辟“必從自然之法則”，關(guān)心“客觀的知識”蹊徑前，必須對他唯美主義階段做一總結(jié)。在科學的紅學研究還沒建立，仍深陷索隱派的泥沼中時，王國維用非功利的角度去評論它，雖不脫叔本華玄學體系的“唯美”，總算是突破了陳年窠臼。這類象征主義超然物外意向再往前，甩掉了形而上學和神秘主義的包袱，就走到了蘇聯(lián)早期的形式主義（Formalism），乃是一種試圖確立“文學性”是什么的運動，為達此目的，必須將文學內(nèi)容、時代性，甚至作者都暫時抽掉，待確定“文學性”是什么后，它之為左派還是右派所用則屬功利層次的事。這個運動自然受到“別—車—杜體系”的打壓，卻在國外生根，成為20世紀文藝批評的主流。象征主義既反功利，遂提倡文學形式與內(nèi)容信息并重、形式即內(nèi)容，甚至符號本身即最高真理（內(nèi)容）的象征，待演變至蘇聯(lián)初期的極致主義（Acmeism）與未來主義（Futurism），就對前輩的神秘主義迷霧嗤之以鼻，轉(zhuǎn)而追求從“文字必須服侍文義”這個傳統(tǒng)教條底下解放文字本身。當時，維也納分析哲學與英國的數(shù)理邏輯正在澄清科學知識的形式結(jié)構(gòu)，俄國的文學工作者也走上文學的純形式分析之路，試圖先確立什么是“文學性”。這個形式主義雖云反象征主義，但仍是在后者替它掃除掉傳統(tǒng)的“文以載道”路障后，才從玄學的“唯美”進展至文藝科學對“文學事實”的確認。[10]王國維的唯美主義算是這個新軟件的最原初版本，但無損其為國內(nèi)第一介紹人的地位。

確立“文學事實”類似涂爾干在1895年之確立“社會事實”，是被接納入科學殿堂的一道必經(jīng)手續(xù)?，F(xiàn)代心理比它們先過了這道門坎。一般將現(xiàn)代心理學的誕生日定在1879年、馮特在萊比錫大學設(shè)立第一所心理實驗室之時，“心理學”這個名詞早已存在，但馮特仍被置于哲學系，待建實驗室，方成立心理所。[11]然則，“心理事實”這個新科研對象是如何從物理學、生物學、生理學處分離出來的？當時的一個嘗試是泛心論（Panpsychism），認為心靈實存在于萬物間，連石頭都有，唯有到了人類方臻全面，這不啻說物質(zhì)只是還未開苞的心靈。泛心論的提倡者包括實驗心理學的先驅(qū)費希納。[12]馮特本人也有此想，但較收斂。[13]

泛心論的確很容易與叔本華和哈特曼的“宇宙泛無意識”論混為一談，其實南轅北轍。前者完全為了替心理現(xiàn)象在學術(shù)殿堂里圈出地盤。但縱使有了地盤，當時實驗心理學僅限于對個體感知官能施以物理能量，視其神經(jīng)反應(yīng)，并予以數(shù)據(jù)化。因此，同一個費希納，棄現(xiàn)成的心理學一名不用，另創(chuàng)了“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cs）一詞。[14]初生的實驗心理學與物理學、生理學關(guān)系的確近些，與達爾文的生物學以及本能學說之類關(guān)系反而疏，實驗只看生理反應(yīng)，不追究觀察到的反應(yīng)是本能還是習慣。以觀察為主的實驗心理學更不會去碰“無意識”，甚至連夢都很少研究。達爾文主義、無意識說對學院派以外的深層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國民心理學、群眾（或暴民）心理學的影響反而大些。這類心理學是無法做實驗的，因此不是被歸入社會學、另類療法，就被視作野狐禪。不管是哪門子心理學，其誕生期都在“世紀末”。

王國維實乃中國第一批心理學教師。1903至1906年，王氏相繼在南通師范與蘇州師范學校主講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課程。清廷于1902年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在京師大學堂辦的師范館中方設(shè)有心理學，而首任心理學正教席服部宇之吉（1867—1939）亦于同年抵任。[15]歷來的王國維研究偏重從美學、詞學與國學的角度切入，忽略他曾任心理學教師和譯師的因素，他短短四年的心理學譯師和教師生涯就成為其思想傳記的一個遺漏了的環(huán)扣。

研究者固然沒忽視王氏這段期間對叔本華的狂熱，但僅此而已。作為心理學教師，京師大學堂的心理學正教席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學講義》多半是標準教材。因義和團事件耽擱，服部在上任前夕有空去實驗心理學的麥加萊比錫大學考察。該時王氏已在翻譯當時實驗心理學的教科書。[16]雖然他仍將實驗心理學家置于叔本華之下：“更觀叔氏以降之哲學，如翻希奈爾（費希納）、芬德（馮特）、赫爾德曼（哈特曼）等，無不受叔氏學說之影響，特如尼采，由叔氏之學說出，浸假而趨于叔氏反對點，然其超人之理想，其所負于叔氏之天才論者亦不少?！盵17]

當時心理學與哲學分家還不徹底，新興的實驗心理學亦未能獨占心理學域——今日何嘗不如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在學院外的影響實壓到實驗心理學。即使進入實驗階段，德國的現(xiàn)代心理學傳統(tǒng)多賴康德維護了“心靈”這個設(shè)定，方不致于淪落為去心靈的英美經(jīng)驗論。[18]王國維在1907年翻譯了丹麥人海甫定（Harald H?ffding，1843—1931）《心理學大綱》（The Outline ofPsychology，1882）的英譯版。此公亦著述哲學史，其哲學與心理學都是康德與叔本華這個路數(shù)的，與王國維同。[19]德國現(xiàn)代心理學既然與德國哲學如此糾結(jié)，故王氏的心理學階段易被其叔本華階段掩蓋，說不定王氏翻譯的心理學教科書達到的學生群遠超出他推銷叔本華的讀者群。

王國維學術(shù)生涯斷層論者總會引用他在30歲的自白：“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之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理論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之經(jīng)驗論?！蓖跏铣姓J有往文學中逃避之傾向，但此難成終生的職志：“今日之哲學界，自赫爾德曼（哈特曼）以后，未有敢于立一家系統(tǒng)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統(tǒng)，自創(chuàng)一新哲學，非愚則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學家，如德之芬德［馮特］，英之斯賓塞，但搜集科學之結(jié)果或古人之說，而綜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謂可信而不可愛者也。此外，所謂哲學家，則實哲學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卷，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家則又不愿，此亦疲于哲學之一原因也?！盵20]王國維與哲學訣別，如果是謝絕叔本華思想，則有論者謂他終身未能擺脫其陰影，至有自殺之結(jié)局，況且我們證明他30歲以后發(fā)表的《人間詞話》才是更成熟的叔本華美學。觀上文他將馮特與費希納亦算入“哲學”，并以一個以無意識立論的哈特曼為登峰造極之作（乃回顧而非前瞻之作），則其謝別的是世紀末的玄學化的美學，試圖往“不可愛”的實證論、經(jīng)驗論靠攏。

處此十字路口，王氏縱使向?qū)嵶C論、經(jīng)驗論靠攏，也無可能步入專業(yè)的實驗心理學，蓋中國至1917年始在北大設(shè)立第一個心理實驗室，隨后才有系。王國維心目中能替代哲學的是另一個更扎實的“人”觀，不是一個專業(yè)，以他的才華更難想象他以翻譯心理學教科書終其生。[21]康德老早懷疑心理學能否幫助對“人”的理解：理性心理學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它必涉及經(jīng)驗，但經(jīng)驗心理學無法將人的心靈量化、故無從做實驗，經(jīng)驗心理學必須訴諸人類學的實況觀察，輔之以文學、歷史與傳記提供的數(shù)據(jù)。[22]馮特執(zhí)行了這個綱領(lǐng)，從1900年開始，他寫作《民族心理學》（V?lkerpsychologie），至1920年去世時，共完成了10卷，蓋馮特從不認為那些用物理能量刺激人體感覺官能的實驗有助理解“更高的心理程序”，后者必須訴諸比較社會現(xiàn)象以及“人性的歷史”。[23]王國維在30歲以后從事的不正是文化史的研究嗎？